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青木 丁雨晴 柳玉鵬】“美國政客稱中國通信巨頭華為與中國軍方有密切合作關系”“中芯國際與中國軍方的關系正在受到美方的審查，這家中國大陸最大的芯片制造商有可能因此被列入實體清單”……最近幾年，美國不斷炒作中國科技企業與軍方的關系，這在國內外學者看來，就好比“賊喊捉賊”。事實上，美國高科技企業總是“非常自覺或不自覺地”為美國的霸權利益服務。正如美國《新共和》雜志所報道，硅谷正在美國“永遠的戰爭”中顯露新角色。而特朗普上臺后，彼此合作又有了公開化和擴大化的趨勢——某企業拿下軍方的合同就像是獲得“大獎”。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沈逸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的高科技企業與美國政府、美國的情報機構、軍方的關系是完全沒有辦法分清楚的，是攪和在一起的。”

“亞馬遜和五角大樓永遠是兄弟”

“由馬斯克創立的SpaceX公司已與五角大樓簽署了一項合同，在2022-2027財年為美國軍方發射航天器。”美國國防部8月7日宣布的這一消息很快就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有的說：“馬斯克擊敗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所有的商業太空公司藍色起源！SpaceX拿下3.16億美元合同！”俄羅斯《報紙報》今年4月28日曾援引俄軍事專家阿列克謝·列昂科夫的話說，SpaceX公司被懷疑與五角大樓進行密切合作，并制造出可以對抗俄羅斯高精度的武器。他認為，美國計劃部署由SpaceX創建的數千枚小型“星鏈”衛星群，以對抗俄羅斯的高超音速武器。這些衛星將支持先進的作戰管理系統ABMS。當“星鏈”衛星達到1.2萬個時，美國將完全切換到一種新的無線通信模式。同時，根據美國專家的說法，美軍的作戰能力將增長數十倍。列昂科夫還認為，馬斯克太空項目的背后有五角大樓和美國政府的“贊助”。而美國《國家利益》網站曾刊文說，馬斯克這位曾經的科技產業明星，已被美國政府轉變為“吞噬政府資金的怪獸”。

“今日俄羅斯”電視臺2018年10月曾以“為什么美國私營航天企業就與五角大樓的合作展開競爭”為題報道稱，貝佐斯表示，公司打算為未來太空計劃做出貢獻。這表明，美國高科技公司準備與五角大樓積極合作。貝佐斯和他的競爭對手馬斯克都在競爭“有利可圖的國防合同”。貝佐斯呼吁高科技公司與軍方更加積極地合作。報道還稱，貝佐斯的企業被美國空軍選中開發一種新的太空發射系統，旨在消除美國對俄羅斯RD-180發動機的依賴。

“科技公司的軍事兩難問題。”美國《新共和》雜志刊文稱，2018年4月3日，特朗普總統與其一些密友舉行私人宴會，包括其“在硅谷的最忠實支持者”、灣區最具爭議的風險投資家彼得·蒂爾。蒂爾叫來甲骨文聯席首席執行官薩弗拉·卡茲，一起討論國防部100億美元的“聯合企業防御基礎設施”（JEDI）合同。報道說，對五角大樓來說，該云計算項目將確保其發動戰爭的能力與如今的科技變化保持同步，而“亞馬遜被認為可能最適合打造該體系”。眾所周知的是，微軟公司最終拿下這筆大單。2019年11月，亞馬遜公司認為競標流程存在“明顯缺陷、錯誤和偏見”，決定起訴五角大樓并要求暫停該項目。但美國防長埃斯珀表示，如果被迫推遲實施該項目，美軍將面臨“落后于中國”的風險。

