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張成杰

趙羲乘雪鷹601執行任務

“說實話，我今年回來的時候感覺恍如隔世，像是從外太空穿越過來的，所有人都戴著口罩，街上很多店鋪都還沒有開門，我們11月份出發時候還是非常熱鬧繁華的。”

結束了158天的南極考察任務后，趙羲回到熟悉的國內，雖然在南極也時刻關注著疫情的情況，自己也做了思想準備，但眼前的一切還是讓她感覺不太適應。

當看到來接她回武漢的同事們，趙羲的心又暖了起來。她向澎湃新聞記者坦言，“看到他們我非常開心，很想念，我們忍不住想要互相擁抱，然后也聊了很多，同事們約我回去講講南極故事，感覺回歸真實的人類社會真好，這段時間大家也都很需要這種面對面的交流”。

趙羲，武漢大學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第36次南極科考隊隊員。今年初，受國際疫情形勢影響，她和隊友們回國時間被推遲2個多月，原定的轉機澳洲也更改為海上“繞路”回家。3月11日，他們接連乘坐兩艘雪龍號，在海上漂泊42天后終于回國，這段坎坷的歸國之路被網友們直呼“硬核”。

面對關注，趙羲直言，“我只是一個第一次到南極的新兵，恰好回國遇到了疫情，幸運的被國家全力保障接回家。其實南極科考非常辛苦，我們有非常多優秀的科學家，他們畢生都在致力于南極科考研究。希望通過我，可以讓大家對南極科考感興趣，更多的去關注全球變暖、環保、人與自然等科學領域。如果我真的能起到橋梁作用，那所有的一切都值了。”

出生起就結下 “南極緣”

1984年，我國首支南大洋、南極洲考察隊于當年11月20日從上海出發。武漢大學鄂棟臣教授和其他科考隊員們穿越南北半球，航程二萬六千多海里，最終登陸南極洲南部的喬治島，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南極科學考察基地——中國南極長城站。

巧的是，1984年也是趙羲出生的年份。

而此后，被譽為“極地測繪之父”的鄂棟臣曾受邀前往趙羲所在的中學湖北龍泉中學做南極科考分享。“鄂教授激情洋溢的演講深深的打動了我，我高考填報學校和志愿都深受這次分享的影響，報考了武漢大學。”趙羲說。

大學后，趙羲與南極就徹底結下了不解之緣，夢想的種子也在優秀前輩的指引下逐漸發芽。

本科時，趙羲跟隨旁小平教授（現任武漢大學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副主任），參與制作我國第一幅南極全圖大掛圖。

2005年，武漢大學科考隊員張勝凱第一個登上南極冰蓋最高點，我國也成為國際上首個從地面進入該點展開科學考察活動的國家。當年科考隊員們凱旋，大四的趙羲作為學生代表在武漢火車站送花歡迎。

碩士期間，師從旁小平教授的趙羲，在導師的帶領下參與了第一本南北極地圖的制作。

在這之后，趙羲的學業和工作也都一直圍繞南極測繪方面，但真正去南極，去年還是第一次。

“從來沒覺得氧氣這么甜”

從老前輩鄂棟臣教授算起，武漢大學師生已經連續36年參與我國歷次南極科考任務。趙羲所在的武大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有20多名老師，他們全部都有極地科考經驗。

“我們有老師最多甚至去過十幾次，和他們比起來我就是一只小菜鳥，最早時候科考環境條件都很惡劣，做飯取水都要自己解決，但現在改善了很多，我們有廚師照料生活，有龐大的車隊，還有固定翼飛機，通訊情況也比當年強多了。”趙羲坦言。

趙羲介紹，她平時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冰雪環境遙感、極地地理信息系統與地圖制圖。這次科考中，承擔的主要是固定翼飛機隊的航空調查任務，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地面負責數據分析。

“我們每次出行都是三個人以上，大家手里背著很沉的設備，在南極行走本來就很困難，所以很短的距離也要走很久，像同行的同濟大學老師，他的無人機每次都要備著二三十塊電池，非常考驗體力。”

現在回憶起來，趙羲說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在固定翼飛機隊執行的15架次科研飛行觀測中，上機執行的那一次任務。

雪鷹601是科研飛行平臺，機艙主要搭載不同類型的航空觀測設備，艙內沒有加壓裝置，艙內和艙外的溫度、氣壓幾乎相同，艙內噪音也非常大，和乘坐民航客機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感受。

除了兩名機組人員，趙羲和另外兩名科研人員要負責機上航空觀測設備的開啟、調試、狀態檢查和數據下載，飛行期間每半小時就要檢查一遍所有設備的運轉情況，異常忙碌。

因為無法上廁所，隊員們飛行7個小時期間都不能進食，下了飛機后再補充能量。

這次執飛也是海拔最高的一次，“因為云層太厚，有氣流，而且飛機外面的天線出現結冰現象，需要爬升。飛機迅速從海拔3000米提升到5200多米”。而此時的趙羲出現了高原反應，“說實話，有那么一點害怕。科研飛行的主控李航博士，他在報話機里笑著說，‘從來沒覺得氧氣這么甜’，讓氣氛緩和了不少。”

第36次南極科考固定翼飛機隊合影

難忘的極地記憶

神秘莫測的南極，是無數人心馳神往的圣地。幾乎每一個到過南極的人，都無法忘記第一次見到南極大陸的心情。

極地的絕美寂靜感令第一次到南極的趙羲震撼不已，“坐在冰山上，看著眼前的冰川、海灣，周邊寂靜到可以聽到自己的呼吸，你感覺大自然太神奇了，人類是多么渺小，心靈會被凈化，是一種很神奇的感覺。”

