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天空中的政治：為什么古人相信“觀天象而知人事”？

前者是一種政治文化，后者則是一種關于人命運的選擇術。而本文要重點關注的，則是這一與政治相關的天文星占學。

關注這一問題的原因是讀到海麟的大作《五星聚：星象中的天命轉移與王朝盛衰》。五星聚于某處是古代天命承轉最重要的天文星象，海麟在書中講了商周之變的天象，漢唐宋朝代更迭的五星聚，以天文星象為線索，以政治史的視角敷陳故事；書中還使用了大量的現代科技手段模擬出當時具體的歷史地理條件下的星圖，比較詳細地解讀了歷史上歷次“五行聚于某舍”（有的不是五星）的情況，指出很多都是在具體政治形勢或政治格局中杜撰的這一歷史事實。黃一農就曾經指出，中國歷史上的熒惑守心以現代天文學手段進行推算之后，往往都是杜撰，是配合具體政治事件的天文星占解釋。海麟書中也屢次提示這一點。

以現代科技手段對天象進行復原，對于搞清楚歷史真相當然有相當的助力，但讀罷此書之后也不禁令人思考：古人的天文星占學在政治生活中到底起什么重要的作用？或者說，對于古人來說，天象的絕對真實到底是否重要，政治中追求的是不是只是一種相對的真相，他們更看重的是天象以及它演生出的天文星占學在政治解釋和政治文化中的作用？如何理解這些問題，那么我們或者就要從海麟的寫作中向前更進一步，與古人處于同一境界，去理解天文星占學作為政治面相的游戲規則，去看古人到底以什么樣的方式看待這些他們描述出來的天象的具體意義。

《五星聚》，海麟著，后浪｜九州出版社 2023年10月。

武王克商的天象解釋

天象與政治相關，起源相當之早，《左傳》《國語》中已經有相當多的這類記載?！秶Z·周語下》記載周景王與伶州鳩關于七律的對話，就提到了武王伐紂時的天象：

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

《國語集解》，〔三國吳〕韋昭 注，徐元誥 集解，王樹民、沈長云 點校，中華書局 2019年8月。

這段話，如果讓一般人來看，無異于天書，每個字都認識，但如何破解其中的信息，則完全無從下手。我們先來解釋其中的關于古代天文學知識的意思：

“歲在鶉火”即歲星紀年法中的鶉火年。在春秋以前及戰國普遍采用是星歲或歲星紀年。將黃道附近的一周天，平均劃分為十二等分，以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作為其位置的名稱。歲星約十二年繞天一周，運行至鶉火位就記為鶉火年，十二年循環一次（但木星運行并非恰好是12年一周天，而是11.8622年一周天，因此每過80年歲星便發生一次超次現象，這種現象被稱為“超辰”）。后文中“日在析木之津”，是以十二星次紀日，意思就是運行到日躔至析木所在的那個位置；“天黿”是玄枵的別稱，“星在天黿”即辰星在玄枵。“月在天駟”即月亮運行到二十八星宿中房宿對應的位置。天駟就是房星。

另外，這其中還涉及到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知識——分野，將天上的星空與地上的國、州相對應，用以占驗吉兇。中國古代使用十二星次和二十八星宿劃分天區，將之與地理區域對應，十二星次和二十八星宿又構成對應關系，在戰國時代又加上了各諸侯國，漢代又改成各州的對應，列表如下（這個表后文還會頻繁用到）：

按照《國語》韋昭注的解釋，以上涉及的都是武王伐紂從出發東行開始，中間經過停留，又再次出發，渡過孟津，至此年冬至的日子。后人根據這一時間定點來判斷武王伐紂的具體時間，依據不同時期的歷法，所得的日期各異。但這并不是伶州鳩所言的重點，他要表達的是，這些日期中，星象的天命意涵：辰星和日、月交匯的位置，都在北方水位，這是顓頊建國之處，后來帝嚳則繼承了顓頊的帝業（顓頊為水德，而帝嚳為木德，殷以顓頊為先祖為水德，周以帝嚳為先祖為木德，現在周取代殷，就如帝嚳繼承顓頊）；姬姓出自天黿（玄枵）分野（周文王的父親是王季，王季的母親是太姜，太姜是逄伯陵之后，逄伯陵所在的是齊地，于星次為玄枵，所以說姬姓出自天黿）；到析木分野，涉及到建星和牽牛，則是先祖母太姜的侄兒伯陵之后逄公死后神主配食憑依的星宿。韋昭在給《國語》這一段作總結時說：“言天黿乃皇妣家之所憑依也，非但合于水木相承而已，又我實出于水家。”就是說周武王克商所選擇的時機，從星象上來說，昭示了水木相承，且合于其母家所出。由此看來，武王克商選擇的時機都與天象對應，而天象又與政治直接關聯。

