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國家圖書館第十四屆文津圖書獎獲獎作品。中科院專家由德文編譯導讀，完整收錄愛因斯坦關于人生觀世界觀的文章，有 20 多篇初次譯為中文。楊振寧序；受清華師生歡迎的十本書之一。

我從未試圖在任何場合取悅別人。
—— 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不僅是天才和偉大的科學家，還是思想家和人道主義者、和平主義者。他不受羈絆的獨立人格，以及看待問題和處理問題的獨特方式使他思想深刻、見解獨到。

阿爾伯特 ·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被認為是有史以來著名的科學家之一。他對物質結構、空間、時間以及引力性質的研究，徹底改變了這個世界，對人類思想進程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愛因斯坦不是一位僅專心自己專業領域，深居象牙塔的科學家，更是一位對人的天性了如指掌，對人間疾苦充滿同情，為社會的各種不公正進行斗爭的行動家。

除了科學論文外，愛因斯坦發表了大量有關世界觀、人生觀和科學觀方面的文章，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友誼、猶太人、納粹德國等諸多方面。本書基于原版但比原版豐富，是專為中文讀者打磨的一個文本，本書以影響較大的 1953 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為底本，收錄了《觀念與見解》《愛因斯坦晚年文集》里的及散落別處的相關文章，編譯出一個獨有的《我的世界觀》中文版。其中有 20 多篇珍貴文章此前從未翻譯成中文出版過。

通過《我的世界觀》我們將走近偉大的靈魂，認識一位詼諧幽默，充滿個性的愛因斯坦。

名人推薦

在過去的100年中，世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經濟，而在于科學技術——直接源于先進的基礎科學研究的科學技術。沒有別的科學家能比愛因斯坦更代表這種科學的先進性。

——霍金

愛因斯坦沒有抓住什么機遇，而是創造了這個機遇。他的眼光改寫了基礎物理日后的發展進程。愛因斯坦逝世幾十年來，他的追求已經滲透了理論物理學基礎研究的靈魂，這是他的勇敢、獨立、倔強和深邃眼光的永久證明。

——楊振寧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這是一本很值得深思，很值得玩味的書。說愛因斯坦是孤獨者，是的，但是他擁有最多的讀者。他對普天之下的愛和普天之下對他的愛是如此深刻和持久。說他沒有學生，這么多的學者都在學習和領會他的每一句話。最孤獨的卻成為多最廣為接受的。

——陳難先 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本書內容

代序 愛因斯坦：機遇與眼光

楊振寧

一

1905 年通常稱為阿爾伯特 · 愛因斯坦的“奇跡年”（Annus Mirabilis）。在那一年，愛因斯坦引發了人類關于物理世界的基本概念（時間、空間、能量、光和物質）的三大革命。一個 26 歲、默默無聞的專利局職員如何能引起如此深遠的觀念變革，因而打開了通往現代科技時代之門？當然沒有人能夠絕對完滿地回答這個問題。可是，我們也許可以分析他成為這一歷史性人物的一些必要因素。

首先，愛因斯坦極其幸運：他生逢其時，當物理學界面臨著重重危機時，他的創造力正處于巔峰。換句話說，他有機會改寫物理學的進程，這也許是自從牛頓時代以來獨一無二的機遇。這種機遇少之又少。E. T. 貝爾（Bell）的《數學精英》 （Man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37）引用了拉格朗日（J. L. Lagrange, 1736—1813）的話：

雖然牛頓確實是杰出的天才，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他也是最幸運的人：人類只有一次機會去建立世界的體系。

這里，拉格朗日引用的是牛頓的巨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Principia Mathematica）中第三卷即最后一卷前言中的話：

現在我要演示世界體系的框架。

拉格朗日顯然非常嫉妒牛頓的機遇。可是愛因斯坦對牛頓的公開評價給我們不一樣的感覺：

幸運的牛頓，幸福的科學童年……他既融合實驗者、理論家、機械師為一體，又是闡釋的藝術家。他屹立在我們面前，堅強、自信、獨一無二。

愛因斯坦有機會修正 200 多年前牛頓所創建的體系。可是這個機會當然也對同時代的科學家們開放。的確，自從 1881 年邁克爾遜—莫雷（Michelson-Morley）首次實驗以及 1887 年第二次實驗以來，運動系統中的電動力學一直是許多人在鉆研的熱門課題。令人驚奇的是，當愛因斯坦仍在蘇黎世念書時，他已經對這個題目發生了濃厚的興趣。1899年他曾寫信給他后來的太太米列娃（Mileva Mari?）：

我還了赫姆霍茲的書，現正在非常仔細地重讀赫茲的電力傳播工作，因為我以前沒能明白赫姆霍茲關于電動力學中最小作用量原理的論述。我越來越相信今天所了解的運動物體的電動力學與實際并不相符，而且可能有更簡單的理解方式。（引自：Albert Einstein / Mileva Mari?, The Love Letters, eds. Renn & Schulman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S. Sm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他追尋此更簡單的理解方式，六年以后引導出了狹義相對論。

