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覺醒年代》中，北大學生和教授待遇有多好？可能你永遠想象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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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時北大學生人數

有關北大教授與學生的統計數字很不完整，但還是可以從一些零星的數字看出早期北大教授與學生之一斑。1913年以后北大開始快速成長。以經費來說，北大一年的經費從1913年度的30萬元增長到1916年度的45萬元。學生的人數，在同一時期里，也幾乎增長了一倍。從1914年底的900名，增長到1500名。

從1917年至1919年，北大的學生人數又翻了一倍。根據胡適1919年12月對一個美國建筑師所說的，北大約有3000名學生。

早期北大學生人數的幾點問題：

第一，這些學生總數包括本科生和預科生。到了1914年年底，北大預科生的人數仍然超過本科生：本科生有376名，預科生則有534名。直到1916學年度，北大本科生人數才超過預科生。該學年度的學生總數是1503名。其中，本科生為801名，預科則為702名。

第二，早期北大的學生總數里，法科占了一半。比如說，1914學年度，北大共有423名本科生。其中法科213名、文科103名、工科78名、理科29名。換句話說，法科學生占了北大本科生的半數。到了1917年12月，也就是胡適在北大任教的第一個學期。北大的學生總數，本科、預科一起計算，共有1761名。

其中文科生418名、理科生422名、工科生80名、法科生則有841名，還是占了學生總人數的48%。

第三，就像《璞玉成璧》里已經指出的，20世紀初，因為新式教育初起，學生年齡偏高。從1912年到1937年，中國中學生的年齡是在十二到二十歲之間，而以接近二十歲的比率為高。這可以從北大學生的平均年齡得到佐證。根據1917年的統計，北大預科生的平均年齡是二十一歲有余。其中，以法科預科生最大，二十一歲半。

本科學生的平均年齡如下：文科，二十三歲四月余；理科，二十四歲余：工科：二十四歲十月余；法科，二十五歲十月余。法科本科與預科一樣，都是平均年齡最高的一群。

第四，在20世紀初，北大本科生主要來自于東南沿海幾省。以1913學年度為例，在423名本科學生里，有213名來自于廣東(78)、浙江(71)、江蘇(44)、福建(20)，占總學生人數一半。如果再加上山東(43)與直隸(37)，幾乎網羅了約70%的學生。

北大的預科生則反是。根據1914年的學生名錄，在534名預科生里，只有189名，也就是35%，來自上述的沿海六省。”然而，零星的統計數字常常不能讓我們一窺全豹。

比如說，1917學年度理科生的統計就顯示沿海這六省學生超過半數以上。該學年度理科的本科生有105名，其中61名，亦即58%是來自上述沿海六省；該學年度理科的預科生有312名，其中181名，亦即58%是來自上述六省。

二、當時北大學生的學費

20世紀初，中國高等教育的費用相對于中等教育是很低廉的，這是因為政府對前者的大幅補貼。換句話說，大學生是由全國納稅人來補貼的。

《璞玉成壁》里征引了一些數據，說明1920年代末期到中日戰爭爆發以前，江浙地區中學一年的學雜、膳宿費在52到130銀圓之間。相對的，1917、1918年間，北大本科一年的學費是30元、宿費15元、膳費24元，總共是69元。

請注意，這個數字低于《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的官方記載：膳費每月五元四角(亦即54元，以十個月計)，宿費每月二元(亦即20元，以十個月計)。事實上，當時北大實收的膳宿費都少于此。膳費方面，根據1918年《北京大學日刊》的報道，是每月二元四角。宿費方面，根據1918年1月1日《北京大學日刊》刊載的蔡元培布告：“本校現為體恤學生起見，暫收宿費(雜費在內)每人每年共十五元。計第一學期十元，第二學期三元，第三學期二元。其暑假留宿者另征三元，于第三學期末征收。”雖然宿費在1922年調漲為25元，學費仍然是一年30元。

