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中華上下五千年》上有，有沒有來源我已忘。另外,高中人教版歷史必修3有一幅裁剪圖，課本背后一般會注明出處或鏈接。可以關注一下。其它的我真幫不了你，我搜了半天，網上真沒有。另外，我覺得陳洪綬所繪《屈子行吟圖》非常傳神，當年在語文課本上看到大吃一驚，大加贊賞，小而奇，力透紙背，栩栩如生。上圖則偏飄逸動態，讓人浮想聯翩，心旌不寧，仿佛回到初次與屈原相識的情景，回到那狂歌痛飲悲凄潦落的少年時光。

屈原 （戰國末期楚國詩人、政治家） 編輯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戰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1] 。羋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則，字靈均[1] 。約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楚國丹陽，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2-3] 。他出身于楚宗室貴族，少年時受過良好的教育，博聞強志，志向遠大。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被譽為“中華詩祖”、“辭賦之祖”[4-5] 。他是“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者，開辟了“香草美人”的傳統[1-2] 。屈原的出現，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6] 。屈原還是楚國重要的政治家，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 吳起之后，在楚國另一個主張變法的就是屈原。他提倡“美政”，主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1] 。因遭貴族排擠毀謗，被先后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7] 。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屈原悲憤交加，懷石自沉于汨羅江，以身殉國[7] 。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會通過決議，確定屈原為當年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2] 。主要作品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4] 。他創作的《楚辭》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與《詩經》并稱“風騷”，對后世詩歌產生了深遠影響早年經歷屈原像周顯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日，屈原生于楚國丹陽，到來年的正月初七日，屈原一周歲，居樂平里。[8] 周顯王三十九年（公元前330年），屈原居樂平里。屈原自幼嗜書成癖，讀書多而雜，“石洞讀書”與“巴山野老授經”當在這一年的時間。周顯王四十年，（公元前329年），居樂平里。屈原雖出身貴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眾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響，故而十分同情貧窮的百姓，從這時起，小小年紀便做了許多體恤民眾的好事，博得了眾口一詞的贊譽。[9] 初露才華周顯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秦軍犯境，屈原組織樂平里的青年奮力抗擊，他一方面居高臨下地對青年們進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巧用各種戰術，機智果敢地給敵人以沉重打擊，一展其非凡才華。周慎靚王元年（公元前320年），仲春三月，屈原應懷王之召出山進京，這一年他在鄂渚為縣丞。周慎靚王二年（公元前319年），升任楚懷王左徒。這一年的深秋，屈原首次使齊。周慎靚王三年（公元前318年），忙于楚之內政外交工作。五國聯兵攻秦，屈原隨軍而前。任職高位三閭大夫屈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識（zhi，四聲），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　　關于屈原所任楚懷王左徒一職，古今學者多有解釋，現擇其要者而舉之：　　1、張守節說：左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屈原列傳》說：“左徒蓋今左右拾遺之類。”但據近現代學者褚斌杰、趙逵夫等人考證，認為后世的拾遺實為言官，可以上書言事而無實權，唐代的拾遺官階只是“從八品上”，同《史記》中的所述屈原所從事的政治活動不相稱。陸侃如《屈原評傳》說：“左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僅次于令尹。”　　2、林庚說：左徒是太傅之類的官。林庚《民族詩人屈原傳》所附《四注·說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記》關于春申君為楚之親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記述后說：“左徒所以說是宮廷的親信，因為是親信，所以侍從太子，其情形大約如賈誼之為‘長沙王傅’，秦因此也稱黃歇為‘太子之傅’。”　　3、游國恩說：左徒是令尹的副職。