當時許多科學家對這個科目也極感興趣。龐加萊（L.H. Poincaré，1854—1912)是當時兩位最偉大的數學家之一，他也正在鉆研同一個問題。事實上，相對性（relativity）這一名詞的發明者并不是愛因斯坦，而是龐加萊。龐加萊在 1905 年的前一年的演講《新世紀的物理學》（載：Physics for a New Century, AIP Publication on History, vol 5, 1986）中有這樣一段：

根據相對性原則，物理現象的規律應該是同樣的，無論是對于固定不動的觀察者，或是對于做勻速運動的觀察者。這樣我們不能，也不可能，辨別我們是否正處于這樣一個運動狀態。

這一段不僅介紹了相對性這個概念，而且顯示出了異常的哲學洞察力。然而，龐加萊沒有完全理解這段話在物理上的意義：同一演講的后幾段證明他沒有抓住同時性的相對性（relativity of simultaneity）這個關鍵性、革命性的思想。

愛因斯坦也不是首位寫下偉大的轉換公式的人：

之前，洛倫茲（H. A. Lorentz, 1853—1928）曾寫出這個公式，所以當時這個公式以洛倫茲命名，現在仍然是這樣。可是洛倫茲也沒能抓住同時性的相對性這個革命性思想。1915 年他寫道：

我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我死守一個觀念：只有變量 t 才能作為真正的時間，而我的當地時間 t’ 僅能作為輔助的數學量。（轉引自：Abraham Pais, Subtle is the Lord: The Science and th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67)

這就是說，洛倫茲有數學，但沒有物理學；龐加萊有哲學，但也沒有物理學。正是 26 歲的愛因斯坦敢于質疑人類關于時間的原始觀念，堅持同時性是相對的，才能從而打開了通向微觀世界的新物理之門。

幾乎今天所有的物理學家都同意是愛因斯坦創建了狹義相對論。這對龐加萊和洛倫茲是否公平？要討論這個問題，讓我們先引用懷特海（A. N. Whitehead, 1861—1947）的話：

科學的歷史告訴我們：非常接近真理和真正懂得它的意義是兩回事。每一個重要的理論都被它的發現者之前的人說過。（見：The Organization of Thought,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4, p.127)

洛倫茲和龐加萊都沒有抓住那個時代的機遇。他們致力于當時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即運動系統中的電動力學。可是他們都錯失其重點，因為他們死守著舊觀念，正如洛倫茲自己后來所說的一樣。愛因斯坦沒有錯失重點是因為他對于時空有更自由的眼光。

要有自由的眼光（free perception），必須能夠同時近觀和遠看同一課題。遠距離眼光（distant perception）這一常用詞就顯示了保持一定距離在任何研究工作中的必要性。可是只有遠距離眼光還不夠，必須與近距離的探索相結合。正是這種能自由調節、評價與比較遠近觀察的結果的能力形成了自由的眼光。按照這一比喻，我們可以說洛倫茲失敗了是因為他只有近距離眼光，而龐加萊失敗了是因為他只有遠距離眼光。

中國偉大的美學家朱光潛（1897—1986）強調過“心理距離”在藝術和文學創作上的重要性。我認為他的觀念與上述的遠距離眼光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的學術領域而已。在最權威的愛因斯坦的科學傳記 Subtle is the Lord （即前文所引 A. Pais 的著作）中，作者選擇這樣一個詞來描寫愛因斯坦的性格：孤持（apartness），并且在第三章開始時引述道：

與其他人保持距離；單獨地、孤立地、獨自地。（《牛津英文詞典》）

的確，孤持、距離、自由眼光是互相聯系的特征，是所有科學、藝術與文學創造活動中一個必要因素。

1905 年愛因斯坦另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成果是他于 3 月間寫的論文《關于光的產生和轉化的一個啟發性觀點》（On A Heuristic Point of View Concerning the Generation and Conversion of Light）。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光是帶分立能量 hv 的量子。常數 h 由普朗克于 1900 年在其大膽的關于黑體輻射的理論研究中提出。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普朗克變得膽怯，開始退縮。1905 年愛因斯坦不僅沒有退縮，還勇敢地提出關于光量子的“啟發性觀點”。這一大膽的觀點當時完全沒有受到人們的贊賞，從以下的幾句話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八年后，當普朗克、能斯特（W. H. Nernst）、魯本斯（Heinrich Rubens）、瓦爾堡（O. H. Warburg）提名愛因斯坦為普魯士科學院院士時，推薦書上說：

總之，我們可以說幾乎沒有一個現代物理學的重要問題是愛因斯坦沒有做過巨大貢獻的。當然他有時在創新思維中會錯過目標，例如，他對光—量子的假設。可是我們不應該過分批評他，因為即使在最準確的科學里，要提出真正新的觀點而不冒任何風險是不可能的。（參見前引 A. Pais 的著作，p.382)