德國《時代周報》認為，美國軍方與谷歌等科技公司合作，從而能盡快使諸如人工智能和云計算之類的新技術可用于軍方，任何一家公司想退出，都會有其他公司立馬跟進。

俄新社2019年12月9日發表題為“亞馬遜和五角大樓永遠是兄弟，谷歌也想加入這一‘家庭’”的文章稱，貝佐斯在里根總統圖書館舉行的年度國防論壇上發表講話，倡導美國領先的IT企業與五角大樓合作。他稱：“我相信，如果大型技術不支持國防部，那么國防部將面臨很大的問題。我們打算支持國防部，這對國家很重要。”文章說，2018年6月，谷歌曾拒絕與國防部就Maven項目續簽合同，該合同是幫助五角大樓開發用于識別和分析無人機視頻記錄的軟件。谷歌還沒有參與JEDI項目競標，原因是“與軍方的合作激怒了公司很大一部分員工”。但在過去的一年中，谷歌努力恢復與五角大樓的關系。谷歌與軍隊合作可以為增長提供強大的資源。

貝佐斯在國防論壇上的講話表明，希望加強公司在美國軍事和情報界的地位，從而對未來獲得軍方合同有所幫助。亞馬遜9月9日任命前美國國安局局長亞歷山大為董事會成員已引起爭議，有分析認為他的加入是為助力公司獲取美國的防務合同。

合作是為捍衛價值觀？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沈逸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的信息技術高科技產業從它誕生之日起，就和美國的情報和軍事力量結合在一起，并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美國中央情報局有一個風險投資機構In-Q-Tel，從風險投資開始，美國軍方和情報機構就給這些高科技公司進行投資。美國大量的高科技企業，如網絡安全廠商火眼（FireEye），就是美國情報機構投出來的。他認為，谷歌、推特、臉書等高科技企業及其高管從2010年開始就自動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美國還通過《對外情報監督法》對這樣的合作提供制度保證。通常來說，美國科技公司要想獲得美國公民的數據是有難度的，有一些程序上的手續要走，但如果這些公司要獲得外國公民的通信信息及數據，是根本沒有任何難度可言的。這在歷史上是有案例的，如冷戰期間美國國家安全局在沒有明確授權的情況下所實施的“三葉草行動”。沈逸說，相關制度可以允許美國科技企業在美國政府需要的時候，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度去獲得所需要的情報，而且美國企業是有無條件支持、配合政府的義務的。

《新共和》雜志的文章還梳理說，IBM等企業與軍方的關系可以追溯至二戰，而早期互聯網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五角大樓先進研究部門提供的資源——該部門成立于1958年——旨在抗衡蘇聯向太空的擴張。此后在冷戰期間，由仙童半導體公司等行業先驅研發的微芯片被應用于彈道導彈。文章稱，斯諾登在2013年的揭發舉動暴露了美國科技行業與美國國家安全局全球監聽系統的沆瀣一氣，美國人了解到NSA甚至與雅虎等科技公司達成秘密協議以獲取用戶信息，而美國情報部門則暗中進入這些公司并收集個人信息。但斯諾登的曝光幾乎沒有改變美國科技行業與軍方的密切關系，如谷歌前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等眾多硅谷高管仍擔任五角大樓的顧問委員會委員。

加拿大“工程”網站刊文稱，微軟與美國軍方的交易曾引發廣泛報道和巨大爭議，但這只是美國軍方與民用科技市場合作的方式之一。對許多美國科技企業來說，拿下“聯合企業防御基礎設施”（JEDI）合同就是獲得與軍方合作的“大獎”。但此類合同也遭到一些公司員工的反對。報道稱，一位匿名的微軟員工對表示，該合同“有點過于接近IBM在（納粹）大屠殺期間的所作所為”。IBM曾直接為德國的猶太人口普查信息和集中營死亡編碼提供分類登記服務，該技術也被美國用于關押日裔美國人。而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表示，“與軍方合作并非關乎不道德、不合法或邪惡之事。這事關確保我們能共同捍衛我們支持的價值觀”。