在極地，見到最多的就是“極地明星”企鵝。

“企鵝不怎么怕人，只要保持安全距離就很好，它們可是我們科考隊員的心頭好，實在太可愛了。”趙羲介紹，剛到站的時候，看到企鵝大家都特別新奇，吃飯時候只要企鵝來了，都會拿相機去拍。而且企鵝看著腿短，但在冰上滑行時候速度非常快。

在南極，雖然景色壯美，但卻是一個極端惡劣的工作環境，工作高危又高難，每次出行都要幾個人結伴而行，大家笑稱“過命之交”，非常團結。

工作之余，大家也會和其他國家的科考隊員們進行交流，像中山站鄰近的俄羅斯進步站，兩邊長期互動，交流頻繁，“吃完晚飯，我們經常就去俄羅斯進步站晃一晃。”中山站有個小型的室內體育館，會邀請俄羅斯人過來一起打排球、打臺球等。

每天飯后遛彎也成為隊員們的常態，趙羲也被冠上“遛彎隊隊長”的稱號，“可能我比較積極吧，每天飯后都要出去轉轉，看看風景，拍拍照，希望用眼睛記住這里。”

趙羲在雪龍號上遇到大風雪

大家都很照顧來自“武漢”的我

與往年相比，第36次南極科考隊在南極度過了一個更為特殊的除夕。

國內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暴發，隊員們也從新聞和家人口中看到相關消息，特殊情況下，科考隊特別開放衛星電話，讓隊員們每天都能與家人保持聯系。

“雖然身在南極，但是我們和家人聯系頻率很高，看著他們都健健康康，就會很放心，也相信疫情一定會過去。”

1月24日，大年初一，趙羲和隊友們親手寫下了很多平安福，“祝福武漢”、“中國平安”等等。

隊員們在中山站里過春節寫福字

當晚，她在朋友圈記錄到，“過年了！從南極凈土回望武漢，相隔天涯，卻與你們同在。就算我捂的再嚴，站的再遠，朋友你們一眼就能認出是我，因為不管在哪里，我的‘神’沒變。從前天武漢甚至湖北自保（我不喜歡用封城二字）開始，看到朋友們很多害怕，無助，也看到很多感動，樂觀。就像照片里的我，我們其實一直都是我們，不管在開放的武漢，還是暫時自保的武漢，我們都可以過出自己本來的樣子。只有內心的安寧，才能鏈接天地間的祥和，我們可以擁抱的還有自己。等著我回來。”

趙羲坦言，寫這段話是希望能給遠方的大家傳遞力量，在南極，自己常被溫暖的力量打動，這次科考，算上趙羲，隊里共有兩位武漢籍隊員。

“雖然我們平時不會外露情緒，但大家都會來安慰關心我們，像站長、副領隊，經常會給我們鼓勵，很溫暖。”

“硬核”回家路

疫情期間科考隊員表達對祖國的祝福

第36次南極科學考察是我國首次以“雙龍探極”模式組織實施南極考察，具有里程碑式意義。

中國極地科考功勛“雪龍”號，是我國1993年從烏克蘭購置并改造的破冰船，和它結伴奔赴南極的“雪龍2”號，是中國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極地科考破冰船。它是全球第一艘船艏、船艉雙向破冰的科考船，能以2-3節的航速在冰厚1.5米+雪厚0.2米的條件下連續破冰航行，可實現極區原地360°自由轉動。“雪龍2”號破冰能力、抗陣風能力、甲板設備抗低溫性能均大幅加強，可以把原來僅限夏季的考察延展至春季和秋季。

“我是坐飛機到的南極，本來也要坐飛機回國，卻沒想到能有幸乘坐兩艘雪龍號回國，真是太幸運了。”趙羲說。

趙羲所在的固定翼飛機隊原計劃2月10日乘飛機飛澳大利亞凱西站，再轉機回國。但考慮到經停他國的風險，自然資源部決定所有隊員乘坐我國自己的科考船回國，不停靠任何國家。

膽大又好奇的趙羲對于回程充滿期待，她坦言，“上船前不知道自己暈不暈船，但卻盼望著能遇見真正的西風帶，即使真的體驗到暈的想跳海，也比風平浪靜沒有經歷的遺憾好。”

位于南緯40度至60度之間的西風帶，常年處于強勁西風的控制下，洋面風浪大，行船危險系數高，也因此得名“咆哮西風帶”，基本上經歷過的人都會說“晃得起不來床”。

“現在船上的預報都非常精準，所以我們在航行中就會避開一些大的氣旋，找一些好的天氣窗口來穿過，往年最大的西風帶有10米，但今年我們最高也就5米多。”趙羲笑著回憶，“全程我的狀態都還好，最難受的一天也只是有點惡心，一日三餐還是吃一點，盡量讓胃保持無壓力的狀態。”

乘坐雪龍號航行了17天，又被安排乘坐雪龍2號25天，在海上漂泊42天后，趙羲和隊友們于4月22日抵達上海。入境前，大家都進行了14天的體溫監測，抵達上海后，又接受了核酸檢測。4月24日，從上海出發，驅車10小時后，她終于回到了家鄉武漢。

“說實話，這次回來心態有了很大變化，就覺得要珍惜當下，希望每個人都能健康平安。”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武大女教师年初"滞留"南极，坐科考船漂泊42天回国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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