這封推薦書寫于 1913 年，其中被嘲笑的光—量子假設（hypothesis of light-quanta）指的就是上述愛因斯坦于 1905 年大膽提出的想法。可是愛因斯坦不理這些嘲笑，繼續把他的想法向前推進，于 1916 年至 1917 年確定了光量子的動量，進而發展為 1924 年對康普頓效應（Compton effect）的劃時代的認識。

光量子這一革命性之觀點產生的歷史可以總結為：

1905 年 愛因斯坦關于 E=hv 的論文

1916 年 愛因斯坦關于 P=E/c 的論文

1924 年 康普頓效應

在那些年里，在 1924 年康普頓效應確立之前，愛因斯坦完全孤立，因為他對光量子的深邃眼光不被物理學界所接受。

二

在 1905 年至 1924 年之間，愛因斯坦的研究興趣主要在廣義相對論。作為科學革命，廣義相對論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其設想宏偉、美妙、廣邃，催生了令人敬畏的宇宙學，而且它是一個人獨自孕育并完成的，這一切讓我想起《舊約》里的創世篇（不知愛因斯坦本人是否曾想起這個比較）。

當然，我們很自然也會想起其他的科學革命，例如牛頓的巨著、狹義相對論、量子力學。不同之處：牛頓的工作確實是宏偉、美妙、廣邃的。對。可是在他之前有伽利略（Galileo）、開普勒（Kepler），還有更早的數學家和哲學家們的成果。他也不是當時唯一在尋求萬有引力定律的人。狹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也都是影響深遠的革命。可是它們是當時許多人研究的熱門課題，都不是由一個人所創建的。

關于廣義相對論，愛因斯坦沒有抓住什么機遇，而是創造了這個機遇。他獨自一人通過深邃的眼光，宏偉的設想，經過七八年孤獨的奮斗，建立起一個難以想象的美妙體系。這是一次純粹的創造。

三

廣義相對論代表引力場的幾何化。自然而然它使愛因斯坦接著提出電磁場的幾何化。從而又產生了將所有自然力幾何化的想法，即統一場論。此發展成為他后半生的研究重點。例如，1949 年至 1950 年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中心他最后的研討會上，他嘗試著把電磁場 Fμν 合并成不對稱的度量 gμν。他這個嘗試和他先前在同一方向所做出的努力一樣，都沒能成功。

由于沒有成功，也由于自 20 世紀 20 年代初，愛因斯坦將其注意力幾乎全部放在這項研究上而忽略了像固體物理和核子物理這些新發展的領域，他經常遭受批評，甚至被嘲笑。他對于統一場論的投入被描述為著魔（obsession）。這種批評的一個例子是拉比（I. I. Rabi, 1898—1988）于 1979 年在普林斯頓舉行的愛因斯坦百年紀念上所講的話：

當你想起愛因斯坦于 1903 年或 1902 年至 1917 年的工作時，那是極其多彩的，非常有創造力，非常接近物理，有非常驚人的洞察力；然而，在他不得不學習數學，特別是各種形式的微分幾何的時期以后，他就改變了。

他改變了他的想法。他的那種對物理學的偉大創意也隨之改變了。

拉比是否正確呢？愛因斯坦有沒有改變呢？

答案是：愛因斯坦的確改變了。改變的證據可以在他 1933 年的斯賓塞演講（Herbert Spencer Lecture）《關于理論物理學的方法》（On the Method of Theoretical Physics, New N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中找到：

……理論物理的公理基礎不可能從經驗中提取，而是必須自由地創造出來……經驗可能提示適當的數學觀念，可是它們絕對不能從經驗中演繹而出……

但是創造源泉屬于數學。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認為單純的思考可以抓住現實，正如古人夢想的一樣。

雖然你可以同意或反對這些非常簡要的論點，但是你必須同意它們強有力地描述了愛因斯坦在 1933 年關于如何做基礎理論物理的想法，而且此想法相對于他早年的想法有極大的變化。

愛因斯坦自己對這一變化非常清楚。在他 70 歲出版的《自述》（Autobiographical Notes）里，我們看到：

……我作為一個學生并不懂得獲取物理學基本原理的深奧知識的方法是與最復雜的數學方法緊密相連的。在許多年獨立的科學工作以后，我才漸漸明白了這一點。

很明顯，在這一段里，“獨立的科學工作”指的是他于 1908 年至 1915 年期間創建廣義相對論的長期奮斗。長期奮斗改變了他。是否朝更好的方向改變了呢？拉比說：不是，他的新眼光變成徒勞無益的走火入魔。我們說：他的新眼光改寫了基礎物理日后的發展進程。

