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之后見生機。

　　“最棒的投資，往往發生在市場下行或拐點階段，這個時期會淘汰競爭對手，存活下來才有權利進入快車道，吃掉危機之后的市場真空，成為巨頭，這樣的故事已經發生在谷歌和 Facebook 身上。”

　　這是硅谷投資人、企業家張璐，近日在雷鋒網采訪中的一段表述。她創立并管理著一家上億美元投資公司 Fusion Fund，專注于美國市場新興技術類初創公司的投資，其投資重點主要聚焦在醫療、企業和工業等 2B 屬性強烈的初創科技企業，也是硅谷新一代早期投資領軍機構。

　　2017 年，張璐入選福布斯美國 30 位 30 歲以下精英榜單，也是第一個當選美國版投資行業主題人物的華人，同年 4 月她又入選福布斯亞洲榜單，2018 年，她被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選為全球青年領袖。

　　毋庸置疑，新冠肺炎疫情及對經濟的沖擊將對整個風險投資行業帶來深遠的影響，所有的創業生態都面臨著沖擊。此前，美國的一份調查顯示，美國 70% 的科技企業或暫停招聘或裁員。對于創業者來說，最大的困難就是怎么讓企業活下去，而活下去首先就需要充足的現金流。

　　不幸的是，資本市場也剛經歷了黑色三月，美股史無前例的出現四次熔斷，中后期投資一片哀鴻，Uber 股價一個月腰斬對半，多家創業企業延遲上市。資本紛紛向穩健型企業靠攏，所有投資都在放緩或者暫停，短期不可能有大量資本涌入投資環節。

　　“整體投資環境已經進入衰退期，可能會是U型不是V型。這一段時間，很多企業可能短期無法上市，價值表現會有影響。”

　　2020 年，新冠肺炎這只“黑天鵝，對硅谷 VC 投資圈造成了哪些沖擊？現階段，投資人最關心初創項目的哪些關鍵要素？未來的投資機會在哪里？

　　圍繞這些問題，雷鋒網與張璐進行了一次專訪。

　　以下是雷鋒網與張璐的對話內容

　　雷鋒網：疫情爆發之后，硅谷 VC 圈的工作是否會受到影響？

　　張璐：整個行業確實受到影響，但是無論是科技圈還是風投圈，硅谷的公司一直都有遠程工作機制。我們正常開例會，和創業者、合伙人溝通。但是，很多 VC 考慮整體市場環境下行，投資節奏會放緩，策略也會調整，資金會轉向現金流比較好的企業，更多會在 toB 領域，也會更多流向支持已投資項目。

　　這是大環境的變化，對我們自身影響并不大，因為 to B 方向的投資一直是 Fusion Fund 的主要戰略，包括工業和醫療類企業。這些投資對象在市場波動的時候，現金流和生命力反而會比較好。

　　我們的投資戰略沒有太多調整，一直都有預留2/3 的資本是跟進投資，繼續支持項目的中后期發展。我們會更關注已投的 50 多家企業，對于新項目，在投資的同時也會更加謹慎。

　　VC 投資本身就分為早期、中期、后期，現在挑戰最大的是中后期。因為市場資本不活躍，二級股票市場震蕩，資本退出會受到影響。

　　但是對于我們做中早期的基金，實際上最好的投資時期就是在市場低潮期，這個階段容易出現優質的企業，估值比較低而且資本投資會更加集中。

　　資本投資效率比較高，可以以較少的資本獲得更優質的投資項目。

　　雷鋒網：Fusion Fund 投資方向非常廣泛，比如AI 醫療、平臺技術、數據安全都有涉及，這背后有怎樣的思考？完全不同的領域，有哪些共同的投資邏輯？

　　張璐：之前我們投資過平臺型的公司，但是從 16、17 年開始，更專注于三個領域：醫療型應用技術、工業型應用技術、企業型應用技術，這些領域的屬性都是 to B，有相應的技術門檻和技術內核，市場規模又很大。

