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 毅勇深沉的學人品格

方立天教授部分著作

作者與方立天教授（右一）

中國人民大學方立天教授于7月7日永遠離開了我們。作為當代中國哲學和宗教學的重要領軍人物，方立天教授著作宏富，思想深邃，在政、教、學三界和海內外有著廣泛影響。他的去世，是中國學界的一大損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學術同道和親密的兄長。悲痛之余，他為人為學和友情的往事不斷浮現心頭，促使我寫一點回憶文章，釋放自己內心的痛楚，以資紀念。

方教授于1956年考入北大哲學系，我于1957年入學，兩個年級的同學由于一起聽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課而來往密切，因此在畢業前我與他就相識了。方教授1961年畢業后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書，我則在次年繼續留在北大讀研究生。幾年間看到他在當時著名的人文雜志《新建設》《哲學研究》上發表數篇研究高僧道安、慧遠的文章，另有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都相當有水平，內心是很佩服的，覺得應該向他看齊?？上辍拔幕蟾锩苯型Ａ艘晃粖^發有為的青年學者前進的步伐，留下的是一段充滿磨難的人生閱歷。

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方教授煥發出學術生命活力，積蘊已久的學術能量像火山一樣噴射，在中國哲學和中國佛學兩個研究領域同時發力，又交叉互動，先后寫作出版了一系列內涵厚重、引領思想潮流的學術專著，發表了大量頗有分量的論文，有力推動了這兩個學科的研究事業。在眾多論著中，《佛教哲學》《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上、下冊）、《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下冊）等最具學術價值，尤其是他用15年時間寫成、于2002年出版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洋洋90余萬言，是其佛學研究集大成之作，也是其一生代表性之作，出版后影響巨大，在佛學研究領域樹起一座豐碑。方教授不僅埋頭研究和撰述，而且在中國人民大學創建了佛學與宗教學理論基地，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培養出一大批學術英才，為中國宗教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方立天教授是能夠矗立在學術史上的學者，他的學術成就在許多方面超越了前輩師長，值得總結和學習的經驗是多方面的。為什么能夠如此？我難以充分表述，僅就自己與他的交往，談幾點體會。

第一，立志高遠，目標明確。

方教授從青年時起就認為中國哲學源遠流長，歷代哲學名家群星燦爛，蘊藏著精湛的智慧，在世界上獨具特色，因此，努力開發中華民族的智慧，弘揚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應是我們的崇高事業和光榮職責。于是，他立意研究中國哲學，一生矢志不移，奮進不息，從不旁騖。中國哲學以儒佛道三教為核心，內容極為豐富，有限一生難以窮其原委。于是他決定集中精力研究佛教及其哲學。他在自述文章中談到自己的想法：一是佛教內涵豐厚，其理論思維經驗教訓很值得總結；二是佛教進入中國，已成為中華文化有機組成部分，深刻影響了中國，不研究佛教，難以全面了解中國文化史；三是佛教哲理性強，從哲學層面研究，可以把握佛教思想的根本，又能豐富中國哲學史的內容；四是當時佛教研究不受重視，又有風險，而且難度極大、要求極高，被人視為畏途，正因為如此，要知難而進，在冷僻領域闖出新路。從此他把自己全部精力集中在中國佛教研究上，滿懷信心地向這一目標堅定邁進。強烈的事業心和鎖定奮斗目標是成功的必要前提。他用自己的方式，破解了莊子提出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的難題。

第二，求真務實，客觀理性。

我們這一代哲學研究學者，是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因此對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情有獨鐘。但不可否認，前蘇聯哲學中一些簡單化的教條主義模式對我們也有很大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提出堅持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時要廣泛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為我們的學術研究指明了方向。具體到中國哲學和宗教學領域，在理論上有一個如何重新理解和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和宗教觀的問題需要解決。方教授在這方面用自己的學術研究實踐起了帶頭的作用。他的《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一書，以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為指南，打破日丹諾夫把哲學史簡單歸結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做斗爭的教條，從中國實際出發，本著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精神，著重總結理論思維經驗，提煉出中國哲學問題十二項，即：宇宙生成論、本體論、時空觀、常變觀、矛盾觀、形神觀、人性論、人生理想觀、歷史觀、名實觀、知行觀、真理觀，較好地展現了中國哲人天人一體、關懷人生、注重體悟、敦學力行的風格和氣派。張岱年先生對此的評價是：“內容廣博，探索深入，詮釋精確。”在宗教研究上，方教授超越了長期流行的“宗教鴉片基石論”和“與宗教斗爭論”的前蘇聯式“左”的觀念，依據中央“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方針，從中國宗教的歷史傳統與實際表現出發，深入闡發“宗教適應論”，并與一些學者率先提倡“宗教文化論”，開拓宗教適應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更寬廣的途徑。他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概括為四：本質論、價值論、歷史觀、適應觀，使人們易于把握其要領。他在佛教研究上，既不受信仰主義者眼光的局限，又不陷于反宗教的偏激，能夠入其內又出其外，秉持客觀、冷靜、理性的態度去探討宗教發展規律，深刻說明宗教現象，指明其社會作用的兩重性和化解消極作用、最大限度發揮宗教正能量的可行之道。