愛因斯坦逝世幾十年來，他的追求已經滲透了理論物理基礎研究的靈魂，這是他的勇敢、獨立、倔強和深邃眼光的永久證明。

本文首發于《科學文化評論》第 2 卷（2005 年）

第 4 期，10—16 頁

編譯前言 他從未試圖在任何場合取悅別人

方在慶

阿爾伯特 ·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被認為是當今世界最著名的科學家。他對物質結構、空間、時間以及引力性質的研究，徹底改變了統治我們幾個世紀的牛頓世界觀，對人類思想進程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科學史上，只有牛頓（Isaac Newton，1643—1727）可以和他相提并論。

1905 年，26 歲的愛因斯坦還是瑞士聯邦專利局的一名三級職員，名不見經傳，遠離學術中心，挈婦將雛，過著每周 6 天、每天 8 小時的上班族的日子。盡管如此，他還是利用業余時間，進行自己鐘愛的研究。正是在這一年，他的創造力得到了驚人的爆發和展現，發表了 5 篇論文和 21 篇評論。他提出了光量子假說，解釋了布朗運動，提出了測定分子大小的新方法，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我們現在稱之為狹義相對論的理論。它徹底改變了人們對于時間、空間、物質和能量的傳統看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重要性上講，僅這一貢獻就足以讓他青史留名，但他并沒有躺在功勞簿上。兩年之內，他就發現了這一理論的天生缺陷，進而經過 8 年的努力，用生動的思想實驗支撐強大的物理直覺，面對無比巨大的數學困難，頑強抵抗，幾乎拼盡最后氣力，才從絕望和筋疲力盡中走出來，在 1915 年提出了廣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被認為是人類認識大自然的最偉大的成果。愛因斯坦的朋友、物理學家馬克斯 · 玻恩[1]曾說過，廣義相對論“把哲學的深奧、物理學的直觀和數學的技藝令人驚嘆地結合在一起”。

愛因斯坦也是量子物理學的奠基者。他因提出光子假設，成功解釋了光電效應，被授予 1921 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我們今天仍然在許多方面受惠于愛因斯坦，最明顯的例子是全球定位系統（GPS）。如果不考慮狹義和廣義相對論的三種效應，GPS 就完全無法使用。

如果我們只把愛因斯坦看成是天才和偉大的科學家，那最多只看到了愛因斯坦的一個側面。他還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人道主義者。他利用自己在科學界以外的非凡影響力，致力于國際的諒解與和平。他知道如何善用自己的名聲，支持對人類有益的事業。像歷史上的任何科學理論一樣，愛因斯坦的理論終有一天會被更完善的理論所取代。但是，他對社會公正的終極關懷、他對人類創造性的關注、他對自由的渴望、他的人道主義將長存于世。

愛因斯坦視自己為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但這幾個概念帶有鮮明的愛因斯坦特征。在那篇廣受傳誦的《我的世界觀》（Mein Weltbild，Querido Verlag, Amsterdam，1931，1953）中，他這樣寫道：

我是一個真正的“獨行者”，從未全心全意地屬于過我的國家、我的家鄉、我的朋友，乃至我最親近的家人。面對這些關系，我從未消除那種疏離感，以及對孤獨的需求——這種感覺隨著歲月的流逝與日俱增。一方面，它能讓人清楚地意識到，這將使自己與他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受到限制，但我毫無遺憾。這樣的人無疑要失去一些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但另一方面，這樣的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獨立于他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避免讓自己內心的平衡置于這樣一些不穩固的基礎之上。

這里的“獨行者”，來自德文“Einsp?nner”，原意為“一匹馬拉的車”。我們可以從多個層面來理解它。首先，可以用它來形容作為研究者的愛因斯坦的孤獨；其次，也可以用它來描述愛因斯坦不受羈絆的獨立人格，以及他看待問題和處理問題的獨特方式。他有一句并沒有引起人們太多注意的話：“我從未試圖在任何場合取悅別人”，則更好地詮釋了“獨行者”的形象。

盡管愛因斯坦一生有不少朋友，但是作為一名研究者，他基本上是孤軍奮戰。這一點貫穿了他的一生。沒有一個人從他那里獲得博士學位，他也沒有形成一個所謂的學派。他不喜歡上課，不是一位嚴格意義上的好老師，僅有的幾次授課經歷都很難說成功；至于他在日本、美國、西班牙以及阿根廷等地演講受到空前歡迎一事，與他是否會講課關系不大，更多是慕名而來。愛因斯坦曾多次抱怨沒有幾個聽眾能真正聽懂他的演講。