　　不投 to C 是因為我們也從全球化視野去看待投資機會，首先硅谷 14 年左右，toC 商業創新就走到了瓶頸期。未來科技競爭是全球化的，中國在 to C 端的應用做得最好，美國企業很難在（to C）這個層面去抗衡。硅谷創新著眼的也是全球領先優勢，所以我們更專注于硅谷全球最領先的領域布局。

　　我投資的背后是三個關鍵詞：實現數據價值、軟硬件整合、行業效能提升。

　　實現數據價值：人工智能、邊緣計算這些新技術應用的背后基礎就是數據，高質量、高數量、標簽化的數據。而數據未來也會變成一種資產，個人化的數字資產，企業、工業的數字資產。我們很早就在投資和布局實現數據價值的平臺型技術。

　　軟硬件整合：實現數據價值更重要的是控制硬件層，因為硬件層是數據的入口。過去大家很推崇 Software eats the world（軟件吞噬整個世界）。但是，從 2016 年開始，無論是 AI，還是邊緣計算，這些新技術的應用都需要結合在硬件層。同時大規模低成本的傳感器進入市場，也讓硬件層不再重資本和長周期。

　　新的傳感器造就新時代的硬件層。現在的初創企業和投資人都需要理解軟硬件的整合，通過掌握整合，實現更好的技術產品壁壘。

　　行業效能提升：我們投資的這些行業背后都存在效能提升的問題，迫切需要降低不斷增長的成本，效能提升的關鍵就依靠新技術助力，同時也包括更有效率地使用資本。

　　從投資趨勢上，我們在推行三個行業數字化轉型：

　　在醫療層面，大家提倡用技術為人類賦能，而未來兩者會進一步整合，甚至人會成為技術的一部分，通過這種方式進展為超級人類；

　　在工業層面，可以在傳統工業生產中應用新技術，提升生產效率；

　　在企業層面，通過數據化轉型提高企業運營效率，降低成本，優化決策。

　　Fusion Fund 的整體投資邏輯背后分成上面的三個關鍵點，這三個關鍵點又和三個領域緊密相連。從 2015 年開始，我們就看到這樣的機會，開始早期布局。

　　雷鋒網：與大資本相比的話，Fusion Fund 在美國投資圈屬于什么樣的存在？

　　張璐：和成立 40 多年的紅杉、NEA 這些十幾億規模的基金相比，我們確實比較年輕，我是 2015 年創立的 Fusion Fund。而且，硅谷最頂尖基金都是傳統白人男性，還沒有任何少數族裔、女性創立的基金。從這兩個角度來看，我們確實是一個少數派。但是我們過去幾年布局的持續布局，讓我們看到了被傳統基金忽視的巨大潛力市場。

　　我們和這些大資本有比較好的戰略合作關系，比如 NEA 的董事之一 Phil Paul，是我個人的 Mentor，他今年 84 歲了，許多硅谷頂尖基金，都在他在 40 年前參與創始投資的，他 17 年也成為了我們基金的顧問，他非常看好我們的潛力。

　　2015 年，我們的基金成立。同期成立的中小型基金全美就有 200 多家，現在這一批基金中，基金投資人說我們的基金表現能排到全美前五。

　　媒體總結我們為“智庫型”投資機構，因為我們開始就花很多時間和資源深度分析行業和技術，包括建立合作緊密的學術、行業專家網絡。我們去年創立了自己的 CXO 網絡，和超過 30 家 500 強企業C-level（CTO，CDO，CIO）緊密合作，深挖行業需求和技術整合的機會，每個季度都有各個主題的行業報告。

　　這種智庫型投資方法論，也讓我們更清晰的看到真正的趨勢，而不會去跟隨任何熱點詞匯，當新企業找上門時，我們也已經很明確行業情況、企業市場規模、退出可能性，不再需要從頭分析。

