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 浙江永康人，1933年生，1950年參加工作，1956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畢業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任助教、講師，1984年經教育部特批破格晉升為教授。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哲學系、宗教學系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哲學學部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弘一大師書法佛教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追求真理，一是提升道德。
法藏大師（643—712年）獨樂寺的十一面觀音像
慧遠大師（334—416年）　　演講人：方立天 時間：2012年秋季論壇 地點：什剎海書院　　我不是一個宗教的信仰者，也不是一個宗教的反對者，而是把宗教作為一種客觀對象進行研究的一個大學老師。我想跟佛教有關的大概有這樣幾類人：直接有關的就是佛教的信徒，第二類就是研究佛教的一些學者，第三就是佛教部門有關的行政官員。　　佛教學術界研究佛教的人是怎么研究的？他們的立場、方法和觀點怎樣？可能對我們信仰佛教的朋友也會有參照價值。　　研究中國佛學的因緣　　我與佛學研究有三點因緣：傳統影響、理性選擇和個性愛好。　　我是浙江人，1933年出生，1956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61年從北大哲學系畢業，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做教師。　　當時哲學系對老師有兩條要求：一是從先秦到近現代中國哲學史要會通講；二是要確定哪一段哲學史作為你的重點研究方向。當時很多人報了先秦、兩漢、宋明、近現代，但魏晉南北朝、隋唐幾乎沒人報。這一階段除了儒學以外，還有佛教、道教，宗教內容比較多，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政治輿論環境中，道教、佛教研究都被稱為“險學”，但我還是報了這一段，而且決定先研究佛教。　　當時研究佛教有三個困難。一是內容龐雜，歷史很長，派別很多，要想系統、全面地把握佛教思想史很不容易；二是佛教有很多概念，它的文字我們大多認識，但它的意思有特定的內涵，不易了解；三是佛教的思維方式跟我們一般的思維方式不同，是通過排斥而肯定，通過否定來呈現事物的真相，通過不是這個，不是那個，然后就是那樣來認識事物，與儒家注重現實的思維很不一樣。雖然困難不少，但我最后還是確定把佛教研究堅持下來。　　我覺得我與佛學研究有三點因緣：　　一是傳統影響。浙江一直是一個佛教大省，佛教的禪宗、天臺宗等在民間影響很大。我母親就信仰佛教，我就讀的那個小學和一座廟相連，上完課我們就跑到廟里去玩，去看佛像。我的幾個哥哥姐姐都不到成年就走了，母親希望觀音菩薩保佑我活下來，就說我是觀音菩薩生的，并把我的小名“觀生”貼在關公像后面，這把我和佛教的感情拉得很近，好像我和觀音菩薩、關公老爺都有一種特殊關系似的。這很可能是影響我研究佛教的一個內在基礎性的原因。　　二是理性選擇。進入北京大學以后，在對中國哲學的了解當中，對中國佛教也有了一點了解。認識到佛教內容很豐富，和中國文化、中國哲學的關系密切，很值得我們研究。　　三是個性愛好。我比較喜歡研究、思考冷門的問題，不太喜歡研究大家都研究的、都有興趣的東西。佛教當時當然是不被大家重視的一個學科。我就想，別人不研究我就去研究。只要克服了困難，就會取得學術研究的成果。　　研究中國佛學的軌跡　　我很早就給星云大師提過一個建議：成立一個社會心理研究所，觀察社會的變化、各類人群心理的變化后提出對策。人間佛教和唐代的禪宗可以說是中國佛教的兩大創造。　　我到中國人民大學的時候，具備的佛教知識很少。后來了解到中國佛教協會辦了一個中國佛學院，學校的領導允許我去聽課，我就住到廟（法源寺）里，幾位教我們的法師都是飽學之士，學習了約八個月，取得兩大收獲：　　一是對佛教的基本歷史、基本理路、基本思想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二是了解到佛門法師的生活，了解到他們都是道德高尚、有追求、有信仰的人，而且也了解到佛教內容很龐大，學問很深。從佛學院回到學校以后，我就開始了佛學研究。我想這個研究不僅要取得近期效果，而且應能成為一個長期研究的系列。　　⒈從佛教代表人物的個案研究入手　　經過反復考慮，我決定從佛教傳到中國以后一些在中國佛教中影響最大的僧人入手。第一個研究的是東晉的道安法師，頭一篇研究的文章在《新建設》上發表。當時《新建設》相當于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是中國科學院辦的人文社會科學的雜志，地位很高。　　