在評價一個人的學術貢獻時，愛因斯坦將友誼與學術判斷截然分開。學術上的獨創性是愛因斯坦采用的唯一標準，盡管他的判斷也會受學術偏好的影響。愛因斯坦與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1868—1951）和玻恩在學術上交往甚多，后兩者還分別將他們與愛因斯坦之間的通信結集出版。這些感情真摯的通信是他們友誼的見證。正是在索末菲的提議下，愛因斯坦才成為巴伐利亞科學院通信院士。但他從沒有提名索末菲和玻恩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相反，索末菲卻在 1922 年提名愛因斯坦為諾貝爾物理學獎候選人。讓人深思的是，盡管愛因斯坦并不喜歡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以及他背后的哲學，但承認他工作的有效性。1932 年，愛因斯坦提名海森伯和薛定諤[2]共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和平主義和超國家主義（世界政府）是愛因斯坦的兩個基本政治理想。早在“一戰”之初，愛因斯坦就公開宣揚和平理想。“一戰”結束后，他支持全面裁軍和建立統一的歐洲。“二戰”結束后，他極力倡導“世界政府”的理想，主張和平利用，而且只能和平利用原子能。在他的晚年，“世界政府”仍然是他一次次以各種形式談論的話題。他的建議有的也許不切實際，有的也許不太成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它們都來自一個清晰的頭腦和強烈的道德信念。

在科學與宗教的關系方面，愛因斯坦的看法非常獨特。“科學沒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沒有科學是盲目的。”這句話常常讓人產生誤解，以為愛因斯坦說反了。之所以產生這種誤解，是因為沒有弄清科學與宗教在愛因斯坦心目中的不同地位。愛因斯坦從來不是在字面意義上談“宗教”，他更多是指“宗教性”或“虔誠態度”。“一個宗教信仰者的虔誠，在于他從不懷疑那些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礎的超越個人目的和目標的意義”。愛因斯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信仰宗教的人。他從不禱告，也不做禮拜，但生活中卻始終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一個不可能有理性基礎的信念：一定存在等待被發現的自然規律。這就是斯賓諾莎式的上帝觀。他信仰“斯賓諾莎的那個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而不信仰那個同人類的命運和行為有牽累的上帝”。他畢生追求的，就是去發現這些規律。

愛因斯坦雖然出身猶太家庭，但不信仰猶太教。他對猶太人命運的積極關注是從 1914 年到柏林后才開始的。當時的柏林，有大量來自東歐的貧窮的猶太人。他發現，那些早就定居在柏林的猶太人，對于自己的同胞明顯表現出冷漠的態度。盡管他鄙視猶太族群中喪失個性的同化現象，但是由于總體上猶太民族處于受壓迫狀態，他同社會上一切形式的反猶主義做斗爭。他同意為猶太復國主義奔波，最初是為在耶路撒冷建立大學籌款；他看到大量猶太青年因各種原因受到限制，無法接受大學教育，讓他非常痛心。他并不是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以實體存在的以色列國。在他看來，一個能與阿拉伯人和平共處的猶太人定居點是最理想的，如果在這個定居點中，猶太青年能有機會接受教育，那么就有可能實現文化的猶太復國主義，進而達成猶太人對社會公義的理想。他甚至主張，所有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兒童都應當學習阿拉伯語。他還說：“如果我們不能夠找到一個與阿拉伯人和平共處并且真誠合作的方法，那說明我們從過去 2000 年的苦難中什么都沒有學會，命運對我們的懲罰是公平的。”

移居美國后，他又指責這個收留他的國度里嚴重的種族隔離政策，抨擊麥卡錫主義對左翼知識分子的政治迫害，揭露核戰爭圖謀，反對軍方與企業的合謀。所有這些話題在當時都是異常沉重的，愛因斯坦也知道相應的后果，但他義無反顧。為此 FBI（美國聯邦調查局）曾把他視為眼中釘，欲除之而后快。

閱讀愛因斯坦的著作，是了解愛因斯坦的最佳途徑。早在 1923 年，在愛因斯坦訪問日本之后不久，第一本《愛因斯坦科學著作集》（日文）就出版了。之后，不斷有各種語言的愛因斯坦科學著作集問世。但反映愛因斯坦對科學、教育、友誼、自由、宗教、猶太人以及各種社會問題看法的著作直到 1931 年才出版。在愛因斯坦 1955 年去世前，這種包括愛因斯坦人生觀和世界觀在內的綜合讀物只有三本：《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晚年文集》（Out of My Later Years，Philosophical Library，N.Y.，1950）和《觀念與見解》（Ideas and Opinions，Crown Publishers，Ins. N.Y.，1954）。除《愛因斯坦晚年文集》已在中國翻譯出版外，其他兩本文集還沒有被完整地翻譯過來。

最早的德文版文集，是 1931 年由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奎里多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世界觀》。編者為愛因斯坦的女婿凱澤（Rudolf Kayser），化名為 J.H.。這本書有許多版本，其中以 1953 年瑞士蘇黎世出版、由卡爾 · 澤利希（Carl Seelig，1894—1962）編輯的修訂版影響最大。兩版內容稍有不同，后者加入了幾篇愛因斯坦 1934 年之后發表的文章，刪掉了兩篇文章。第一個英譯本《我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s I See it）于 1949 年問世。為了吸引更廣泛的讀者，該譯本將德文版中第五部分“科學貢獻”刪掉了。到了 20 世紀 50 年代，《我的世界觀》中的內容已不能滿足人們對愛因斯坦思想了解之需，《愛因斯坦晚年文集》應運而生。它收錄了愛因斯坦晚年發表的有關裁軍、和平、教育、宗教、政治等方面的論述，目前已有中譯本問世。