　　除了分析行業，我們也會去分析人，尤其是那批最優秀的連續成功創業者動向，從人才角度獲取先機。

　　雷鋒網：Fusion Fund 有哪些被投企業超過了自己的期望值？對于企業的選擇有什么特別的標準？

　　張璐：美國的并購市場非常活躍，70% 的投資退出都是通過收并購，這點和中國很不一樣。我們在投資之前，就分析潛在買方是誰、收并購價格、范圍和時間。而且，Fusion Fund 更看重的是企業收入而不是估值，因為 B2B 企業一旦獲得市場驗證，就可以獲得大企業的產品訂單，哪怕團隊只有 10 幾個人。

　　曾經，硅谷也有盲目追求高估值的問題，特別是 to C 企業，一直沒有自我造血能力，但用戶增長很快，估值高了下一輪融資又無法證明價值，只好再盲目開拓新方向。

　　我可以舉一個我們投資的超預期的案例，這家公司最終被寶潔收購。這是一家女性健康用品公司 This is L，我們是最早的投資人，三年半時間獲得了 10 多倍回報。這家公司的最大特點是兩輪融資不超過 200 萬美金，但做到 3000 萬美金年收入，之所以超預期，也是因為其對于資本的使用效率很高。當時我們還想繼續投，但是他們已經不需要 VC 資本了。

　　另外我們很看重企業對于技術成本的把控，不只是技術本身成本，還有技術和原有系統的整合成本是否夠低，是否流暢，這對技術的快速應用和推廣重要且關鍵。

　　過去人工智能發展一個很大的誤區就是只注重產品功能，但忽略與用戶現有系統、工作站的整合對接，這是非常錯誤的。人工智能產品易用性非常重要，應該像傻瓜相機一樣，讓所有教育背景、技術背景的人都可以直接使用。我們不會投資一個最好的技術，但是會投資一個可以快速在行業應用的產品。

　　而且現階段人工智能應用的定位應該是賦能，而不是替代。例如嘗試讓數據工程師變成一個數據科學家，這種賦能是大公司非常愿意快速買單的。

　　雷鋒網：一家 toB 公司如何獲得投資人的青睞，有人認為是技術，有人認為是銷售關系網，你是如何看待？

　　張璐：我們認為行業不需要最好的技術，而是足夠好的技術。足夠好是讓行業更好、更快、更便宜，而不是一定是最好。

　　因為，從應用時間上來看，最好的技術可能離市場比較遙遠，還在概念階段的技術可靠性不太好把握。但是許多學術背景出身的創業者，可能會更多的去追求最好的技術。

　　在硅谷，市場驗證階段的技術優越性很重要，因為與之競爭的都是巨頭企業。但在技術獲得市場驗證之后、收入從 300 萬到 3000 萬美金這個階段，銷售網絡就比較重要了。

　　在初期獲得市場驗證的時候必須要有非常強的一到兩個渠道，去找愿意合作的大企業，這一點硅谷有自己的環境優勢。

　　雷鋒網：我們假設一個投資場景。其中是一家技術流公司，技術壁壘很高，但是應用場景有限，而且銷售網絡比較差；而另一家公司的銷售能力很強，但是產品沒有技術門檻，只能和對方去打價格戰，這兩類公司選擇的話，您會投資哪一個？

　　張璐：兩家都不會投，確實創業需要很多方法，但是第二種打價格戰是最糟糕的方案之一，本身就會壓縮自己的利潤空間。

　　美國的環境特點是愿意為好東西買單，只要你的產品、技術比別人更好，他們就愿意付更高的價格。這當然是 to B 的思維，而不是 to C。讓工廠效能提高5%、10%，供應鏈提高5%，這些客戶肯定愿意花高價，我不會投打價格戰的企業。

