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上有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電車難題。

假設你駕駛一輛電車，而電車突然失控，這時，你必須在面前的兩條軌道中二選一，但問題在于，一條軌道上站著五個人，另一條軌道上站著一個人。無論沖向哪條軌道，都必然出現傷亡，你會怎么選擇呢？

后來，美國哲學家湯姆森對上述假設做了改進。

你在天橋上看到了以下情景：一輛失控的電車即將沖向軌道上的五個人，這時司機沒有第二個岔道可選。而你身邊正好站了一個胖子，如果把這個胖子推下去，恰好能塞住軌道，拯救那五個人。你會怎么做？

在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在公開課中講過電車難題的案例之后，相信不會再有人把它看成過家家似的智力游戲或幼稚的腦筋急轉彎了。關于電車難題的各種版本和延伸解讀，也已經多如牛毛，甚至有人專門寫了一本《電車難題》來探討這一話題。上述種種在此不再一一贅述。

你不妨也在心里默默做一個選擇。

其實，多次調查結果顯示，面對第一種情景，更多人愿意以犧牲一個人來拯救五個人，但在第二種情景中，很少人愿意以犧牲一個人來拯救五個人。至于哪種選擇更合理，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不過，這不是我要討論的重點。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有確定無疑的答案，并不是所有發問都期待一個確定無疑的答案，因為在哲學上，問題從來要比答案珍貴。不同的答案對應著不同的假設和邏輯起點，這才是哲學要找的“七寸”。

面對第一種情景，更多人愿意以犧牲一個人來拯救五個人，是因為他們做了一個簡單的數學運算。犧牲一個人總比犧牲五個人好，“兩害相權取其輕”。但在第二種情景中，他們的道德直覺不再支持這種數學運算。因為胖子也是一條生命，而生命無價，所以我們不能進行一和五的比較，強行將置身事外的胖子推下去。

這引出了倫理學上兩個著名的派別：功利主義和義務論。

功利主義注重實效和結果，其代表人物邊沁提出一個原則：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一思想極其偉大，我們的各級政府組織致力于促進經濟發展、增進社會福利，各類社會組織致力于追求整體利潤、提高成員待遇，大體上都是功利主義的思路。當然，這些都是籠統的功利主義，而精致的功利主義是經不起仔細推敲的。比如，“幸福”是一種純主觀的感受，要怎么量化、加總？在實現群體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少數人的幸福是否就該被踐踏？只看善果不看善行，是否混淆了現實中真實發生的是非善惡？當然，這是后話。

義務論則強調動機和人本身的價值，比如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以人為目的，而不應以人為手段。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人僅僅因其為人而值得尊重，人不是因為他（她）的財富、相貌、種族、地位等而值得尊重，同時，人不能成為其他目標的手段和工具。應用到電車難題中就是，胖子因為是人而不應被殺害，他不是拯救別人的手段和工具，盡管他的體型很適合軌道。當然，義務論也不是無懈可擊。

不過，這跟《三體》系列有什么關系呢？如果你思維敏捷的話，一定會發現，《三體》中到處充滿了功利主義和義務論的辯難。

這種交鋒最集中地體現在“圣母”程心與“暴君”維德兩個人身上。

程心自帶“圣母”光環，總能讓周圍的人感受到慈愛和善良，而維德則咄咄逼人，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但放在《三體》的故事情節中，讀者并不會太同情程心，因為她在地球的引力波發射臺被摧毀的過程中，始終沒有啟動引力波廣播，把人類推向了死亡的邊緣。又是她，在維德與聯邦政府武裝對峙的過程中，命令維德終止光速飛船的研制并投降，從而葬送了人類逃脫降維打擊的機會。

相反，維德卻贏得了多數讀者的同情。他暗殺瓦季姆是為了獲取一顆能送進敵人心臟的大腦，他刺殺程心是為了讓自己成功當選“執劍人”，從而建立威懾度更高的黑暗森林威懾，他與聯邦政府對峙是為了給人類爭取逃出太陽系的機會。總之，為了人類的生存和勝利，他的不擇手段似乎沒那么不可接受。

與其說是兩種性格的沖突，不如說是兩種道德觀的交鋒。

在劉慈欣所描述的極端情景中，功利與道義的撕扯變成了生死抉擇。

在人類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堅持愛與善的程心顯得極其迂腐。智子曾輕蔑地說道：“在我們的人格分析系統中，你的威懾度在百分之十上下波動，像一條爬行的小蚯蚓。”網友也不無揶揄地說：“《三體》講述了兩個女人犯傻的故事：一個說我在這兒，來打我吧；另一個說，我絕對不還手。”這“另一個”就是程心。而在拯救人類文明的旗幟下，不惜僭越道德界限，化身為魔而普度眾生的維德們卻成了令人敬仰的英雄。