第三，尊師重道，承接學統。

20世紀50年代，北大哲學系集中了一批全國一流的中西哲學史大家，方教授在從事哲學史研究的過程中，自覺從師輩那里汲取營養和智慧，并在后來獨立探索過程中把優良學術傳統發揚光大。對方教授學術生涯影響最大的有湯用彤、馮友蘭、張岱年、任繼愈諸先生。方教授的佛學研究可以說直接傳承了湯用彤先生的學術事業，他很認同湯先生說的“佛學亦宗教亦哲學”的觀點，所以走了哲學與宗教學“雙耕”之路；在研究態度上，他贊成湯先生既要超越信仰主義的限制，同時也要有“同情之默應，心性之體會”的包容心態；在研究進路上，方教授首先熟讀湯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受其啟發，撰寫了《魏晉南北朝佛教》一書，作為他進入佛教領域的第一站。方教授的哲學素養則得力于馮友蘭先生的啟迪：一是馮先生“闡舊邦以輔新命”的家國情懷；二是馮先生努力發掘中國古典哲學中有永久價值的成分，作為中國未來哲學發展的營養；三是馮先生吸收西方理性主義哲學成果，具有嚴密的邏輯思維和理論分析概括能力；四是馮先生以簡馭繁、深入淺出、明達通暢的文字功夫。我們這一代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北大同學在改革開放以后接觸最多的是張岱年先生。張先生的治學態度和方法深刻影響了方教授：張先生強調治學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研究佛教必須鉆進去，要設身處地，虛心體察，深契冥覺，體會貫通”、中華精神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用唯物主義辯證法來考察文化問題”、文化要“綜合創新”等思想，方教授不僅接納，而且認真在研究中踐行。任繼愈先生對方教授的影響，一是任先生用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佛教，集成《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一書；二是推動中國宗教學的創立和發展；三是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四是主持《中華大藏經》的編纂。方教授還努力向其他德高望重、學問博洽的前輩學者如季羨林、石峻、趙樸初、周叔迦、真禪長老等學習，他做到了“學無常師”、“就有道而正焉”。

第四，靜心專一，勤奮不怠。

方教授總結自己的治學態度時說：“學習和研究需要一種老僧入定的功夫，一種物我兩忘的境界?！彼约赫嬲龅搅藰I精于勤、至誠無息，數十年如一日，坐冷板凳、泡圖書館，每天直到晚上十點半閉館才回家，除了出差和講課，天天如此，周末假日照例不變，其刻苦專精的程度在學風淳厚的同時代學人中也是不多見的。讀書、寫書、教書幾乎成了他全部生活，并以此為其人生最大樂趣。早年為了探索佛學這片神秘而又陌生的領域，他走進中國佛學院進修8個月，學習佛教基本知識，熟悉佛教特有的思維方式、話語系統和文字表述，他自稱為甘啃酸果，自找苦吃。方教授深知學術研究沒有捷徑可走，只能從基礎做起，一步一個腳印，日積月累，方能見到成效。他繼承了北大哲學系前輩既重文獻又重義理的優良傳統，研究佛教須從洞悉資料起步，于是參與石峻先生領銜的多卷本《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的標點整理工作，認真從事《華嚴金師子章校釋》的訓話校勘工作，熟讀佛教各教派代表性著作，練好了基本功。例如僅僧肇《肇論》一書，他反復閱讀達20余遍。同時他又發揮哲學訓練得來的理論思維能力，自覺把學習、思考、講課和寫作結合起來，用學習推動思考，用寫作促進學習與思考，并使研究與教學良性互動，不斷用研究成果給教學增添新的內容，也努力使研究成果包含問題意識和理論高度。步入老年，方教授并未松懈，始終過著書齋里純學者的刻苦生活。他精心撰寫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梳理了中國佛教各基本教派的代表性著作和主要哲學思想，這需要讀多少書典？用多少心血？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方教授學術上的成功，是他不畏艱難、鍥而不舍、勇于攀登結出的碩果。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方教授就是這樣的弘毅之士。