1954 年出版的英文版《觀念與見解》，除收錄《我的世界觀》中的絕大部分內容，以及《愛因斯坦晚年文集》中的部分文章外，還增加了愛因斯坦發表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原子物理學家公報》（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富蘭克林學會雜志》（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科學進展》（Advancement of Science）以及席爾普（Paul Arthur Schilpp，1897—1993）主編的《愛因斯坦：哲學家—科學家》（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Tudor Publishing Co. N. Y.，1949）等書刊中的部分內容。在科學部分，還請愛因斯坦的合作者巴格曼（Valentine Bargmann，1908—1989）寫了導讀。

愛因斯坦去世后，他的遺囑執行人之一納坦（Otto Nathan，1893—1987）和作家諾登（Heinz Norden，1905—1978）在 1960 年出版了《愛因斯坦論和平》（Einstein on Peace，Simon and Schuster，N. Y.），收錄了愛因斯坦關于和平的內容，并加入了大量說明。這本書包含了《觀念與見解》中的絕大部分內容，除幾篇外，許良英等人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中均有收錄。后來，《愛因斯坦論和平》的完整中譯本也問世了。

正因如此，當兩年多前中信出版社決定將《我的世界觀》納入出版計劃時，在李繼勇先生的引薦下，我很爽快地應諾編譯此書。我之所以同意做這件事，是出于以下幾點考慮：

首先是希望盡可能消除因從英譯本轉譯而造成的語義損失。雖然愛因斯坦的幾乎所有文章和信件都是用德文寫成的，但自從他 1933 年到美國定居后，最先發表的往往是經過他的終身秘書海倫 · 杜卡斯（Helen Dukas，1896—1982）或別人翻譯過的英譯本。目前有關愛因斯坦的研究著作和論文，絕大部分也都是以英文發表的。愛因斯坦文章的英譯本比德文原文有更高的引證率。與此相應，在將德文翻譯成英文的過程中出現的錯譯或誤譯，也就通過英文的傳播造成了更大的影響，而這是必須加以糾正的。否則，謬種流傳將貽害無窮。

在以往翻譯愛因斯坦著作的過程中，我就遇到過多個因錯譯而造成的意義損失。但想要徹底糾正這些錯誤，談何容易。比如，將 verraten（背叛）誤認為 vertreten（支持、維護）。一字之差，意義完全不同。考慮到愛因斯坦研究中“非英語語言”缺位的現狀，我在編譯過程中依據的藍本是 1953 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這本書的內容，絕大部分都有中譯文。本來以為這是一件極其輕松的事，但問題比我想象的要嚴重得多。1953 年德文版存在一些無法克服的缺陷：第一，原書的注釋和解釋太不均衡。有些文章有很長的說明，有些則完全沒有；第二，有近 20 篇文章沒有交代來源和出處，放在一起，顯得突兀；第三，許多注釋不但已經過時，而且本身就不準確；第四，同一內容的文章有兩個或更多版本，而編者對此沒做任何說明；第五，盡管作者分了五個部分，但每一部分的文章之間并沒有有機的聯系；第六，只靠這些文章并不能很好地概括愛因斯坦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為此，在采用 1953 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的基礎上，我有意增加了 20 多篇能反映愛因斯坦人生觀和世界觀的文章。在第五部中，增加了愛因斯坦 1922 年在京都大學發表的著名演講《我如何創立了相對論》和其他幾篇論文。新增加的文章有一半以上內容來自 1954 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

那些被認為可能有損愛因斯坦形象的文章，比如 《對美國婦女的答復》和《婦女與戰爭》，也得到了保留。在這些文章中，愛因斯坦顯露了他戲謔、愛譏諷的個性，這與我們所熟知的偉人形象不太相符，但它們更客觀地勾勒出一個真實的愛因斯坦。相信讀者會有自己的判斷。

目前這個版本的最大不同之處，就在于盡可能詳細地給出文章的出處、發表時的背景，以及與其他版本之間的異同。而這又得益于愛因斯坦研究專家羅伯特 · 舒爾曼（Robert Schulmann，1942— ）博士的鼎力相助。從兩年前開始，我們之間電子郵件往來上百次，更多是我問他答。我們也分享發現原書錯誤時的興奮。舒爾曼博士總是在第一時間對我的問題進行回答，如果碰巧在旅途中，或工作繁忙無暇顧及時，他都會馬上告訴我，不讓我久等。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歷史學家，被公認為是尋找愛因斯坦未知手稿和信件的最成功的“愛因斯坦獵人”（Einstein-J?ger）。

