禪、魏晉風度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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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從本質上說，禪與文學藝術活動是相悖的。禪講“靜虛”，講“色空”，講“人中無我”、“法中無我”。所謂“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王蒙說這也不算徹底，如果什么也不說，什么也不寫，那才是真“禪”。蘇轍也說：“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即所謂“不說破”。）即無一點塵埃氣，便是禪的精神。但作為文學藝術恰恰相反，你必須要把他寫出來、畫出來、唱出來、表演出來，而且還要寫得、畫得、唱得、表演得好之又好，令讀者、觀眾能夠喜歡，能賣的出去，否則就無所謂“文學藝術”了。這與禪的“五蘊皆空”、“超脫”的根本宗旨是完全相悖的。

? ? ? 但是，講“林下氣息、魏晉風度”還是可以的。因為“魏晉風度”是一種入世受阻后的出世表現，實際上是極度的入世。他們追求個性的解放和自由，追求現世和即時的生活。所謂“放浪形骸，縱情山水”，那是不得意時的解脫或者通脫，與禪家之虛靜境界、超脫精神不是一回事。王羲之的“東床坦腹”、謝安的“嘯吟自若”、王子猷的“乘興而來、興盡而歸”、陶潛的“東籬種菊”，固然都是“魏晉風度”的表現，而嵇康、阮藉、阮咸、劉伶、王戎、向秀、山濤們的拋棄名教、嘯傲山林的“林下氣息”更是魏晉風度的有機組成部分。

? ? ? 阮藉不拘禮教。鄰有美少婦，當壚沽酒。他便常來此買酒喝，一喝便醉，一醉便睡，且是臥在少婦旁邊就睡。阮藉自己不避嫌，少婦之夫也不懷疑。還有人家有一女，才色雙全，未嫁而死。阮藉只認識這個姑娘，并不認識姑娘的家人，他“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大都如此。

? ? ? 嵇康與山濤是好朋友。山濤時在朝內為官，有意推薦嵇康暫時代他，結果引得嵇康寫了一篇《與山巨源絕交書》，從而斷絕了朋友間的來往；嵇康在一樹下打鐵，當時的貴公子鐘會（大書法家鐘繇之子）慕名來訪，嵇康因為看不起鐘會的為人，便不理會他，繼續打鐵。鐘會討了個沒趣，呆了好大一會便要離去。這時嵇康忽然發話：“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說：“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樣，便得罪了鐘會，招致了殺身之禍。臨刑前，嵇康要了一張古琴，彈了一曲《廣陵散》，成了“歷史的絕響”．．．．．．

? ? ? 魏晉名士、竹林七賢的作為表現雖有負面的社會效應，但終究引導了審美意識的高漲，成就了我國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

? ? ? “自然率真，平淡天成”，看似是一種風格的追求，其實，深層的氣息確在于作者的人生境界，寫作時的心境，以及對創作的態度。我們觀魏晉人的書法、讀魏晉人的詩賦文章、看他們的傳記故事，從中捕捉到的信息很多，但其中最引人入勝的是“水石潺緩，風竹相吞，爐煙方裊，草木自馨”的清曠，以及“寬袍大袖、飲酒聽琴、談玄終日”的卓然高致。

? ? ? “魏晉風度、林下氣息”，是一種人生境界、心理精神。它是由特定歷史、特定文化背景造就的特定的人生態度。它表面上出世，骨子里卻是深度的入世。它不但與佛家的“禪”的宗旨相悖，而且也與現當代某些數典忘祖的“行為藝術”不能同日而語。魏晉名士和竹林七賢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他們的行為表面怪異，其實是一種自然。阮藉“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這些都是性情所至，無造作之嫌。而當代某些“行為藝術”，尤其是以“行為”代替寫作的某些詩人，他們的“行為”就是一種事先設計好的“表演”，換句話說就是“作偽，”與魏晉名士相比，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更遑論“禪”了！

? ? ? 這說明什么呢？說明藝術可以學，而人生境界不可學。要以追求的行為實現無追求的境界，無異于東施效顰，結果大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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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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