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坑里爬出的任正非
文/馬暢
來源：筆記俠（ID：Notesman）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國際歌》
北京時間 5 月 28 日凌晨，孟晚舟引渡案的第一個判決結果，認定孟晚舟符合“雙重犯罪”標準，因此對她的引渡案將繼續審理，孟晚舟也將留在加拿大參加后期的相關聽證，等待新的審判結果。
華為官方對案件的判決只表達了兩句話：
我們對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的判決表示失望。我們一直相信孟女士是清白的，我們也將繼續支持孟女士尋求公正判決和自由。
我們希望加拿大的司法體系最終能還孟女士清白。孟女士的律師團隊將不懈努力，確保正義得到伸張。
同樣，這一次，任正非對女兒的案件依然沒有對外表示出任何情緒和抗議。
任正非為什么還能如此從容？
他年少貧苦，成立華為時身上背著 200 萬的債，創業后也幾度迷茫，曾經因公司內憂外患而陷入重度抑郁，如今古稀之年女兒又身陷囹圄......
記者問他是否擔心孟晚舟，他卻說：
“兒女大了，他們成長太順利了，受點磨難應該是好的。‘沒有傷痕累累，哪能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難’，我認為這個磨難對她本人也是巨大的財富。經過這些困難，有利于讓她意志更加堅強，成長更加有利，就讓她繼續煎熬吧。”
任正非的從容到底從何而來的？
一、
生活，是苦難的開始
1944 年，時局動蕩，任正非降生在貴州安順市鎮寧縣的一戶普通人家里。他童年時最熟悉的兩件事，就是饑餓與恐懼。
任正非常說：“我處處都處在人生的逆境。”
在《我的父親母親》中，任正非談到年幼時的困苦，“我們兄妹七個，加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來源。
“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都要讀書，開支很大，每個學期每人交2-3 元的學費，到交費時，媽媽每次都發愁......我經常看到媽媽月底就到處向人借3-5 元錢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讀高中，任正非也沒有穿過一次襯衣，熱天也只能穿著厚厚的外衣。同學讓他向媽媽要一件襯衣，他不敢。后來上大學時媽媽一次送了他兩件襯衣，任正非當時直想哭，因為他知道，自己有了，弟弟妹妹們就會更難了。
不只是穿，吃也是道難題。高中三年，任正非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上一口白面饅頭。“我們家當時是每餐實行嚴格分飯制，控制所有人的欲望的配給制，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不是這樣，總會有一兩個弟弟妹妹活不到今天。
“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柜子都沒有，糧食是用瓦罐裝著，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否則也會有一兩個弟弟妹妹活不到今天。”
最終，一個家境不錯的同學高中畢業請客，才幫助任正非實現了“吃白面饅頭”的夢想。那次，任正非拿到了2/3 個白面饅頭。那大半個饅頭他吃了整整兩天，每頓飯都咬上一口，然后再裝進口袋。
人餓得多了，方法也就多了一些。“（家里）在山上荒地種了一些南瓜，以及發明了將美人蕉（一種花）的根煮熟了吃。剛開始吃美人蕉根時，怕中毒，媽媽只準每人嘗一點。后來看大家沒有事，膽子就大一些，每天晚上兒女圍著火爐，等著母親煮一大鍋美人蕉的根或南瓜來充饑......大家圍在一起，和和融融。”
無法想象，在貧苦歲月里，一家人也能把“吃美人蕉”吃得那樣開心。
然而，苦難總是突然降臨。任正非的父親任摩遜，由于早年在革命隊伍中算是有文化的，又是鄉間一所專科學校的校長，文革最先從教育界開始，因此任摩遜也最早被打成“臭老九”，每天進牛棚、挨批斗。
“弟妹們經常扒在食堂外面的玻璃窗，看批斗爸爸，嚇得他們渾身發抖。爸爸站在高高的臺子上，頭帶高帽，滿臉涂黑，反捆雙手，還一邊被人拳打腳踢，有時還被踢倒在地……”