第五，綜合創新，獨辟蹊徑。

《易傳·系辭》謂：“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為盛德”。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是中國學術的優良傳統，因此歷代學派層出不窮。

在當前一個大轉型的時代，更需要學術創新走在前面。但創新談何容易，口頭創新而不作為者有之，創而不新者亦有之；沒有堅實厚重的根基，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沒有勇于實踐的精神，是無法真正創新的。方教授服膺張岱年先生的“綜合創新論”，并用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為中國哲學和宗教學的發展不斷開拓新路。他使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對比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異同，在中華文化內部又考察儒、佛、道三種思想體系之間的差異與會通，在綜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巨大的創造力開辟獨立的學術空間。他在1988年出版的《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一書里，突破以往中國學界僅局限于把宗教歸為有神論并只作負面評價的單一視角，首次將佛教視為立體化、多層面的綜合體和多種功能的事物，指出：佛教“是由佛教徒及其組織、佛教思想文化和佛教儀式制度三種基本要素構成的系統結構。佛教既是一種信仰實踐，又是一種社會力量，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現象”。他分別從政治、倫理、哲學、文學、藝術、民俗六個方面論述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的互動關系，著重指出，“把佛教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考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人類文化可以分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兩大類”，其社會作用有正有負，要作具體分析。在當時的中國學界，他是最早闡釋宗教文化性的學者之一，從此，“宗教文化論”作為一種新的宗教理論，逐漸取代了“宗教鴉片論”，拉近了宗教與社會的距離，為宗教適應社會主義社會擴展了更多渠道。其后，他又提出“文化宗教”的新概念，提倡宗教要在社會倫理道德、哲學理念、文學藝術、民風習俗等方面發揮作用，走文化興教之路。

第六，明體達用，服務社會。

中國學術的主流是講求經世致用，即使屬于“內圣”的心性之學也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改良。按照馮友蘭先生的說法，哲學雖然無直接實用之效，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以其無用而成其大用”，故哲學研究依然要明體達用。本此傳統，方教授身在書齋，心之所系一直在現實人生。他為什么要寫《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呢？作者在該書“序”中說：“本書如果能夠對于宗教工作者、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外交統戰工作者，以及導游和旅者，提供各自需要的某些佛教知識，這對于我來說，就是最大的欣慰了。”原來他寫作的目的是為了滿足當時社會各界對佛教系統了解的需要，所以努力使作品做到雅俗共賞。他說：“運用自己的專業來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我們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崇高職責。”他在《中國佛教哲學要義》的“緒論”中確定了八項任務，其第八項就是“闡發中國佛教哲學的現代價值與意義”，針對“人類社會的三大基本矛盾——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矛盾，充分闡發、彰顯中國佛教哲學的道德修持、心理調適、社會穩定和環境保護等功能，顯然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作者在講到中國佛教倫理資源的現代價值時，指出“佛教倫理德目中的如‘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應是人類生活的共同準則”；佛教平等慈悲思想“對鞏固和平，反對戰爭，對保護野生動物，保護生態平衡，都有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佛教自利利他思想所內含的精神，“即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的統一，或者說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統一，在現代社會也應成為人們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關系的準則”；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對于我們淡泊名利，不驚榮辱，而又熱愛事業，勤奮工作，即培養崇高的奉獻精神也是有相當啟迪意義的”。

學者的治學方式和生活方式可以是多樣化的，但成功的學者又有共性，那就是立志從學、不怕清貧、甘于寂寞，在豐富多彩的精神世界里尋找樂趣。我稱方教授為毅勇深沉的學人，一是他志向遠大、信念堅定、奮進不懈、從不游移，此之謂毅勇；二是他深層探索、涵泳其中、專一而靜、刻苦百練，此之謂深沉。在當前社會上功利主義和浮躁虛夸等不良風氣已影響到學術的時候，方教授的學人品格更加顯現其價值，是值得我們很好效法和大力倡導的。（牟鐘鑒：中央民族大學）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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