游國恩在《屈原》一書中說，據《史記·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因此認為左徒之職似乎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許就是令尹的副職。　　4、趙逵夫說：左徒是行人。趙逵夫在《屈原與他的時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辭賦》一文。在該文中，他從出土的文物及相關資料進行考證，認為“徒”、“尹”二字是雙聲假借。并舉《離騷》“濟沅湘以南征”，《九歌》“駕飛龍兮北征”，又引《爾雅·釋者》：“征，行也。”說“征尹”之取義，同于中原國家所謂“行人”，是指負責外交的官員。　　5、湯炳正說：左徒是左登徒。湯炳正在《屈賦新探·左徒與登徒》一文中認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簡上記載的官職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稱，在楚國朝廷上屬于大夫級別。同時，湯炳正也對“左徒”的職掌進行了說明，認為“左徒”雖兼管內政、外交，但從《屈原列傳》，尤其是《春申君列傳》的記述來看，他們的主要活動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幾次使齊及其與張儀的斗爭等方面都可以證實。　　6、聶石樵說：左徒是僅次于宰相的官。聶石樵《屈原論稿》說：“令尹就是宰相，可見左徒是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書中認為：“我們根據后來春申君、黃歇以左徒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當時是一個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說：“左徒升級就可以做令尹。”7、姚小鷗說：左徒是太仆之類的官。姚小鷗在《〈離騷〉“先路”與屈原早期經歷的再認識》一文中，考證《離騷》“來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輅”，是楚王的乘輿，與下文“恐皇輿之敗績”相合。進而考證了“左徒”的職掌，認為“左徒”是相當于后世“太仆”一類的官職。姚小鷗所說的“太仆”，據《周禮·太仆》載：“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為此，姚小鷗說：“《周禮》中‘太仆’一職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職掌甚為重要。”并認為“左徒之職約與《周禮》中的‘太仆’相當”。　　8、王一軍說：左徒即楚懷王左司徒。王一軍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現代語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馬遷《史記》中的屈原為楚懷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寫。根據《屈平列傳》中的相關記述，屈原所任職務即起草憲令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與《周官書》所規定的大小司徒職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為正，左司徒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書》的大小司徒之名稱。[10] 變法改革周慎靚王四年（公元前317年），忙于變法改革，制訂并出臺各種法令。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繼續進行變法改革，與舊貴族和一切頑固勢力進行斗爭。周慎靚王六年（公元前315年），深入進行變法改革，民心沸騰；楚之形勢大變，舊貴族面臨著覆滅的命運。讒而見疏屈原畫像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讒而見疏，被罷黜左徒之官，任三閭大夫之職。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漢北地區（今河南西峽、淅川、內鄉一帶）。為了打破[11] 楚、齊聯盟，秦國派張儀賄賂楚國權貴寵臣，又欺騙楚王說：“楚國如果能和齊國絕交，秦國愿意獻出商、于一帶六百多里土地。”屈原極力勸諫，但是楚王不聽，楚懷王聽信張儀的.，就把相印授予 人跟張儀去秦國受地。張儀回秦國后裝病，三個月不見楚使。懷王以為張儀怪他和齊國斷絕關系不夠堅決，又派人去辱罵齊王一通。齊王大怒，斷絕了和楚的合縱，反而和秦國聯合起來了。這時張儀才出面對楚使說：“您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從某地到某地，廣袤六里。”六百里變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氣，回來報告楚懷王，懷王大怒，先后兩次興師伐秦于漢北楚古都丹陽（今河南西峽、淅川一帶），結果都被秦打敗，喪失八萬軍隊，大將軍屈丐、裨將軍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軍俘虜，漢中郡淪陷，史稱“丹陽之戰”。隨后，秦又遣軍攻取楚地漢中(今陜西漢中)600里地，置漢中郡。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國發兵反擊，在藍田（今陜西藍田一帶）大敗。韓、魏趁機偷襲楚國至鄧（今河南鄧州），楚國軍隊兵畏懼，從秦國回歸。韓宣王死，在位二十一年。子襄王倉立。孟軻議定在周赧王三年離開齊國。孟軻主張“性善”，勸齊宣王行仁政，勸滕文公行“井田”，均因為迂闊難行，不受兩國采納。懷王重新啟用屈原，讓他出使齊國，目的是讓齊楚兩國締結新的聯盟。陳洪綬《屈子行吟圖》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漢中之半給楚，與楚結盟。楚懷王比起漢中的土地，更想要獲得張儀。張儀來到楚國，由于重金賄賂了靳尚，并得到楚懷王寵姬鄭袖進言，得到釋放回到秦國。