　　而技術流公司，沒有銷售網絡的話很難賣出去，雖然很多企業需要新的技術解決方案，但是沒有渠道，兩者很難進行對接，這種企業需要自己認識到問題，配備銷售網絡人才。

　　在早期投資階段，企業的技術足夠好，我們愿意去幫他搭建銷售網絡，但如果問題是應用市場規模有限，我們就不會投了。因為這類公司可能最后收入增長到一兩千萬就會達到瓶頸期，這種情況對于天使投資人可能是 OK 的，但是對于基金投資來說，增長前景還不夠。

　　從基金布局來看，我們 90% 的資金是投在收入穩健、增長很快的 to B 型企業，也會有 10% 投資投特別前沿的技術，短期不會盈利，但是技術具有非常大的優勢，并具有行業變革性。

　　比如 15 年我投資了一家公司叫 Mojo Vision, 是下一代信息載體技術，隱形計算，他們把芯片整合到隱形眼鏡上，作為載體進行信息交互，今年剛剛結束保密隱身階段，開始商業化，它的研發周期很長，但會帶來巨大的行業變革。

　　我是 Mojo 最早的投資人，創始人是連續成功創業者，之前有多次十億美金以上的退出，現在這家公司的融資已經超過一億美金，產品也已經實現商業化。

　　雷鋒網：您之前還提到了腦機接口的概念，這種技術的投資現狀是什么樣？

　　張璐：我投資了幾家，因為這是一種變革型技術，本質上可以讓人類和技術深度整合，變成超級人類。

　　我們投資的一家腦機交換的公司，也是行業內技術最好的一家，16 年就獲得了美國國防部將近 2000 萬美元的研發資助。我們最開始是希望他們只專注醫療的腦損傷恢復、老年癡呆治療等，但現在他們也會有一些在健康人類上的應用，因為是植入型醫療設備，相比那些穿戴型交互產品，有很大技術優勢，當然臨床周期也更長。

　　這家公司的技術核心是基于納米機器人重建腦神經遞質傳遞，產品可以讓腦通路變多、信息更快、變得更聰明，甚至還可以逆向拷貝你的信息。目前已經在羊、狗的實驗中成功。我們很期待這樣的未來的產品商業化。

　　雷鋒網：從您的視角來看，中美醫療投資有哪些不同之處？

　　張璐：我主要的投資專注都在硅谷，我覺得美國的醫療創新更專注與醫療技術，而中國的醫療創新更關注醫療服務。

　　像這次新冠肺炎，如果可以早期確診，可能就很容易被治愈。但是國內很多出現早期癥狀的患者，不能馬上進行確診，這背后也可能是行業技術投入的問題。對比在韓國，雖然感染人數比中國還多，但是致死率卻很低，這個原因就是早期確診，韓國是 6 小時，而國內是 48 小時，而背后離不開韓國長期在醫療診斷技術上的巨大投入。

　　美國在醫療技術研發中也投入比較多，背后是因為看到人工智能、邊緣計算等新技術進入醫療之后產生的巨大影響，投資增多最好的體現就是診斷技術的革新。此外，美國整體醫療市場也比中國大，醫療市場占美國 GDP20%，而中國是5%。

　　但是，美國醫療市場也有很多問題，比如巨頭壟斷、效能低下、資源浪費，既有機遇也有挑戰。

　　未來中國人口老齡化會推動醫療市場的增長，我非常期望在中國醫療投資，但是現在比較缺少醫療技術企業，技術創業者都很聰明、很優秀，為什么不做醫療？或許缺少投資是重要元素。

　　美國在醫療審批方面，也在改革，我們投資的醫療公司都是二類資格證，基本半年之內拿到 FDA 審批，無論是純硬件、還是軟硬件整合的醫療企業。現在 FDA 審批還在加速，更重視新技術在醫療行業內的應用支持。