在這位“獵人”的幫助下，許多我原以為無解的問題迎刃而解。對于同一文章的不同版本，他不僅提供自己的見解，還附上相關的影印件、愛因斯坦的秘書杜卡斯的相關說明，以及文獻在愛因斯坦檔案中的編號。對舒爾曼博士的幫助，無論如何感謝都不過分。他是少有的能無私地將自己的研究心得與他人分享的真正學者。

在編譯過程中，我參考了已有的一些中譯文，例如《我的世界觀》（葉蘊理譯，文化生活叢刊，1937）、《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卷，許良英等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愛因斯坦自選集》（郭兆林、周念縈譯，臺北：麥田出版，2016）、《我眼中的世界》（楊全紅譯，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愛因斯坦晚年文集》（方在慶、韓文博、何維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以及日文版《愛因斯坦選集》第3卷《愛因斯坦及其思想》［《アインシュタイン選集 3（アインシュタインとその思想）》，湯川秀樹監修，中村誠太郎、井上健譯，共立出版，1972］等書。同時為了準確理解原意，我也找來了相應的英譯本、少量文章的法譯本。我還參考了戴維 · E. 羅（David E. Rowe，1950）和舒爾曼合編的《愛因斯坦論政治》（Einstein on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這本書對相關文章的出處給出了目前為止最詳細的說明。

本書之所以得以完成，與眾多朋友和學生的幫助是分不開的，尤其是殷歌麗（Ingrid Fischer-Schreiber）、白靈（Cathleen Paethe）、魏少蘭（Sabine Weber）、施岷、霍穎楠、陳巍、馮樂、文恒和陳蜜等人；殷歌麗基本上處于在線解答狀態，做到了隨問隨答；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學愛因斯坦檔案館的奧里斯 · 布拉（Orith Burla）女士總是在第一時間回答我提出的各種問題；徐志凌、朱慧涓、孫賀、雷煜、劉杭等人參與了部分初稿翻譯，夏釗查找了部分文獻，黃尚永和何鈞通讀了譯稿，徐穎提出了一些中肯的修改意見；中信出版社的王強副總編以及孫宇、羅庚、鐘谷婷、張寧、彭博雅和關建等人，在本書的編輯出版方面貢獻甚巨，在此一并感謝。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楊振寧先生欣然同意將其大作《愛因斯坦：機遇與眼光》用為本書的序言，這是對編譯者的極大鼓舞與鞭策。這篇文章是楊先生 2005 年 7 月 24 日在第 22 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上做的報告，高屋建瓴地概括了愛因斯坦的研究風格與特點，文章敏銳深刻，富有洞見。楊先生的研究路徑與愛因斯坦非常相似，即從最根本的問題出發，提出原理性的理論，解決物理學中的重大問題。由于在科學上的杰出貢獻和精深造詣，楊先生能夠領略到常人所難領略的科學中的美與風格，而曾與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共事的經歷，更能讓他體察到一代偉人的細微之處。除此之外，二人都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具有入世的精神和滿滿的情懷。楊先生也有大量學術之外的著作問世，如《曙光集》和《六十八年心路》等，其中對于人類命運、文化前途的思考，對于家國依戀、師友情誼的系念，與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有異曲同工之妙，讀來令人頓生敬意。就以上而言，在中國能與愛因斯坦相提并論的，也最能理解愛因斯坦精神世界的，當非楊先生莫屬。他與愛因斯坦一樣，是創造了歷史的人物。感謝楊先生的鼓勵與支持！

愛因斯坦文集翻譯是一項繁重的工作，對譯者提出的挑戰幾乎是無止境的。這個譯本遠非完善，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盡管已盡我所能，但由于自身局限，肯定還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存在，還望同好者不吝指正。

2018 年 1 月 7 日初稿

2018 年 6 月 26 日修改

2018 年 9 月 28 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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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克斯 · 玻恩（Max Born，1882—1970），愛丁堡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通過對晶格理論、原子動力學和基本量子力學的研究，深刻地豐富了我們對物理世界觀的認識。1950 年，海森伯教授在“量子理論 50 年”講座中稱贊了他在哥廷根大學的前任老師，認為玻恩教授和帕斯卡爾 · 約當（Pascual Jordan）一起奠定了量子理論的數學基礎。——編譯者注

[2] 薛定諤（Erwin Schr?dinger，1887—1961），生于維也納，曾任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論物理講師。在受到德布羅意的啟發后，他創立了數學上精確的波動力學。——編譯者注