秦惠文王死，在位共二十七年。子武王蕩立。屈原出使齊國，回來楚國的時候張儀已經離開，勸諫懷王說：“為什么不殺張儀？”懷王后悔，派人追張儀沒有追到。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張儀由于不被武王滿意，離開秦國趕赴魏國。屈原仍事懷王為三閭大夫。懷王領悟到被張儀欺騙，出于一時權宜之計起用屈原為齊使，當屈原從齊國回來后馬上便被楚懷王疏遠。周赧王六年（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齊宣王欲為縱長，惡楚之與秦合，遣使遺楚王書，懷王猶豫不決，昭睢力諫，遂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屈原不能參與朝政，極可能通過昭睢等大臣敦懷王合齊。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韓宜陽。屈原居住在郢都，設壇教學。周郝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秦昭王發兵出武關，攻楚，斬首5萬，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15城而去。流放背景戰國時代，稱雄的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爭城奪地，互相殺伐，連年不斷混戰。那時，楚國的大詩人屈原，正當青年，為楚懷王的左徒官。他見百姓受到戰爭災難，十分痛心。屈原立志報國為民，勸懷王任用賢能，愛護百姓，很得懷王的信任。　　賈誼在《吊屈原賦》中，這樣描寫屈原所處時代的社會狀況：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阘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為溷兮，謂跖、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铦。斡棄周鼎，寶康瓢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賈誼筆下，屈原生活的時代一切都是顛倒的：貓頭鷹在天上飛翔，鸞鳳卻深藏起來；小人得志尊顯，圣賢卻不得其用；正直廉潔的人受到誣蔑，強橫殘暴的人卻得到稱譽；寶劍被貶為鈍口，鉛刀卻被說成鋒利；國之重寶周鼎被拋棄，空瓦罐被當成寶物；疲牛跛驢驂駕著馬車，千里馬卻拉著沉重的鹽車；帽子本應戴在頭上，卻被墊在腳下，被汗水濕透。這就是楚國的時局。那時西方的秦國最強大，時常攻擊六國。名士公孫衍提出合縱，即聯合六國一同抗秦，屈原積極參與此事，與公孫衍一起促成楚、齊、燕、趙、韓、魏六國君王齊集楚國的京城郢都，結成聯盟，并使懷王成了聯盟的領袖，因此得到了懷王的重用，很多內政、外交大事，都憑屈原作主。　　因此，楚國以公子子蘭為首的一班貴族，對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懷王面前說屈原的壞話。說他奪斷專權，根本不把懷王放在眼里。挑撥的人多了，懷王對屈原漸漸疏遠，因為齊楚連盟，秦國不敢動手，聽到這個消息，秦王忙把相國張儀召進宮來商量。 張儀認為六國中間，齊楚兩國最有力量，只要離間這兩國，聯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國內部不和的機會，親自去拆散六國聯盟。[10] 初次流放屈子行吟圖（傅抱石）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屈原流浪漢北（漢江以上，今河南南陽西峽、淅川一帶）。秦楚復合，與屈原謀劃相反，而奸人必有讒言害之，避地漢北，當有不得已之情在，故《抽思》有欲歸不得之意。周赧王十三年（公元前302年），齊、魏、韓三國聯軍攻打楚國，楚懷王派太子橫到秦國為人質，請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擊退了三國聯軍。次年，秦國一大夫與太子橫因為私事爭斗被殺死。太子橫懼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國。此事使秦、楚兩國關系惡化，導致了此后秦國對楚國的頻繁進攻。“屈原憎恨楚懷王聽信小人讒言，讓不真實的語言蒙蔽了正確的語言，這些謠言將會損害楚國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前303年，楚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三國攻楚，聲討楚違背縱約。楚向秦求救，還把太子送到秦國作人質。第二年，楚太子殺了秦大夫逃回楚國。前301年，楚懷王二十八年，秦以此為借口，聯合齊、韓、魏攻楚，殺楚將唐昧，占領了重丘 （今河南泌陽縣東北）。第二年又攻楚，消滅楚軍2萬，又殺楚將景缺。這時，昏庸的懷王才又想起齊楚聯盟的重要，讓太子質于齊以求齊楚聯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這形勢，秦昭王“邀請”懷王在武關（今陜西商縣東）相會。[10]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屈原此時已從漢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勸懷王不要赴會，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可懷王的幼子子蘭怕失去秦王歡心，竭力慫恿懷王前去。結果懷王一入武關，就被秦軍扣留，劫往咸陽，要脅他割讓巫郡和黔中郡。楚懷王被劫往咸陽，楚由齊迎歸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公子子蘭為令尹，不肯向秦割讓土地，秦又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5萬，取十六城。前296年，頃襄王2年，懷王死于秦國，秦國將他的尸體送回楚國安葬。