中國古代的天文學，本身就具有一種政治文化屬性，或者說，它本身就是政治。從列國時代到帝國時代，天文學都始終在調試自身，以適應當時政治的需要。隨著時代的變遷，政治形勢的變化，天文學都在為時局和政事提供合理性解釋，以證明其合法性與正當性。換句話說，中國古代的天文學是天空中的政治。

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之《天象分野圖》。

隨時而變：

天文星占學的調整

在戰國時代，戰爭是列國之間最常見的政治行為，天文學在此時最大的服務對象就是戰爭。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談及戰國時代的天文學時指出：“田氏篡齊，三家分晉，并為戰國。爭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睉饑詠淼牧袊鵂幇院图娌馉?，讓天文星占之學與戰爭的關系尤其密切。并且，這種與戰爭的關系還會隨著時代不同實時調整，以滿足時代的需要，這里舉一個“陰國”、“陽國”的例子來加以說明。

《史記·天官書》上說：“昴、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薄妒酚浾x》：“天街二星，在畢、昴間，主國界也。街南為華夏之國，街北為夷狄之國?！碧拼畲撅L《觀象玩占》中說：“畢主河、山以南，中國也。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昴畢之間謂之天街，陰陽兩界之所。分畢為陽國，昴為陰國?！逼渲械暮又更S河，山指華山。結合這三者可以知道，以二十八星宿中的昴宿和畢宿為天街，以南為華夏，以北為夷狄，也就是說，夷夏的分野就以昴、畢二宿為準。在《天官書》的另一處地方，還有對陰國、陽國更加詳細的描述：

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

意思是秦并天下以后，天上以昴畢為界，地上以河山為界，其東南為中國（中夏之國，下同），其西北為夷狄。東南為陽國，而西北為陰國。以昴畢二宿為準，將日月五星分成兩組，凡是占驗中國，則以日、歲星（木）、熒惑（火）、填星（土）為準，凡是占驗夷狄，則以月、太白（金）、辰星（水）為準。

司馬遷區分夷狄與中國的陰陽，依據的是星占學上的昴畢分野，在“大一統”思維下，這種劃分沒有問題，也不會成為問題。但是，在馬王堆帛書《五星占》中，卻有另外一份區分陰陽的名單：

越、齊〔韓、趙、魏者〕，荊、秦之陽也；齊者，燕、趙、魏之陽也；魏者，韓、趙之陽也；韓者，秦、趙之陽也；秦者，翟之陽也，以南北進退占之。

帛書《五星占》的描述，恰好就是戰國時代諸侯國的相對位置。相對于秦、楚而言，越地、齊國、韓國、趙國、魏國在其東南；相對于燕國、趙國、魏國而言，齊國在其東南；相對于韓國、趙國而言，魏國在其東南；相對于秦國、趙國而言，韓國是在東南；相對于翟而言，秦國在其東南。這種陰國、陽國的描述，恰好與司馬遷所描述的夷狄與中國的陰陽方位相同。

由此我們知道，原來在戰國時代，陰國、陽國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諸夏各國也以方位來區分陰國與陽國，a在b之東南，則a為陽國，b為陰國。但是到了秦統一中國之后，在當時中國概念中的各國消失了，這種陰國、陽國的概念就被用來指稱中國與夷狄的地理位置關系。這一概念所實用的邊界，實際上是隨著政治格局的變化在不斷調整。

《天地之間》，邱靖嘉著，中華書局 2020年12月。

與之類似的，是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的天文分野系統，邱靖嘉就指出，從戰國時代到漢代，不同時代以不同的地理區域對應天文分野，實際上也是天文星占之學在不同的時代，針對不同的政區地理形式，作出的適應性的調整。從《淮南子·天文》、銀雀山漢墓《占書》、馬王堆帛書《日月風雨云氣占》等文獻的十三國到《史記·天官書》十二州，這種調整體現得尤為明顯。

除了這種對原有概念的調整之外，隨時代變化而在原有的天文星占知識中增加沒有的內容，也應該被看成調整的一部分。如馬王堆帛書《五星占》中的中央土黃帝：

中央土，其帝黃帝，其丞后土，其神上為填星，實填州星。歲【□□□□□□□□】。（既）巳（已）處之，有（又）【西】東去之，其國兇，土地榣（搖），不可興〈與（舉）〉事用兵，戰斲（斗）不勝。所往之野吉，得土。填之所久處，其國有德、土地，吉。填星司失【□□□□□□□□□□□□】□?（隨）丘□【□□】大起土攻（功）。若用兵者、攻伐填之野者，其咎短命亡。孫子毋（無）處。中央分土，其日戊巳，月立（位）正中=（中，中）國有之。