當時任正非已到外地讀書，是一個同班同學了解到任正非家里的實情，告訴了他，任正非這才得知。
馬上，任正非給母親寄去許多傳單，有張傳單上寫著周恩來總理的一段講話，“干部要實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亂承認，事情總會搞清的”。母親就把周總理這一段話，藏在飯里送給父親，后來父親任摩遜說，是這張條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沒有自殺。
“其實父親為什么沒有自殺，母親后來給我們說過。”任正非回憶說，“他是為了我們七個孩子。他想他一死，就成了自絕于人民，孩子們背上這個政治包袱，一輩子如何生存。那時的血統論，在株連兒女的嚴酷環境下，父親寧可忍受百般折磨，也不會自殺的。”
父親不容易，母親也不容易。任正非說：“母親那時有嚴重的肺結核病，經濟如此之困難，營養條件又差，還要承擔沉重的政治壓力，往牛棚送飯，抄檢查……母親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療，幾乎耳聾。”
即使在最折磨人的時期，父母仍告誡任正非：“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
任正非聽話地照做了，在學校里將樊映川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二遍，學習了許多邏輯、哲學......還自學了三門外語，當時已到可以閱讀大學課本的程度。
父母的精神無形地感染了任正非。任正非總結這段人生經歷時說：“物質的艱苦生活以及心靈的磨難，是我們后來人生的一種成熟的機會。”
他還承認：“我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貧困、饑餓、父母逼著學中度過來了的。沒有他們在困難中看見光明、指導，并逼迫我們努力，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在這樣艱苦的歲月，人活著簡直就像有今天沒明天一樣，但是任正非一家人熬了下來。任正非自那時起，從不敢忘記保持學習、保持樂觀、保持堅強，可他尚未知道，人生這樣忍耐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他同樣不明白：如果人一出生，就意味著苦難的開始，那么人有沒有辦法解除痛苦？
二、
熵減：過程痛苦，但結果光明
1996 年的某一天，任正非聽人民大學的一個教授在講熵與管理的問題，當他聽到“熵”這個概念時，如遭電擊。
他頓時明白，自己以前所講的很多東西都可以濃縮在“熵”這樣一個概念里，包括自己過往的人生經歷。
熵的概念，來源于物理學、熱力學。1856 年，魯道夫·克勞修斯在發現熱力學第二定律時，這樣定義了熵——
在一個封閉系統內，分子的熱運動總是從原來集中、有序的排列狀態趨向分散、混亂的無序狀態。系統從有序向無序的自發過程中，熵總是增加的。
因此，熱力學第二定律也被稱為“熵增定律”。當熵在一個系統內達到最大時，系統就呈現出一種靜寂狀態，這個狀態就是熵死，也稱熱寂。
簡單來說，熵的基本含義就是：混沌，有序性的衰減，惰性，無序性，混亂遞增，不明確，衰敗等等。而熵增就是：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從井然有序走向混亂無序，最終滅亡的發展過程。
熵本來是熱力學第二定律中的概念，自此便被任正非運用于華為經營之道上。因為任正非發現，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有著同樣的規律：
對于企業而言，企業發展的自然規律也是熵由低變高，逐步走向混亂并失去發展動力的過程。因此，任正非才經常把華為和滅亡兩個詞關聯起來，讓華為人充滿危機感。
吳伯凡認為：熱力學定律告訴我們，在一個系統里，無序性（或者說是“有序性的遞減”）是一種宿命，它是一個你無法擺脫的類似于詛咒的東西，有點像地球上的任何物體都沒辦法擺脫地心引力一樣。
任何一個系統，它永遠受制于一種命運，那就是無序性，混沌是它的歸屬。所以有時候熵也被稱為熵死，死亡的死，死亡是一個最終的歸宿。叔本華也說，人一出生就開始了死亡的進程。