“數千份合同凸顯科技巨頭與美國軍方‘靜悄悄’的關系。”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7月9日刊文稱，美國非營利組織“技術調查”8日發布一份新調查報告，將美國國防部等部門與谷歌、亞馬遜、微軟、戴爾、IBM、惠普甚至臉書達成的數千項交易大白于天下，而這些交易在此前從未被報道。美國國防部發言人也坦言，只有與眾多公司合作才能滿足自身需求。文章稱，該報告不僅為洞見科技企業與美國政府之間的關系打開一扇新窗戶，并披露了顯示此類合同通常為何難以被發現的重要細節信息——軍方與面向消費者的科技公司簽署的大部分交易都涉及轉包合同，其中一家知名的美國跨國科技公司達成的轉包合同就多達5000項。該調查研究由2018年從谷歌辭職的研究科學家杰克·鮑爾森負責，在對美國政府過去5年來簽署的海量合同進行分析后發現，軍方和聯邦執法機構在這些合同中占據大部分份額，科技企業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但鮑爾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簡潔扼要的采購合同掩蓋了這些科技企業與五角大樓等部門之間的深層次關系，“只有當你仔細查看合同的詳細信息時，才能看到來自科技公司的定制化（服務）到底以何種方式參與其中，而此類詳細信息只能按照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來獲得”。華盛頓大學技術產業歷史學家和教授馬加特·奧馬拉也表示，“美國高科技企業向來參與戰爭生意，并非常熟悉特定的合同和轉包合同程序，而這些做法可追溯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爭奪軍方合同更公開化

德國柏林國際政治和軍事學者沃爾克·普萊柯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西方國家，科技創新企業與軍方合作在二戰中已非常流行，如大眾、寶馬、西門子等德國企業，以及IBM等國際企業都與當時的納粹政府有過合作。他認為，美國大企業與軍方合作是“公開的秘密”，那些創新科技企業和美國國防部門之間保持著生意關系，但有些企業也出于“道德形象”的考慮，不是太高調。

2015年，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公布了五角大樓的一項新戰略——首次提及用網絡武器來阻止敵人發起的破壞性襲擊。為推動該戰略，卡特專門到訪硅谷，尋求和美國頂級科技創新中心更緊密聯系。

美國福布斯網站2015年曾刊文分析“硅谷不會和五角大樓合作的五大原因”，如美國國防部門限制合作公司賺大錢、知識產權面臨風險、企業資金流動都將受制于監管部門等。但實際上，這些因素對美國高科技企業和軍方的合作關系并沒有明顯的影響。

沈逸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美國的科技企業和美國政府、軍方在整體上只有一種合作模式，即這些高科技企業始終都將非常自覺或不自覺地為美國的霸權利益服務。”

俄科學院美國與加拿大研究所專家弗拉基米爾·巴久克表示：“不必相信美國高科技公司不會與五角大樓積極合作的言論。他們將始終與美國軍方合作，不管美國哪位總統執政，關鍵的問題在于五角大樓給多少錢。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國防預算在不斷增加，因此，這些高科技公司與五角大樓進一步合作并不奇怪。”

普萊柯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創新企業和美國軍方之間的關系有新的變化：一是爭奪軍方合同公開化，如為搶大訂單加緊游說；二是合作企業范圍更大，如運營社交媒體的企業參與。”他認為，未來美國科技公司和軍方的合作趨勢將更加公開化，雙方的關系也更為緊密。他表示：“美國可能會對競爭對手進行更多的打壓，但同時，美國這些大企業的國際風險也會增加，因為相關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也可以制裁這些企業。”

“美國對中國企業和軍方關系的指控就是‘賊喊捉賊’，所有指控其實說的都是美國自己。”在沈逸看來，美國政府這種“中國政府可以隨時從中國企業那里獲得情報”的想象，就是從其自身和美國企業的深度合作中產生的。他還表示：“我們對美國還存在不正當的預期，期待美國能像中國看待美國一樣看待中國。但事實上，美國人越是批評我們，就越說明我們的做法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