維德說：“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是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連生存都無法保證，又談何人性呢？如果我們承認人是以獸性為起點的生物，當然應該在“失去很多”和“失去一切”中選擇前者。

其實，劉慈欣在書中也給出了另一種答案：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意思是，與其為一個文明徒勞續命，不如擁抱短暫的、燦爛的文明，充分彰顯人性的尊嚴。與之類似的一句話是：給時光以生命，而不是給生命以時光。如果只是以生存為最終目的，那我們在死亡面前注定是失敗者。為自己爭取到再長的生命，又能怎樣呢？關鍵是我們曾經全然地活過！

不過，理論的言之鑿鑿并不能安撫我們面對現實選擇時的焦慮。

人在極端嚴酷的生存環境中，難道還要為自己的求生意志做辯護嗎？以太平盛世的道德觀來批判絕境中的人難道不是另一種偽善和粗暴嗎？相信大家都看過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當一個人回歸正常的人類社會后，他心中的老虎自然就會離開，因為人的獸性只在特定的環境下才會出現。嗯，但愿如此吧。

但反過來，如果你自己就是在極端環境中被獻祭的那一個呢？你還認為生存是天經地義的優先項嗎？在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的情況下，在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過程中，誰應該是被犧牲掉的那個少數呢？被章北海殺害的三個領導？被維德暗殺的瓦季姆？甚至，被“星環”號和星艦地球成員拋棄的整個人類？而且，我們自己極有可能是被犧牲掉的那個面目模糊的大多數，這時候你是不是也會質問，憑什么駕駛光速飛船逃出降維打擊的是程心和艾AA而不是我們？

這讓我想到了劉慈欣和江曉原的著名的“酒吧對話”。劉慈欣：在一個太平盛世，這種不相信的后果好像還不是很嚴重，但是在一些極端時刻來臨之時就不是這樣了。看來我們的討論怎么走都要走到終極目的上來。可以簡化世界圖景，做個思想實驗。假如人類世界只剩你、我、她（指主持人）了，我們三個攜帶著人類文明的一切。而咱倆必須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嗎？

江曉原：我不吃。

劉慈欣：可是宇宙的全部文明都集中在咱倆手上，莎士比亞、愛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話，這些文明就要隨著你這個不負責任的舉動完全湮滅了。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們都消失了，一片黑暗，這當中沒有人性不人性。現在選擇不人性，而在將來，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機會重新萌發。

江曉原：吃，還是不吃，這個問題不是科學能夠解決的。我覺得不吃比選擇吃更負責任。如果吃，就是把人性丟失了。人類經過漫長的進化，才有了今天的這點人性，我不能就這樣丟失了。我要我們三個人一起奮斗，看看有沒有機會生存下去。

劉慈欣：我們假設的前提就是要么我倆活，要么三人一起滅亡，這是很有力的一個思想實驗。被毀滅是鐵一般的事實，就像一堵墻那樣橫在面前，我曾在《流浪地球》中寫到一句：這墻向上無限高，向下無限深，向左無限遠，向右無限遠，這墻是什么？那就是死亡。

江曉原：這讓我想到影片《星際戰艦卡拉狄加》中最深刻的問題。“為什么人類還值得拯救？”在你剛才設想的場景中，我們吃了她就丟失了人性，一個丟失了人性的人類，就已經自絕于莎士比亞、愛因斯坦、歌德……還有什么拯救的必要？

筆者無法為這場辯論畫上句號，而任何聲稱能為其畫上句號的方案都值得警惕。

我們還將在或尋常或極端的境遇中，時時處處遭遇艱難的道德抉擇，一念成魔，一念成佛，全看你自己。不過，能夠直面永遠無法解決的難題，恐怕正是人類的尊嚴所在，而任何試圖終止這種糾結的做法，才是最大的惡。

咸魚佳俊的思考：從人人平等的角度來說：平等的是人格。可笑的是，人不止人格，還有人位。人們默認允許人位的不平等。而人的生命問題同時牽扯人格和人位的衡量。所以在人格上，一個人的生命和五個人的生命平等。但人位上不平等。那應該遵循那個判斷標準呢？需要看人位上究竟有多不平等。但人位上的不平等的程度大于了人們對于人格平等的重視度，那就遵循人位上的判斷，向著價值高的方向做決策。否則就應人格平等。此時，化為的行為是，不做抉擇。而是在不同的情形下，尋找其他解救辦法，而不是決定犧牲哪部分。*另外，任何時候的決策不應由一人做出決定。而應該是化大部分為一體的價值評判下進行決策。關于人位上的不平等的程度與對于人格平等的重視度是怎么判斷的？每個人的對于人格平等的重視度是不同的。會有一個社會公認度才行。100差不多吧。我覺得。：(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圣母”程心VS“暴君”维德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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