隨后，在 1998 年，任正非相繼發表了多次內部講話，諸如《不做曇花一現的英雄》《在自我批判中進步》《華為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2001 年又大談《華為的冬天》......每一次都把華為和危機、衰退、破滅、死亡聯系在一起。
不過，熵減是熵增的反面，唯一能對抗熵增的，就是熵減。
1943 年，薛定諤在三一學院的講臺上，面對愛爾蘭總統等一眾嘉賓，在“生命是什么”的主題演講中提到：自然萬物都趨向從有序到無序，即熵值增加，而生命需要通過不斷抵消其生活中產生的正熵，使自己維持在一個穩定而低的熵水平上——生命以負熵為生。
負熵，也就是熵減，就是抵消熵增，就是讓生命有活力，就是慢一點走向衰敗。
薛定諤將生命活力稱為負熵，指出自然萬物要與熵増成反向運動。同理，任正非也悟出，企業要保持發展動力，需要依靠的就是人的生命活力。
任正非說：“（企業）要想生存就要逆向做功，把能量從低到高抽上來，增加勢能，這樣就發展了。（于是誕生了厚積薄發的華為理念）人的天性就是要休息，舒服，這樣企業如何發展？（于是誕生了以奮斗者為本，長期艱苦奮斗的華為理念）”
任正非正是通過洞察人性，激發出華為人的生命活力，從而獲得持續發展的企業活力。
《熵減》一書中說：人類的 DNA 里記錄了人類從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就可以被追溯的本能——貪婪、懶惰、自我欣賞，而這正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之源。
“作為一個透徹理解人性的企業家，任正非深知如何用金錢把人類的貪婪轉化為動力，從而驅趕走懶惰的魔鬼，讓十幾萬華為人在自我欣賞中向著同一個目標前進。”
這個道理聽起來簡單，但問題在于，哪個創始人可以克服自己的貪婪呢？
所以任正非在 2011 年的公司市場大會上這樣說：“公司長期推行的管理結構就是一個耗散結構，我們有能量一定要把它耗散掉，通過耗散，使我們自己獲得一個新生。”
“耗散結構”，是 1969 年比利時物理化學家普利高津提出的新概念。當時，他通過不斷努力，終于研究出如何在不違背熵增定律的情況下，建立一個“遠離平衡態的非線性的開放系統”。他也因為在耗散理論方面的卓越貢獻，而獲得了 1977 年的諾貝爾化學獎。
耗散結構就是一個遠離平衡的、能新陳代謝的開放系統，通過不斷與外界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在耗散過程中產生負熵流，使得無序狀態轉變為有序狀態。
既然熵增定律說的是封閉系統的規律，那么避免熵死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耗散結構。
任正非曾這樣解釋：“什么是耗散結構？你每天去鍛煉身體跑步，就是耗散結構。為什么呢？你身體的能量多了，把它耗散了，就變成肌肉了，就變成了堅強的血液循環了。能量消耗掉了，糖尿病也不會有了，肥胖病也不會有了，身體也苗條了，漂亮了，這就是最簡單的耗散結構。
“那我們為什么要耗散結構呢？大家說，我們非常忠誠這個公司，其實就是公司付的錢太多了，可這不一定能持續。因此，我們把這種對企業的熱愛耗散掉，用奮斗者、用流程優化來鞏固。奮斗者是先付出后得到，與先得到再忠誠有一定的區別，這樣就進步了一點。我們要把潛在的能量耗散掉，從而形成新的勢能。
“因此，我們總是在穩定與不穩定、在平衡與不平衡的時候，交替進行這種變革，從而使公司保持活力。你們吃了太多牛肉，不去跑步，你們就成了美國大胖子。你們吃了很多牛肉，去跑步，你們就成了劉翔。都是吃了牛肉，耗散和不耗散是有區別的。所以我們決定一定要長期堅持這個制度。”
華為活力引起模型，圖片來源于網絡
——當然，任正非對“熵”的理解也不是“一朝悟道，終生奉行”，他雖然懂得了這個概念和背后的規律，但依舊有陷入迷茫的時候。2002 年左右，他甚至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癥。
2014 年，他在《一杯咖啡吸收宇宙的能量》 中坦承：“我當年精神抑郁，就是為了一個小靈通（筆記俠注：當時華為內部都要求公司做小靈通業務，但是任正非決定不做，后來中興和斯達康因小靈通而大賺特賺，中興也憑借小靈通縮小了跟華為的差距，華為錯過了一次絕佳發展機會，也險些失去市場競爭力），為了一個 TD，我痛苦了8-10 年。