“文革”結束后，我繼續進行個案研究，當時研究的人物有道安、慧遠、支道林、僧肇和梁武帝蕭衍等等。我的研究方法是首先找全資料。比如說道安，首先要把道安寫的所有文獻、資料都反復看，有關他的傳記等也都要看。第二是將已有研究道安的成果都找來看，這樣就知道別人已經研究到什么程度，哪些還可以拓展。　　我寫的魏晉南北朝佛教人物的系列研究成果，后來被中華書局注意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華書局主動約我把對魏晉南北朝佛教人物的研究結集成書，這就是《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中華書局的人說，我們一般不給年輕人（我當時還比較年輕）出論文集，都是給老專家出書。中華書局出《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和鞭策。　　后來我發現有一個人物在東晉時代特別重要，這就是慧遠大師。慧遠是山西人，后來在江西弘法，在江西廬山東林寺主持佛事活動。我將對慧遠的研究寫成專著《慧遠及其佛學》。　　我注意到這些個案研究的意義：它是對于佛教領袖的思想的集大成研究，實際上中國佛教領袖的思想就是中國佛教的思想。研究中國佛教思想首先要從研究中國佛教不同階段的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開始。所以后來到了隋唐那一段我也研究了法藏（華嚴宗的創始人）的思想，寫了《法藏》一書，在臺灣出版，受到較高評價。后來我還研究了禪宗的創始人慧能。這些個案研究使我掌握了中國佛教派別的重要背景，對了解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有很大幫助。　　⒉佛教典籍的整理　　研究佛教首先要研究文獻，要看得懂。我的文化背景，功夫、能力都有局限，要讀懂佛教典籍的內容有困難。但是，如果缺乏對文獻的準確了解，研究佛教就沒有基礎。我反復思考，想出一個辦法：選一本書，把這本書加以標點、注釋和校勘，然后用現代的語言進行翻譯。對一本書做過這樣的系統工作，再讀第二本佛教典籍，就會相對比較容易。　　我當時選的那本書是華嚴宗的經典《金師子章》，是法藏給武則天說法的。他將佛教的華嚴經義理說給武則天聽。文章很短，但很重要。是闡述華嚴經中關于最高精神境界理論的著作，很深刻，不是一般人能了解的，是要經過修持，達到很高境界以后，宇宙呈現出來的現象、狀態在人的主觀心境中的體現。這本書很薄，我把它精心地加以整理，又加以翻譯，由中華書局出了《華嚴金師子章校釋》。　　這本書被當時的古籍整理領導小組組長李一氓看到了，寫了一篇書評，派了秘書送到我家來征求意見。這個書評后來在《讀書》雜志上發表，對我的古籍整理的方式、方法和路子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還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到這本書。我在華嚴宗《金師子章》的校釋里面，不光進行了標點、斷句、校勘、注釋和翻譯，而且還進行了比較客觀的評論。　　經過一些這樣的鍛煉，我對佛教典籍了解的程度提高了，后來還和幾位朋友一起編了一套《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這套書成為大學哲學系學習佛教的重要文獻。　　⒊佛教哲學現代化研究的嘗試　　我對佛教人物有了一定的研究，對典籍也有一定的了解，接下去我又開始了對佛教哲學現代化研究的嘗試。佛教哲學很深奧，這一研究在我看來，一要有現代問題的意識。現代人類社會存在什么問題？佛教哲學當中相應地有哪些資源？佛教哲學有人生哲學、宇宙論、認識論和修持論（實踐論）等很多方面，哪些方面是現代人所關切的？對此我們要重視。因為研究歸根結底是為提升現代人素質服務的。　　二要用現代的語言表述佛教的思想。不能只說“般若”、“涅槃”，這些佛教用語要用現代語言把它解釋清楚。　　三要運用現代方法對佛教哲學進行闡釋。佛教從早期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有個發展過程，其思想邏輯的形成也有個過程。早期佛教思想主要是四諦——“苦、集、滅、道”，部派佛教內容就豐富起來了，到大乘佛教就講“緣起性空”。研究它的思想邏輯與歷史發展，是研究佛教的重要方法。還有分析和綜合的方法。佛教理論包括人生論、心性論等等，內容很多，要把其中不同的元素進行分解，分解了以后進行深入地研究，然后再加以綜合。這對于了解佛教哲學關系很大。對于佛教哲學我研究的側重點是人生論、心性論和修持論。每一個問題都有不同的要點。通過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分析和綜合等研究方法來把握佛教哲學，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四是要做出評價。