第一部 我的世界觀

我未來的計劃

我從未試圖在任何場合取悅別人

我的世界觀

論生命的意義

一個人的真正價值

論財富

共同體與個人

國家與個人良知

善與惡

宗教與科學

科學研究的宗教情懷

科學與宗教

宗教與科學勢不兩立嗎？

對宗教問題的回答

失去的天堂

倫理文化的必要性

法西斯主義與科學——給羅馬的羅科部長的一封信

論自由

在“羅德與泰勒獎”頒獎禮上的致辭

人權

論學術自由——關于“貢貝耳事件”

現代宗教裁判法

培養獨立思考的教育

教育與教育工作者

教育與世界和平

論教育

論古典文學

給日本小學生的信

教師與學生——對一群兒童的講話

達沃斯的大學課程

在 H. A.洛倫茲墓前的講話

H. A.洛倫茲在國際合作事業中的活動

創造者 H. A.洛倫茲及其為人

提名尼爾斯 · 玻爾為物理學通訊院士的信

評沃爾夫岡 · 泡利的《相對論》

推薦保羅 · 赫茲

約瑟夫 · 波普爾—林克尤斯

祝賀阿諾爾德 · 柏林內爾 70 歲生日

祝賀蕭伯納

在哥白尼逝世 410 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悼念瓦爾特 · 拉特瑙

悼念瑪麗 · 居里

悼念馬克斯 · 普朗克

向莫里斯 · 拉斐爾 · 科恩致敬

悼念保羅 · 朗之萬

悼念瓦爾特 · 能斯特

悼念保羅 · 埃倫費斯特

圣雄甘地

悼念卡爾 · 馮 · 奧西茨基

放在時間膠囊中的一封信

伯特蘭 · 羅素與哲學思考

羅素《政治理想》德文版序

數學家的推理過程

采訪者

恭賀某評論家

我對美國的第一印象

閑談我對日本的印象

《愛因斯坦科學論文集》日文版序言

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手稿的意見

婦女與戰爭

對美國婦女的答復

第二部 追求和平

和平

消除戰爭威脅

和平主義問題

在學生裁軍會議上的講話

論義務兵役制

和平主義之再檢討

致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

致和平之友的三封信

積極的和平主義

辭職信——致國際聯盟副秘書長

論裁軍問題

論 1932 年的裁軍會議

美國與 1932 年的裁軍大會

論仲裁法庭

科學中的國際關系

科學的國際性

論少數族群

德國與法國

德國文明的危險

關于戰爭責任的調查

原子戰爭，還是和平？

贏得了戰爭，卻沒有贏得和平

軍國主義的心態

與蘇聯科學院院士的書信往來

在接受“一個世界獎”頒獎會上的演講

給知識分子和平大會的信

為什么要社會主義？

智力合作協會

追求和平

文化：國際諒解的必要基礎

文化與繁榮

文化生活的病癥

對世界經濟危機的思考

生產力與購買力

生產力與勞動力——對一封來信的答復

對當前歐洲形勢做出的評論

論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參加羅斯福夫人電視節目的談話

確保人類的未來

時代的繼承者

致《施瓦本聯盟》

聲援尼柯萊教授——致漢斯 · 德爾布呂克教授的信

為尼柯萊的《戰爭生物學》日文版寫的序

第三部 從普魯士科學院辭職

從普魯士科學院辭職的聲明

與普魯士科學院之間的書信往來

與巴伐利亞科學院的書信往來

給普朗克的信

對邀請參加一項示威活動的回復

第四部 猶太人的理想

猶太人的理想

存在一種猶太世界觀嗎？

基督教與猶太教

猶太共同體 ——在倫敦的一次演講

反猶主義與學術青年

我們對猶太復國主義欠下的債

他們為何憎恨猶太人?

離散異邦的歐洲猶太人

以色列的猶太人

關于巴勒斯坦建設事業的講話

勞動的巴勒斯坦

猶太人的復興——代表“巴勒斯坦籌款基金會”發出呼吁

給某位阿拉伯人的信

論猶太復國主義的必要性——致州務部長黑爾帕赫教授的一封信

獻給萊奧 · 貝克的警句

給“信仰猶太教的德國公民中央協會”的信

關于希伯來大學的聲明

關于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來大學的提議

獻給華沙猶太隔都抵抗戰中的英雄

第五部 我如何創立了相對論

研究的原則——在普朗克 60 歲生日慶典上的致辭

理論物理學的原理——普魯士科學院就職演講

論理論物理學的方法

幾何學與經驗

什么是相對論

關于相對論

論廣義相對論的起源

物理學中的空間、以太與場的問題

約翰內斯 · 開普勒

《約翰內斯 · 開普勒的生平與書信》序

牛頓力學及其對理論物理學發展的影響

麥克斯韋對物理實在概念發展的影響

弗萊特納船

河道蜿蜒的成因及貝爾定律

論科學家的道德責任

關于理論物理學的基礎的思考

科學的共同語言

科學定律與倫理準則

我如何創立了相對論

閱讀全文: http://gitbook.cn/gitchat/geekbook/5ceb6fa985af0252aab1dd4e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我的世界观【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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