“我并不怕來自外部的壓力，而是怕來自內部的壓力。我不讓做，會不會使公司就走向錯誤，崩潰了？做了，是否會損失我爭奪戰略高地的資源。內心是恐懼的。”
不是懂得了熵的道理，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但是你必須先明白它。
任正非的家鄉貴州有句諺語叫：“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是形容貴州的氣候潮濕，天氣易變，多陰雨、晴天少，又地處丘陵，地貌崎嶇不平。
這些惡劣的環境因素，也是一種熵。而任正非小時候和家人吃的苦、受的迫害，更是熵。
但人為了不走向熵死，就必須借助勢能，這個勢能可以是自律、可以是樂觀、可以是比別人更認真讀書，這才能熵減。
熵減的過程一定是痛苦的，你想想，別人都在放松，你自己卻要認真讀書，當然是痛苦。
可是，也只有接受痛苦，人才能更好地活下去，放松雖然舒服，但卻會讓人快速走向破滅。痛苦和從容，本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不論是任正非還是我們，生活都是一場修行，一場有關熵增熵減的、有關痛苦與從容的修行。
任正非精神抑郁的最后，是努力走出了陰影，重新擁抱樂觀積極的心態，并在華為內部進行了一系列的戰略變革。華為也逐一打敗了對手，開始走向全球化，迎來了新的機遇。
正如毛主席所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是一切正義事業發展的歷史邏輯。”
三、
眾生皆苦
金一南將軍在《苦難輝煌》一書中寫下過這樣兩句話：
錢包鼓起來，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嗎？
如果皆從個人苦樂出發，那么中華民族永遠出不了孫中山、毛澤東。
雖然任正非無法與孫中山先生和毛主席相比較，但任正非卻是毛澤東的學生，他不止一次地說過：“我的導師是毛澤東！”
任正非很喜歡讀《毛澤東選集》，一有閑工夫，就琢磨毛澤東的兵法怎樣轉變成為華為的戰略。從他的很多內部講話、很多思想理念，都能看出他得到了精髓。
任正非也慢慢學著，不再從個人苦樂、個人得失的角度看問題。同時，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熵”，那就是“眾生皆苦”，因此，以客戶為中心，也可以看作是幫助客戶走向“熵減”。
任正非曾說，為客戶服務是華為存在的唯一理由，客戶需求是華為發展的原動力。
“任何時候，不管是提供網絡設備給運營商，還是探索一項新的技術，開發一項新的產品；不管是與客戶交流、溝通，還是優化內部工作流程；華為公司總是不斷地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客戶的需求是什么？
“關注客戶的需求是華為服務的起點，滿足客戶的需求是華為服務的目標。對華為來說，通過服務為客戶創造價值，永遠是第一位的。”
自己的苦，是小苦；對他人的愛，是大愛。在華為內部長期流傳著一句話：用“華為對用戶的忠心”換取“用戶對華為的忠心”。
華為用這句話表明，自己要對客戶投入百分之百的優質服務，從而使客戶信任華為的服務質量，并持續選擇華為作為合作伙伴。
任正非在 2006 年的內部演講《天道酬勤》中說：“1994 年，我們第一次參加北京國際通訊展，在華為展臺上，‘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新的生活，全靠我們自己’這句話非常地與眾不同，但對華為員工來講，這正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設備剛出來，我們很興奮，又很犯愁，因為業界知道華為的人很少，了解華為的人更少。當時，有一個情形一直深深地印在老華為人的腦海，經久不褪：在北京寒冬的夜晚，我們的銷售人員等候了 8 個小時，終于等到了客戶，但僅僅說了半句話‘我是華為的......’就眼睜睜地看著客戶被某個著名公司接走了。
“望著客戶遠去的背影，我們的小伙子只能在深夜的寒風中默默地咀嚼著屢試屢敗的沮喪和屢敗屢戰的苦澀：是啊，怎么能怪客戶呢？華為本來就沒有幾個人知曉啊。由于華為人廢寢忘食地工作，始終如一虔誠地對待客戶，因此華為的市場開始有起色了......