作為一個學者，對一個思想體系、信仰體系，應該做出自己的評論。我認為，這個評價應當是具有現代意識的、實事求是的，既要有理性的了解，又要加以心性的體會，認同的就肯定，有不同意見的，需要發展的，就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對佛教哲學經過以上四個方面的研究后，寫出了《佛教哲學》一書，印量較大，在地攤上都有。北京大學歷史系周一良教授看后給我寫了信，認為有了這本書，佛教入門的書就算有了。《佛教哲學》是在個案研究基礎上，就整體佛教的思想進行宏觀研究的。這本書與我的其他佛教研究著作一樣，也得到了獎勵。　　⒋佛教文化中國化的探索　　接下來，我又開始思考佛教中國化的問題。印度佛教到了中國內地，用中國各民族文字翻譯傳播；中國的西部地區、中部地區、長江、黃河以北地區和以南地區自然環境不一樣，人文環境也不一樣。這些都會使一個外來的宗教在傳播過程中發生變化，比如飲食習慣，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就不一樣。翻譯的文字也不同，于是形成了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南傳佛教。　　中國佛教和印度佛教的區別是我思考了很多年的問題。我把它歸納為好幾個方面，例如，中國佛教比印度佛教更重視現實，重視自性，重視簡易，重視頓悟等等，這些我都有專門的文章論述。中國佛教傳播的過程，是對印度佛教進行了重大發展的一個過程，只有進行這樣的研究，才能推動佛教學術研究的發展，才能把握佛教發展的規律。這方面我寫了《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這本書也是在地攤上都有，是一本比較、研究了佛教和中國其他文化形態（哲學、倫理道德和文學藝術等等）的關系的著作。　　佛教是發展的，不同的歷史階段佛教所面臨的、要解決的問題很不一樣，時代會帶來佛教思想的發展和變化。作為一個佛教學術研究者，重要的是要觀察這些變化。比方說，中國佛教禪宗的產生就和時代的變化有極大的關系。佛教傳播到民間，就需要像慧能這樣的人調整印度佛教的很多思想內容——走中國禪宗的路。當代海峽兩岸都提倡人間佛教，這個人間佛教也是時代對佛教提出的要求。我很早就給星云大師提過一個建議：成立一個社會心理研究所，觀察社會的變化、各類人群心理的變化后提出對策。人間佛教和唐代的禪宗可以說是中國佛教的兩大創造。　　⒌對中國佛教哲學的整體研究　　中國佛教哲學有沒有體系？它的體系是怎樣的？這是我在完成個案研究、典籍整理，又進行了宏觀的研究以后所做得最多的工作：從中國的佛教領袖、思想家的著作出發，把他們對印度佛教哲學的發展創造加以系統的整合，整理出中國佛教的哲學體系——我把它看作自己學術生平中一個最重要的志業。起初想用七八年的時間完成這本書，后來因為社會工作越來越多，結果用了15年時間完成了這部90多萬字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下冊）。在這部書中，我把中國佛教哲學體系分成人生論、心性論、宇宙論、認識論和修持論。這本書獲得第6屆國家圖書獎、北京市第8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2004年“中華文化優秀著作獎”一等獎，并列入“中國文庫”出版。很早就有了韓文版，日文、英文版都在翻譯之中。　　這本書體現了我幾十年研究的總積累，所以完成以后我寫了一個后記，說我真是解放了、解脫了，很高興！　　回顧我研究中國佛學的整個過程，大概的研究軌跡就是這五個方面：個案人物研究、典籍整理、佛教哲學的現代化探討、佛教文化的中國化研究，以及對中國佛教哲學體系的整體研究。現在看起來這個研究是符合邏輯的，它由基礎到專業，由比較容易到比較困難，由具體到抽象，由局部到整體，體現了它的邏輯性和有效性。　　研究中國佛學的人生體悟　　中國禪宗思想中，有“小疑小悟，大疑大悟”，提倡懷疑精神，提倡思考，這是很重要的。　　大體上可以說我從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間也停了十多年時間），到現在為止對佛教進行了重點的學術研究。在對佛教研究的50年中，我感觸最深的人生體悟有三條：　　第一個感悟，50年來學習研究中國佛學，使我懂得佛教是有益于提高覺悟和培育道德的學術體系。佛教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追求真理，一是提升道德。第一個是對宇宙人生有正確的認識，對宇宙人生的真相、實相要有真實的把握；第二個是對自己的道德人格素質要努力有所提升。　　例如，在提升覺悟方面，我認為關鍵性的一個命題就是佛教的“緣起性空”。這是佛教認識宇宙、認識人生最核心的觀念。所謂提高覺悟、提高智慧就是要認識、覺悟緣起性空。大家都知道佛教的世界觀就是緣起論，一切事物都是互相依存的。正因為是互相依存的，所以它是性空的。這個用現代化的語言來解釋就是說一切事物都是關系的組合，包括我們現在這個書院都是由各種因素、關系構成的。既然是關系，它必然是個過程。組成這種關系的各種因素都在不斷變化，在不斷變化當中推動整體緣起事物的變化。