諸侯由此認為秦國不義。秦國、楚國絕交。[10] 二次流放張翔洲作品《屈子投江圖》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296年），懷王死于秦國，秦國將他的尸體送回楚國安葬。諸侯由此認為秦國不義。秦國、楚國絕交。屈原于周赧王十九年年免去三閭大夫之職，放逐江南。他從郢都出發，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屈原到達長沙，在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覽山川形勢，甚起宗國之情。前293年，頃襄王六年，秦國派白起前往伊闕攻打韓國，取得重大勝利，斬首24萬。秦國于是送給楚王書信說：“楚國背叛秦國，秦國準備率領諸侯討伐楚國，決一勝負。希望您整頓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戰。”楚頃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懷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國的下場，就是因為“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10] 周赧王二十一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94年到公元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區。這次流放的路線，按《哀郢》分析，是從郢都（湖北江陵縣）出發，先往東南順江而下經過夏首（湖北沙市東南）、遙望龍門（郢都的東門）經由洞庭湖進入長江，然后又離開了夏浦（湖北漢口），最后到了陵陽（據說是今安徽青陽縣南）。[10] 時間長達16年，在這之間并寫下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如：《九章·悲回風》。自投汨羅秦國對楚王的妥協退讓，并不滿足。楚頃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將司馬錯攻楚，楚割讓上庸、漢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鄧、西陵；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進一步攻下了郢都，頃襄王只好跟那些執政的貴族們一起，狼狽不堪地逃難，“保于陳城（今河南淮陽縣）”。在極度苦悶、完全絕望的心情下，于農歷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自盡了。這一年大概是前278年，頃襄王二十一年，屈原當時62歲左右（生于前340，死于前278）。[10] 軼事典故編輯屈氏家族屈原出生于楚國貴族，和楚王一樣，羋（mǐ）姓，但楚王是熊氏。該姓出自黃帝顓頊系統的祝融氏；羋姓族群從商代遷徙至南方楚地，當傳到熊繹時，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陽（也就是現在河南淅川）。這就是屈原的故鄉。[12] 春秋初期，約公元前7世紀，楚武王熊通的兒子被封在“屈”這個地方，叫做屈瑕，他的後代就以屈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類似的，還有春秋時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戰國時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國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夠從春秋前期一直延續到戰國后期，一直處于楚國的高層，這個家族可謂經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閭大夫，據說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務。[12] 屈子祠 正門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當時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國的關系，當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孫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國都曾擔任過要職。屈原的曾祖父叫伯庸。到了屈原這一代，屈氏當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來被秦國俘虜的大將屈丐。屈原楚辭《九章·惜誦》：“忽忘身之賤貧”。很可能當時這個貴族家庭已經衰落了。[12] 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所以人們更習慣叫屈原而不叫羋原。先秦時期，姓氏有別，姓是有血緣關系的整個部族的共同稱號，氏是某個支系的稱號。[13] 生辰八字屈原的出生日期，據近代許多人研究，約在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到三十年（公元前339年）之間。照甲子推算，那年應該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國歷法的老話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為歲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屈子吟》程連歐畫作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在屈原著名的作品《離騷》中說：“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這句是說太歲星逢寅的那年正月，又是庚寅的日子，我從母體降生了。