　　即使有些公司可能是診斷類產品，需要拿到三類證，審批時間長，但如果技術足夠好，在市場驗證階段也可能被收并購。這種收并購市場環境，讓我們投資人有很大的靈活度，資金流動性強，退出更靈活。

　　我自己當初在硅谷創始的醫療器械公司就是 2 年多被上市公司收購，對創始人來說退出周期也很靈活，也就鼓勵更多創始人和投資人在這個方向投資。

　　而國內醫療投資市場另一個問題就是“收并購不活躍”，退出只能靠上市，而上市又有像認證、營業額等諸多門檻，這就需要等很多年，過了審批才可能有收入、符合上市要求。所以，退出周期和資本流動性也受到影響。

　　雷鋒網：從 2016 年開始，就產生很多影像類輔助診斷產品，例如肺結節、腦卒中，但是他們都需要三類注冊證，周期比較長，這類企業投資您會怎么判斷？

　　張璐：人工智能更適用于很明確的行業，一個是保險、一個是醫療，因為兩個場景都有海量、高質量的數據、非常好的標簽，同時也可以體現人工智能技術的優越性。

　　我們投了一些影像類 AI 公司，我認為投資這類產品有三個很重要的要素，

　　第一、定位是輔助產品，作用是賦能，而不是替代醫生進行診斷分析，只能是幫助醫生工作更精準，比如排除錯誤、提高效率；

　　第二、產品要和現有醫療系統整合順暢。因為美國醫療行業相對比較傳統，很多技術已經應用很多年，而醫療 AI 需要去適應，良好的整合能力是關鍵；

　　第三、保障醫療數據隱私。醫療數據非常敏感，醫療機構也非常擔心負擔法律風險，醫療訴訟在美國醫療耗資占比非常大，這方面必須要規避。

　　我投的一家醫療影像 AI 公司就是純軟件，定位是利用深度學習去增強醫學影像掃描圖像，可以整合到任何 CT 或 MR 設備上，這些設備只需要低劑量掃描，就可以自動修復成高分辨率的圖像。這對醫院來說，不僅提高效率還可以節約成本，不再需要 3 到 5 年去換一個新的、昂貴的醫療設備，整合流暢也很關鍵。

　　雷鋒網：輔助診斷類產品，本身可能就存在法律風險，這類企業投資您會怎樣衡量？

　　張璐：我對投資決策型 AI 醫療產品比較謹慎的原因就是，醫療行業的需求非常明確，需要更好的疾病診斷、更個性化的服務，而人工智能發展這么多年還是不夠成熟，有局限性。大家說，海量的數據會讓 AI 更聰明，但是這個說法并不是很正確。

　　這和之前利用基因測序預測疾病被叫停是一樣的道理，以前通過 5 萬組數據訓練的模型，判斷這個基因片段和乳腺癌相關，但是當數據量達到 5 億，可能又是另一種結果。

　　雷鋒網：對于投資醫療類企業，會對投資人有怎樣的知識儲備和背景要求？

　　張璐：醫療行業相對比較復雜，一方面是技術復雜，另外是行業復雜，在中美都是相似的。

　　行業復雜在于，無論審批、生命線流程、企業格局都不太一樣，有很多看不見的手，比如美國醫療行業非常重要的游說制度（醫療器械能不能進入保險、上保險單都需要進行游說）。

　　技術復雜在于，醫療行業需要具有根本的認知，別的行業很難找剛需，醫療行業剛需太多，就很容易出現一些偽裝者（就像基金測序測天賦，體細胞返老還童這種“忽悠”的概念），而有醫療背景的投資人直接就能看到技術核心的問題。