“定格在人們腦海里的華為銷售和服務人員的形象是：背著我們的機器，扛著投影儀和行囊，在偏僻的路途上不斷地跋涉......”
目標篤定者，都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吃該吃的苦，并把自己的苦默默往肚子里咽的。
有所不為體現在華為聚焦主航道，不被短期利益所蒙騙。
當年資本瘋狂涌入房地產市場時，華為曾有機會低成本拿下 80 畝土地，發展房地產，隨便就能賺幾百萬、幾千萬，甚至更多。但任正非果斷拒絕，他說：
“第一，我對房地產沒興趣，第二，我不懂房地產，讓我重新拿出人和資源干房地產，我不干，華為永遠都不會做房地產。”
之后，華為便在通信領域的主航道中，一路超越，終于挺進無人區，成為眾同行望塵莫及的行業先鋒。
舍棄利益，也是一種痛苦，但華為今天的成功，正是得益于一份智慧，從痛苦和舍棄中領悟出的智慧。
5 月 21 日，任正非的一份長篇訪談，洋洋灑灑兩萬余言，坦誠從容，大氣磅礴。可嘆的是，表面看起來，他關注的問題是華為如何應對當下的困境，但實際上內心深處憂慮著的，卻是國家的基礎教育、人才培養、科學創造、科技創新、對外開放、以及全球人才競爭。
任正非已經開始了一場從他人苦樂出發、不過度渲染個人得失的修行，他看到了“眾人之熵”。
四、
不悲不喜，因此無苦無樂
不論是美國的打壓升級，還是女兒案件的前途未卜，都只是人生痛苦的一部分。痛苦，本來就是任正非最熟悉的老朋友。
按照熵的道理來說，痛苦才能夠換來成長、才能換來支持、才能換來從容，因此，專注當下，做好眼下的事才是最重要的。痛苦，本身也是一種修行。
2019 年，華為的壓力有目共睹，但在央視新聞《面對面》的采訪中，任正非卻說，華為目前是最佳狀態。
心態之平和，居然分毫不受對手的干擾。
早年間，華為的戰略部門在進行市場預測時，就預感到了美國商務部遲早會對自己下手，鉗制自己的海外擴張。但華為沒有因此大驚失色，也沒有高聲呼吁抵制美國，而是悄悄地藏了一招殺手锏——海思芯片。
2019 年，美國下出“電信設備禁令”殺招，但沒想到，海思芯片已經厲兵秣馬、默默發展壯大了 15 年，成功地將了特朗普一軍。
任正非愛讀歷史，沒有一種歷史格局，沒有一種對歷史走向的成熟判斷，如何能夠令特朗普的狼子野心失算呢？
相比之下，美國擔心華為的技術撼動自己的通信技術霸權，已經開始不擇手段，要求臺積電等使用美國技術和設備生產芯片的公司，都必須經過美國商務部發放許可證，才可以繼續供貨給華為。吃相開始愈發地難看，這種不擇手段，正是一種驚慌失措的表現。
但任正非也始終警示自己和大家：
“制裁華為只是美國少數人意見，他們不代表全美國人民，不代表美國的企業。我們和美國企業的合作還是很認真的，還是真誠與美國科技界、美國企業等等加強合作......美國哪一點好，我們就學習它，不至于與我們的感情有沖突，這沒關系。”
任正非強調：“不能有狹隘主義，還是要認真向美國學習，因為它最強大。”
任正非喜歡說：“華為管理要靜水潛流，沉靜領導，灰色低調、踏實做事，不張揚，不激動。”
這種灰度，不是委曲求全，也不是軟弱無能。
金一南將軍曾對任正非說：“在美國對華為圍追堵截之時，華為想不成為亞洲乃至世界上偉大的企業都難。”
只聽任正非答：
“我們只有勝利，別無選擇！”