說明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碩是正月，夏歷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說明這年正月是寅月；庚寅則說明這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這可是個好日子（據鄒漢勛、劉師培用殷歷和夏歷推算，定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陳玚用周歷推算定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目前一般定為公元前340年。[12] 屈原取名屈原覺得自己的生辰有些與眾不同，所以他在《離騷》中說：“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12] 這四句是說：父親看到我生辰不凡，給我起了個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而東漢王逸在《章句》中解釋屈原的名字時說：“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者莫過于天，養物均調者，莫神于地。”[12] 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來，照字面上講，“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微；“原”是又寬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微，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開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統。這在今天看來，只是個巧合，原無所謂，可在當時卻認為是一個好兆頭。[12] 文學成就編輯綜述屈原屈原[2] 是個詩人，從他開始，中華才有了以文學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游》《卜居》《漁父》各1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游》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12] 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游》《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12] 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系。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里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14] 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游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艷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為長篇巨制。《離騷》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復雜的現實關系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14]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后，便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后“紹騷”之作，歷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跡為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曲、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著名詩人郭沫若曾為其編劇《雷電頌》，以紀念其事跡。[14]

中國花鳥畫從唐代到南宋，采用工筆寫生著色。南宋時，出現以墨代色的工筆花鳥畫。明代時，唐寅等人用采用活潑灑脫的水墨寫意技法。明代后期，寫意花鳥畫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徐渭，在明代的畫壇上具有承前啟后、自創一格的獨特地位。徐渭（1521～1593），字文長，號青藤，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徐渭是明代大寫意畫派的創始人，與別號白陽山人的陳復道齊名，并稱“青藤白陽”。他擅長畫山水、人物，尤長于大水墨寫意花鳥畫。徐渭師法林良、周之冕、陳浮，融合前人潑墨、破墨、積墨、簡筆、寫意手法，揮毫潑灑，隨意點染，其畫面水墨交融，淋漓酣暢，氣勢豪放，充滿了激情，充分表達了他孤傲不群的個性和激昂郁憤的思想感情。徐渭所繪物像意態生動，簡括精煉。作畫立意新穎奇特，不落俗套。徐渭豪邁瀟灑、潑辣豪放的畫風，打破明代畫壇陳陳相襲的陋習。陳洪綬（1599～1671），字章侯，號老蓮，浙江諸暨（今浙江諸暨）人，明代著名的人物畫家。陳洪綬的作品既重視形體的夸張，又重視神情表達的含蓄，表現手法簡潔質樸，強調用線的金石味。自幼時即有繪畫天賦，開始師從藍瑛，于思宗崇禎年間奉詔進京作畫，有機會觀摩皇室藏畫，技藝大增。明亡，出家為僧。他繪的《水滸葉子》、《九歌》、《西廂記》等繡像描圖，是明清間復制板畫的精品。他的《屈子行吟圖》深刻地表現了屈原形容憔悴、行吟澤畔、愛國憂民的心理狀態。陳洪綬晚年作畫，夸張變形，有的人物畫，軀干偉岸，衣紋挺勁，但面目怪異，全身比例失當，大約反映出他身處亂世痛苦BT的心理。明代的人物畫發展至明末陳洪綬，一改軟弱俗媚的畫風，陳洪綬的作品風格有一定的歷史轉折性意義，使明代畫壇平淡無奇的人物畫頓起高峰。