這一段占辭是降中央土與黃帝、填星（土星）、十二地支中的戊己聯系，還講了填星運行失常將會導致的災異。相似的內容又見于《史記·天官書》：

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

《天官書》中同樣也將中央與黃帝、填星、戊己等聯系起來，也講了填星失行會導致的災異。司馬遷應該是繼承了《五星占》所代表的天文學說。但不同的是“主德，女主象”以及“得女”、“失女”等內容。加上了這些內容的原因，這恐怕和漢代的女主政治以及郊祀有關。漢初呂后稱制，給西漢政治造成的影響不言而喻。這種影響反映在天文星占知識中，表現為將女主與星象聯系。傳世文獻中這類記載的突然增多，可以看成是對當時政治的一種反映。另外，所以會將女主與土聯系，與在郊祀中祭祀太一與后土的“王者父天母地”的觀念有關系，皇帝稱天子，為上天之子，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雖然沒有禮學上的依據，但是卻是周代以來“天子”概念衍生出的一種通識性認識。而在秦統一天下之后，天子的概念被神化，以地為母的認識也就得到了強化。所以《天官書》稱為“女主象”。

將填星與女主相聯系的說法在《五星占》實際所反映的戰國時代還沒有，可能是漢初占星家受到漢初皇后長期執政的政治環境的影響，結合后土觀念而重新發明的觀念。由此推測，這一關于“女主象”的說法的增加，正是當時政治現實的反映。

由上述的內容可以看出，天文星占學始終在試圖為現實政治局勢的變化，尋找天文學上的依據，調整原有的知識系統，在原有知識中假如新知識以解釋現實，是其適應現實的兩種基本手段。

《制天命而用》，黃一農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

受命與天象

不少人讀《史記》其實并不理解，為什么司馬遷要將劉邦在沛縣時，以及爭奪天下時流氓的一面寫出來，將項羽放在本紀中，對他表示深切的同情。這不是抹黑漢高祖的行為嗎，為什么他還沒有被當時的漢武帝下獄處死，反而在李陵之禍以后，讓他擔任了皇帝最重要的近臣之一中書令，最終讓《史記》得以完成。

細讀《史記·高祖本紀》《漢書·高帝紀》，大家也許會發現一處細微的差別：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系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系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

班固改編司馬遷之文而來，唯一不同的就是多了這句“五星聚于東井”。這一句是班固原創的嗎？不是，這是從司馬遷的《史記·天官書》抄來的。《天官書》中說：“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卑喙讨皇菍⑺麖摹短旃贂分邪崃诉^來。那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開元占經》中就說：“歲星所在，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边@句話是說，金木水火土五星同聚于二十八星宿中某一宿，那么這一宿所在分野之下的國君可以以行仁義而得天下。東井是戰國時代秦國的分野，所在地區就是關中地區，而此時恰好是劉邦已經占據了關中地區，所以“五星聚于東井”，正是漢家得天命的象征。

那么司馬遷為什么不把這一條關鍵內容寫進《高祖本紀》里，反而要寫劉邦的少年“黑歷史”呢？其實就是史筆中的互見。塑造劉邦的任俠無賴形象，而這樣的人也能以五年而有天下，除了天命以外，實在是無法解釋。如后來者讀到《天官書》“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一段時，又回過味來，原來天命確實在漢，無怪乎劉邦能以亭長起事，區區五載就能得到天下，天象昭昭，原來所以定此年為漢元年的奧秘在這里。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的寫作目標，實在所言非虛。這種互見的手法，較之班固直書其事的筆法，又要高出一個層次。而兩者之間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從天文星占之學的角度上，充分彰顯漢家得天命的合法性和正統性。

明嘉靖吳悌《昊天成象圖》

三國時代，魏蜀吳三家為了說明自家繼漢以后而得天命，在禪代和繼統上利用天文星占之學大做文章。《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引《獻帝傳》中記載的許芝奏魏當代漢的天象依據時說：

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并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

這里用了兩個故事，一是武王伐紂時歲星在鶉火，是周的分野；一是五星聚于東井，東井乃是漢所據的秦故地的分野；大梁是魏的分野。此時的曹丕已經繼承了曹操的魏王爵位，歲星在大梁，意味著魏當據天命而代漢。

《三國志·蜀志·先主傳》記載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漢稱帝，改元黃初，當時流傳漢獻帝被害，劉備遂為獻帝發喪，于是群臣因上表：