真像那句詩中所寫：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尸還。任正非這次“活下去”的修行，不光是活著，還要活得好、活成勝者。
五、人間正道是滄桑：
自討苦吃，方顯英雄本色
熵的規律，也體現了以終為始的重要性。熵，代表生命終歸虛無。人的終結、家庭的終結、企業的終結都是虛無。只有認識到了這樣的“終”，才能知道當下的每一件事該如何“開始”。
由于熵增的結果是虛無，那么，我們在努力走向熵減的過程中，正道滄桑則是我們的目標。
任正非說，熵增的過程是舒服的，但結果很痛苦，熵減的過程很痛苦，但結果是光明的。
正如“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水看似很傻，總往低的地方流，總往臟的地方流，這些地方都不是人所喜歡的地方，但正因為水流往了低處、臟處，人們的許多需求才得到滿足。
當年，華為人為了開拓海外市場，曾在印尼的考察路途中車子陷入了泥濘，眾人一齊臥在泥中推車才脫險，起身后已經成了泥人，但還要繼續前行；也曾在不通公路的哥倫比亞的熱帶雨林里，人拉肩扛地把通信基站搬運上山；更曾在法國地阿爾卑斯山里為客戶做無線基站搬遷，大雪封山積雪幾十厘米仍要堅持完成項目，最終按進度完成了交付......
華為人就像水一樣，去最低的地方，去最臟的地方，去最艱難的地方，但正因如此，華為才跨過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
2020 年 5 月 16 日，美國對華為打壓升級。5 月 17 日，一位華為員工吐露心聲，表示自己對美國收緊管控一事的看法：
“華為接下來的命運，我和我的大部分同事都不感到悲觀，實際上也沒有太多精力去焦慮。還有很多事在路上，我們還是會繼續做好自己的事。很多時候大家都認為中美博弈已經是滔天巨浪，但華為確實有很多像我一樣傻的人，我們相信連接人和物的遠方，相信遠方更廣闊的數字洪流。在歷史長河中，很多以為的巨浪就成為了浪花。”
“自討苦吃”和“傻”，全都是華為人的特征。
任正非曾對彭劍鋒說：“華為為什么成功，華為就是最典型的阿甘，阿甘就一個字傻！傻！阿甘精神就是目標堅定、專注執著、默默奉獻、埋頭苦干！華為就是阿甘，認準方向，朝著目標，傻干、傻付出、傻投入。”
不傻，不足以成人才，不足以成英雄！
沒錯，傻是一種痛苦，舍己為人也是一種痛苦，但是痛苦才能換來從容，苦難才能換來輝煌，痛苦才能換來熵減，只有熵減才能激發生命的活力。
在痛苦與從容的修行中，有時必須自討苦吃，才能常常精進，這是修行是要保持的正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今天，華為正在和美國的一些人下一盤大棋，但是比棋落何處更重要的是，用怎樣的心態去博弈。
金一南將軍這樣說：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種深刻的悲劇意味：播種，但不參加收獲。
這就是民族脊梁。
過去、今天、未來成為民族脊梁的人們，他們歷盡苦難，我們獲得輝煌。”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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