用佛教的語言叫做“無我”、“無常”。一切事物都是關系，一切事物都是過程，因此，結論是性空，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大體上也可以說佛教認為一切事物現象都是有的，但本質是空的。　　緣起性空，這個對我們人生的修持其實意義很大，是很重要的。2011年9月份，胡錦濤在北京會見奧巴馬時說了一句話，我認為非常重要。他說：“全世界已經進入了相互依存的時代。”就是說由于全球化，帶來了國家之間的互相依存，互相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要合作，合作就雙贏，互相斗就兩敗俱傷。這實際上就是緣起論。所以，佛教的緣起論是和當代人類社會的變化關系最密切的一個理論。人們認識當代的時代特征實際上會借用佛教的緣起論去觀察——一切事物都是緣起的、互相依存的。　　佛教要弘揚佛法，要傳播佛法。我非常強調傳播佛法最重要的是將緣起論的思想貢獻給人類。互相緣起，互相依存，要和諧，這個就是普遍價值。這個價值很重要，如果儒、釋、道與西方的思想能夠融通，加以綜合創造，就可能形成新的、符合當代人類需要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理念。我認為佛教在這方面可以作很大的貢獻。佛教的理論確實是能提高覺悟、增長智慧的。　　另外，大家都知道佛教給自己做了一個定義表述就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凈其意，是諸佛教。”這就是說佛教的道德和智慧是不分離的。智慧要體現在道德的實踐上，智慧和道德不能分開。所有不好的事情我們都不要去做，所有好的事情我們都要努力去做，這就是佛教。佛教就通過這樣的表述把道德的提升和智慧的提高統一起來。　　我想這對我的人生的指引是有意義的——使自己要求自己要不斷去追求真理，要提升自己的人格。我有兩本文集：《尋覓性靈》和《仰望崇高》。一個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個是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尋覓性靈就是尋求良知，就是通過研究佛教以后懂得要尋找良知。仰望崇高，佛教要我們追求崇高，追求超越。這實際上就是佛教對我影響的結果。這是我的第一個感悟。　　第二個感悟，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因為研究佛教要有定力。佛教不是那么好研究的，它需要坐下來學習、思考、體會和反復琢磨。坐冷板凳的過程是甘于寂寞的過程，外界物質利益對自己的誘惑要淡然面對。我沒有別的長處，但是，有一條我是可以說的，我不去爭——不爭房子，不爭職稱，不爭這個那個，從來不去爭。我現在也可以說有些當時就可以得到的東西，我都沒有得到，沒有得到也泰然處之。幾十年來我基本上就在圖書館里看書、備課和寫作。所以，中國人民大學領導說我上圖書館是大學的一道風景線，當然現在由于身體不允許，這個風景線沒有了。中國人民大學后來有一篇寫我的文章叫《不爭而爭》——不爭但都得到了。本來1983年評副教授，我是排在前面的，當時領導說我年輕，科研成果很好，中華書局都有論文集，雖說你教學缺56個學時，但是，我們也不會因為你缺56個學時就把你排在后面。后來又說不行了，說我態度不好。其實就是沒有去感謝某領導給我提升，相反給領導提了點意見，所以把我的副教授拿掉了。但是人遇到不高興的事不要不高興，因為高興的事就要來了，高興的事來了你也不要太高興，因為不高興的事就要來了。1984年中央要在全國重點高校的文史哲經的每一個專業里，選五個人為正教授。有的是要破格提拔，有的是從副教授往上提。文學五個，哲學五個，經濟五個，歷史五個。這個時候各個單位的領導沒有別的考慮，就是希望學校盡量有人入選，因為這樣可以表現學校的素質。我的東西也被送上去了，1984年就被破格提升為正教授，成為特批教授。這與我研究佛教有關系，淡泊名利。關鍵是自己努力，你努力了，社會總有會公正對待你的時候。不爭而爭，要坐冷板凳，要不去爭。但要努力，不爭不是放棄自己的追求，我的追求主要是在學術上。　　第三個感悟，是好學深思，獨立思考，自由思想。治學成敗關鍵是你有沒有獨立思考的精神，自由思想的精神。要獨立思考，不能畫地為牢，作繭自縛，那樣寫出來的東西是重復的，沒有意義的；從典籍實際出發，進行分析、研究，推導出獨到的結論，學術研究的關鍵是要提倡獨立思考，提倡自由思想，這樣才會有所創造。否則只有枝枝節節的東西，那樣的研究是無效的。中國禪宗思想中，有“小疑小悟，大疑大悟”，提倡懷疑精神，提倡思考，這是很重要的。（宋曉夢整理）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方立天：佛学研究的人生体悟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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