屈原（約前340~約前275年），我國最早的大詩人，名平，字原，戰國楚人。初輔佐懷王，做過左 徒、三閭大夫，學識淵博，主張彰明法度，舉賢授能，聯齊抗秦。后被讒去職，頃襄王時被放逐，游 泳于沅湘流域。都城郢被秦兵攻破后，他既無力挽救楚國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無法實現，遂投汩 羅江自盡。《史記》有傳，著有《離騷》、《九歌》、《天問》等不巧作品傳世。

首先要建立在你對屈原了解的基礎上， 然后選擇他精神中你最佩服的一點， 深入地談下去， 應該就沒有問題。 如：沒有見過《屈子行吟圖》的真跡，但知道這是明末清初的畫家陳 洪綬所作。畫面上屈原的造型凄苦而憂忿，234 0年前的屈原是否就 是這樣的一副模樣，現代人無從可知，但是有一點是可以形成共識的 ——詩人一定是清瘦而凄苦的，畫家圖中的造型實際上是借畫以抒懷， 表現了他對現實的不滿情緒。借古喻今的手法不僅表現在文學作品中， 其實在一些書畫作品中這種影響更為深遠。 當然，我的本意不是來說這副畫的。現在又到了五月，又想起了 屈原。當然這也和一些文人已經不滿足于現實題材的限制，而從中國 優秀的人文精神的回溯中找尋線索，然后再進行新的闡釋不無關系。 我說想起了屈原不是再來論證屈原所表達的文化精神，所表現出 的“驚采絕艷，難以并能”的風采，也不是他所創造的具有豐富想像 的境界和自由空間，而是對他人格的崇高美的再一次審視，讓我們的 心靈再一次面對他人格美的博大情懷。 有人說屈原的精神是由楚國的碧水所締造的，在我的那篇談中國 文人的臨水情懷一文中，我沒有寫道屈原，不是說在他的身上沒有這 種質本潔來去的品質，而是想在五月，重新認識和了解屈原。 其實在我們所認識的當現代的文人中以水為自己生命精神歸宿的 不在少數，比如國學大師王國維，我知道他出生在江南，那年我到嘉 興去，知道他的故居其實就是在我們去錢塘觀潮的路途中，但是同行 的人對于這位國學大師已聊無興致，于是組織者便沒有組織去，但從 這以后我卻有一種遺憾從此寄放在了心頭。又如，我們都較熟悉的老 舍先生，關于他受辱而投湖的文字也少數。是否屈子投水開了先例， 沒有人考證，但是在我讀到這些文字記載的時候，總能感到有一種洗 滌的或是叫做洗禮的精神在左右著我們。 而我們現代人現在所缺少的精神，正是這種洗刷自己情懷的精神。 不拒絕污濁，不拒絕世俗的誘惑，不堅信自己的理想與道德操守， 成為今天我們重新洗滌或撅取浩淼水國精神層面之下的芷蘭之根，是 已腐爛貽盡或是尚有根生之望的這種心情再生或是完全絕望，心有思， 歷史則活。當然我們同時也懷疑，歷史的終極歸宿是否還能用現實的 文字來解釋。 在人們認識屈原的時候，往往是從詩人的浪漫主義情懷出發來分 析和評價的，因為詩人的命運悲劇性的因素，使人們更加注重從詩人 的“內美”和“耿介”的角度來認識他的人格精神。過去沒有專門的 讀《離騷》，對于騷韻的宏大氣象認識的也不是多么深刻，現在當我 重新面對《楚辭》時，我感到有必要從這樣的角度來分析和看待屈原 的作品——這就是他的臨水文化的特性，也就是有人所說的山水互依， 情變以孕的東方氣派的詩情與品格精神。而并不是從單純的景觀美學 的角度來看待屈原的作品，因為屈原作品中所經常引用的蘭、芷、桂、 若、蕙等草木，并不僅只楚地的自然之物，更重要的是詩人在這些楚 地的草木身上，找到了可以寄托感情的載體的東西。因為在《楚辭》 的一些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凄惻錦麗而又恢宏放逸” 的地域風格中，是不能沒有水的清流制因的， 而這些也是作為 凄惻之美的一種外在表現。 至于現在的學界所推崇的屈原的“棄婦式的審美心理”的評價， 是否就否認了我們心目中的屈原形像呢？其實不然，這樣的說法自然 有它的道理，“朗麗以明志” （劉勰《文心雕龍》）直接說明了屈原的《離騷》與《九章》的 作品風格，而這種源于自身的棄婦形像和心理的文學創造形態的轉換， 則在作品中就是表現出了極強的抒情性，但這種抒情畢竟是屬于憂怨 的哀婉，進一步深化就是憤恨難平，感傷色彩較濃。這種色彩的進一 步強化的另一種，就表現在悲愴而有憤怨。于是詩人在不能施展自己 的報國之志和實現美好理想的時候，他心目中最美好的東西，就只能 是屬于楚地地域的東西，而這種物像的選取就是詩人面前的悠悠江水 和楚地無處不在的香草佳木。屈原這種把自己比喻為棄婦的心理，其 實是詩人對“美政”理想的追求，不能實現的無奈是勢必演化為懷疑 和抗爭的必然，這些就造成屈原的借問于天的不解和苦悶，并演化為 一種狂狷精神。 投水以明志，以剖心跡。正是這種精神品格使得屈原的精神達到 了一個理想的高度，成為詩人人生放達和恢弘氣勢的心理展示。不然 活著會更加痛苦，那就潔身自好，不與污濁同流，就以芷蘭之香抵御 世間污穢之氣。 中國的詩人包括現當代的文人都不能使自己離開水的澤國，可以 寄情以山、放情于山，但是真正的解脫卻要選擇水，因為屈原的投水， 讓不少文人選擇了水的流逝中消失自己的理想和無法實現的抱負，這 是幸事還是悲哀，人們過去是給予大大地贊美，因為南方的水多，也 是最為方便的離世方法，于是即使離開了南方也會用這種方式獲得解 脫。 水文化的滋潤，畢竟使中國的傳統文學的明志方式有了載體，而 幾乎所有的傳統文人都具有的潔身自好的品性，都會讓人永遠對這些 無力的愁苦和感傷，心存一種抗爭的勇氣，當所有的吟詠和酬唱不有 用任何的效果，那就清清爽爽地離世而去。 屈原的軀體已經在汨羅江的江水中浸泡了1900多年了，作為一 種文人的精神和品格，屈原以無法爭辯的第一抒情詩人的地位，向所 有的后來者表達了他自己的憤世規勸的心跡，而幾乎所有的昏庸權貴 都不會在這樣的規勸中猛醒，這才是屈子之“屈”。 也許，已經成為歷史過程中的審美規勸或是一種規定吧，我們依 舊要吃甜甜的棕子。但，那詩人的凄惻愁苦和良苦用心依舊繼續等待 著歷史的深沉解讀。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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