　　就像，之前《壞血》里所說的“一滴血就能檢測疾病”的公司，他們之所以獲得那么多融資，就是因為那么多投資人里面沒有一個是醫療背景的。

　　所以，對于投資人來說，醫療的技術復雜和行業復雜都需要了解，一方面防止被騙，另一方面選擇創業者的時候，才能給其最有效的幫助。

　　在最近的摩根大通醫療大會上，我和其他三個投資人做分享。他們都在說，投資醫療企業一定要考慮能不能避開審批，我認為千萬不要這樣。因為一旦拿到 FDA 審批，就會形成非常強的壁壘，如果嘗試繞過審批，去嘗試C端市場，未來的增長一定會面臨瓶頸。要把 FDA 當朋友，而不是敵人。如果想要擴大市場就需要回到B端，特別像美國的醫療行業占據 20% 的 GDP，這么大的市場，肯定需要拿到審批。

　　此外，醫療行業還有排他性，FDA 認證都沒有的話，很難有深度的行業整合創新。

　　雷鋒網：投資資本往往分兩種類型，一種是給企業充分自主權，另外一種就是直接進入董事會參與管理，Fusion Fund 屬于哪一種？

　　張璐：因為我們投資不止一家公司。其中 30% 的公司，我們有董事席位，這類可能參與會多一些，包括核心的戰略制定都會參與。

　　但是，我們不會對企業進行“微管理”。如果創業者希望我幫助管理公司，那證明我投錯了。創業者必須是這條船的船長，我們可以為他提供風浪幫助跑的更快，但是他必須是船長。

　　如果沒有董事會席位，我們的管理主要是基于兩方面，一方面是幫助企業實現收入的快速，例如介紹企業客戶以及C-level 決策者；另一方面是幫助制定融資戰略，更好的和資本市場合作。

　　作為一個連續創業者，我認為，制定固定的融資時間線是錯誤的，融資跟市場有很大相關性。此外，融資戰略也非常重要，和誰合作、哪個階段合作，這一方面會影響很多。

　　最后是退出環節，有些企業可能剛起步就有大公司收并購，我們會告訴他們怎樣更好的說“NO”，并保持對方興趣以及繼續合作，這樣才可能會從 5000 萬美金加價到 1 億、2 億，提前鎖定后期更好的退出。

　　因此，我們并不管理公司，而是賦能創業者。我會把決定權交給創業者，和創業者溝通，特別是那些沒有聯合創始人的獨立創業者。

　　我們不去過多管理，是因為我也曾經是個創業者，非常理解企業特殊的生命周期。而且，我也特別理解創業者喜歡向投資人報喜不報憂，但是和我講好消息是沒有用的，應該是一旦有問題馬上聯系我，這樣我和我的團隊才能幫他們去解決。

　　創業者一定會犯錯，這很正常，而且任何優秀的公司都有上下浮動的過程，這需要創業者堅持。例如現在的市場下行的階段，成為幸存者之后，就是未來市場優勝者，大浪淘沙會篩選掉不優秀的公司，幸存最重要就是有足夠現金流。

　　2019 年底我們就和創業者溝通，2020 年市場可能不太好，需要提前準備，他們反應都非常專業。等疫情發生之后，我們和每個創業者溝通，他們都至少有 12~18 個月的運轉資金，這是非常優秀的，大概率會成為波動之后的崛起公司之一。

　　雷鋒網：有些 VC 會給企業一個寬容期，讓其慢慢成長。也有 VC 會和企業簽對賭協議，倒逼時間節點盈利或上市，您傾向于哪一種？

　　張璐：我不認同對賭協議，這可能也是中美的差異。最早國內投資人過來問我的時候，我都沒反應過來為什么需要對賭，還有隔輪退、下輪退。

　　硅谷的專注早期的優秀 VC 都不太會隔輪退、下輪退，也不會簽對賭。如果追求短平快的收益，投資者們就會布局中晚期投資，或者二級股票市場。這其中原因是，不僅是當地 VC 比較有共識，對 VC 投資的資本也比較有共識。

　　很多基金投資方會直接把 25% 的資本放在 VC 里面，如果這 25% 中的 10% 投資方會放在晚期，那他們的預期就是 3 到 5 年的短期退出；而如果投資方把資金放在早期，就會希望“大效益退出”，可能在 7 年甚至 10 年之后。