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群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為天綱，經曰“帝星處之，眾邪消亡”。

漢高祖興起時，五星聚于東井，此時蜀漢只有四星，但這并不影響劉備受命。因為按照當時的解釋，只候歲星也是可以的。歲星在西，意味著西邊而不是東邊（孫吳）和中原（曹魏）會有受命之主，但當時獻帝還在，群臣都不敢表態。等到現在熒惑再次和歲星相遇在胃昴畢三宿，胃昴畢三宿屬西方白虎，本來應該是冀州的分野，但這里只取西方之意。說明受命之主，就是在中國之西，益州之地，就是劉備。但劉備是中山靖王之后，他從道理上不能代漢稱帝，因此就號為“中興”。

可以看出，魏蜀雙方，在論證誰該受命的問題上，對天象進行了靈活的解釋，找到前代依據，根據天象對證據進行組織加以靈活解釋，結合自身需要，在曹魏則為禪代而受命，在蜀漢則如光武之中興。

《敦煌星圖（甲本）》橫卷局部，大英圖書館藏。

如何面對天象災異

在古代，大量的天象從天文星占學上來看都是災異，《續漢書·天文志》《晉書·天文志》中都有明確解釋，面對這些災異時，如何面對，就成為當政者始終要面對的政治文化難題。

《左傳》中，就有楚昭王應對天象災異的記錄，《左傳·哀公六年》：

是歲也，有云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

這一年，有如同赤鳥群的云夾著太陽飄飛了三天。楚王派人詢問周太史。周太史說：“那是應當應驗在君王身上災異！要是禳祭，就可以轉移到令尹、司馬身上。”楚王說：“去除腹心的疾病，卻把它放到大腿、胳膊上，有什么好處？我沒有大過錯，上天能讓我夭折嗎？有罪受懲罰，又能轉移到哪里？”于是便不禳祭。

《春秋左傳注》，楊伯峻編著，中華書局 2017年1月。

孔子對這件事的評價是“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楚昭王是知道大道的，他沒有失去國家，是理固宜然之事?？梢?，從儒家倫理道德來看，楚昭王的行動是符合其對君主品德的要求的。

不過后世確實有君主相信災異可以轉移。這就涉及到即使現在仍然被許多人知道的災異——熒惑守心。熒惑就是火星，在星占學上是兇星；心宿在星占學上象征明堂，是天子布政之宮。熒惑守心是巨大的災異，意味著這是君主的死亡。

西漢成帝年間有過一次熒惑守心。據《漢書·翟方進傳》：

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李）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勠？闔府三百余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兇?！?/p>

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并臻，民被饑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奸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 方進即日自殺。

漢成帝綏和二年發生了熒惑守心，丞相翟方進此時十分憂心，丞相府中的掾史李尋委婉地勸諫翟方進及時采取措施，避免丞相府中三百余官吏被連坐，但翟方進沒有下定決心。這事漢成帝身邊的近侍賁（讀作霸）麗告訴漢成帝可以將災異轉移到“大臣”身上。在這樣的情況下，成帝召見了翟方進。翟方進被召見以后，還未回到丞相府，成帝又派人來以災異責難他，希望能夠在“朕既已改”的情況下，“強食慎職”而審處，意思就是逼迫翟方進自殺。果然第二天翟方進就自殺了。不過翟方進之死并沒有為成帝轉移走這次災異，漢成帝也在這一年死去。

《星占學與漢代社會研究》，甄盡忠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8年10月。

但熒惑守心并非全是壞事，轉換視角看待這個問題，還能在正統競爭中找到優勢?！稌x書·天文志》引《蜀記》：

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為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征也?！卑溉龂凡o熒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太微。

黃權是蜀漢降臣。明帝問他天下三分鼎立，誰家是正統，黃權說應該以天象為準。曾經熒惑守心，文帝就死了，熒惑守心是天子死亡的象征，吳、蜀二主無事，死的是魏文帝曹丕，因此從天象上來說，魏文帝就是天子，曹魏就是正統?！稌x書·天文志》說當是熒惑入太微，其實差別不大，星占學上太微為天庭，是天帝所在之地，對應的就是人間帝王。黃權作為降臣以此來吹捧魏明帝，大概確實能讓魏明帝大悅。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在中國古代，基于“天人感應”學說的天文星占之學與人間政治關系密切，在許多政治場合中，天象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天文星占知識有選擇性地解釋天象，是政治實踐中的重要內容。而天空不再是自然的天空，而是政治的天空和道德的天空，天空中有政治文化，更有政治。

撰文／馮夷

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

校對／王心

責任編輯：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天空中的政治：为什么古人相信“观天象而知人事”？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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