　　去年，我們有一個項目被收購，因為從我們投資到被收購只有不到一年時間，倍數翻得很快，一年時間收益率被推得很高。但我們退出后，基金投資人并不是高興的，他們會覺得投早期不是希望這么快退出，而是希望更大的退出，愿意等時間更長，這是非常健康的心態。

　　隔輪退、下輪退可能也是造成國內公司不良估值的一個原因，大家把下輪估值推高，這樣隔輪退的價值才會高。

　　我們經常和創業者溝通不要太在乎企業中間階段的估值，因為這些估值可能是幻像。真的公司價值是收入數據，這個數據會決定最后退出收并購或上市的價格。

　　我們作為早期投資人和創始人利益非常一致，并希望和創始人一直待到最后。而對賭很容易把大家推向相反的方向。

　　隔輪退、下輪退，最后的結果可能是資本賺錢，但企業失敗了，這也不符合我們在硅谷投資的理念，我個人很相信的是 VC 做的事情是在“改變世界的同時變得富有，但最終要的是改變世界”。

　　雷鋒網：許多中晚期賺錢比較容易，為什么選擇在硅谷做早期投資？

　　張璐：和我之前創業的經歷也有關系，希望自己在創業成功后也可以用自己的資本去幫助和推動更多的早期創業者。另外也是看到了市場的機會，15 年開始，硅谷缺少具有強技術背景，尤其硬件和醫療背景，以及有創業運營經驗的投資機構，所以我也是看中了這個機會成立了 Fusion Fund。

　　在硅谷做投資很有成就感，會讓我們有一種感覺：改變世界的同時可以變得富有，但最重要的是改變世界。無論 VC 領域，還是科技領域都可以實現。資本的推動讓世界變好的技術進入市場，讓優質資本進入優質企業、進入優質創業者手里，進而對社會產生改變。

　　這個力量是非常巨大的，這也是為什么這 10 年來硅谷快速崛起的原因。沒有硅谷之前，甚至說沒有硅谷 VC 之前，在美國成就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金市值的公司，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而現在有了 VC 之后，7 年、10 年就可以做成這件事。

　　做早期投資很累，但也可以最早的看到技術未來的發展方向并參與其中，也很讓人興奮。

　　雷鋒網：美股最近發生震蕩，對投資行業會產生什么樣影響？是否對投資回報產生沖擊？

　　張璐：整體經濟環境已經進入衰退期，可能會是U型不是V型。這一段時間，很多企業可能短期無法上市，價值表現會有影響。

　　但是，這對于中早期投資反倒是好事，因為創業者的公司估值會越來越低。而且歷史上很多偉大的企業都是在市場衰退期后崛起，例如 Facebook、谷歌，這個階段能存活下來的企業少，競爭對手就更少，也更容易形成行業巨頭。

　　對創業者來講，融資當然很困難，優質的資本會集中投資在優質企業里。而我們投中偉大企業的幾率增高。我們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拿到更合適的投資價格。

　　雷鋒網：在這次疫情中，包括遠程醫療、基因檢測、新藥研發等領域在疫情期間都展現出很強的市場需求，你們會考慮這些賽道嗎？

　　張璐：我們雖然在看應用端，但是更傾向于應用端的技術解決方案，例如遠程醫療中的邊緣計算。

　　遠程醫療的用戶界面誰都可以做，但是誰能解決延遲性問題、提供實時反饋，這些問題更加重要，尤其海量醫療數據信息處理，這個是關鍵點。我在 19 年的文章中就預測，邊緣計算將對醫療領域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遠程醫療可以把運算放到邊緣端，進行智能處理，就是非常重要的應用。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对话硅谷VC投资人张璐：“黑天鹅”加速洗牌，疫情过后机会在哪?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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