即使再加上膳費方面的調漲，以及后來所征收的體育費1元，北大本科生一年的費用，還是遠在100元以下。

換句話說，讀北大的費用不見得比當時在江浙地區上中學要貴許多。理由很簡單，大學有政府——納稅人的補貼。以1916學年度北大45萬元的經費除以北大的學生數1500名，得出來的數字是每人300元。換句話說，北京政府花在每個北大學生身上是300元。

這等于是北大學生個人付出的一年費用的四倍以上。這是20世紀中國現代教育的一個不符合社會公平原則的特質。

說到北大的學生，很多人都會想起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平流行的一句順口溜：“北大老，師大窮，惟有清華可通融。”另外也有“惟有燕京、清華可通融”的說法。

事實上，這是后來的發展，是在大學增多，學校有教會與非教會以及時髦與土氣的分化以后的現象。在北大還是北京獨一無二的大學的時代，北大可是洋氣十足的先鋒。有關這點，我們可以用蔡元培的批評來作佐證。這個批評指的是北大愛說英文的時髦現象。大家都以為偏重英文是教會學校的變態現象，其實不然。蔡元培對北大的回憶，就充分說明了當時北大預科也是如此。

預科的起源，是蔡元培1912年出掌教育部時的設置。清末新學制初成之際，模仿日本的學制，各省設立高等學堂作為大學的預備科。由于程度不齊，蔡元培于是廢止高等學堂，在大學里設立預科。這個政策，蔡元培說后來遭到胡適等人的非難。

他們批評說：“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后。等蔡元培自己到了北大，他發現北大的預科有兩個弊病：一、變相獨立，與本科不相銜接：二、模仿當時的教會學校，偏重英語。

無論如何，早期北大開教務會議用英文，或許不能只怪歸國留學生的崇洋心態。畢竟當時北大的教授里，有將近20%是外國人。根據1914年底的記錄，北大本科部共有53名教授。其中10位是外國人：其余的43位教授里，有29位留過洋。預科部共有38名教授，其中，外國教授7位，留過洋的中國教授有21位。

據說，蔡元培到北大以后作了一連串的改革，包括規定教務會議一律說中文。

外國教授上課、開會說外語，可以說是公例。他們的待遇，不消說，也是高于中國教授的。這不只在教會學校如此，北大也不例外。

三、當時北大的校舍

老北大說到北大，總喜歡用“三院五齋”這四個字來概括北大的校園。“三院”是指三處教學區：“漢花園”的“紅樓”是“一院”，即后來的文、法學院；馬神廟的“公主府”是“二院”，即理學院；北河沿是“三院”，先后是譯學館、預科、法科的所在，最后是“三院男生宿舍”。“五齋”指的是五處學生宿舍：公主府“西齋”、漢花園“東齋”、五齋女生宿舍(位于“二院”與“西齋”之間的南側)、三院男生宿舍和嵩公府新學生宿舍。但這“三院五齋”指的是1935年以后的北大。

胡適1917年到北大任教的時候，北大還處于草創時期。后來作為老北大象征的紅樓還在建筑當中。當時北大的主校區，還在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的舊址，亦即馬神廟(四公主府)。公主府最大的正殿被用作大講堂，又稱文科第一教室，后改為階梯教室。公主的梳妝樓則成為圖書館。北河沿校區是預科及法科的所在地。直到1918年“漢花園”的紅樓落成以后，文科及法科才遷進了紅樓。此后，“紅樓”稱為一院，馬神廟稱為二院，北河沿則稱為三院。

如果北大最早的校舍在馬神廟，那最早的學生宿舍也在馬神廟就不足為奇了。馬神廟公主府(二院)的“西齋”——第一學生寄宿舍，是1904年在公主府西側空地上建造的十四排平房。

“紅樓”所在的“漢花園”是空地，原來是作運動場用的。1909年，在“漢花園”西南隅建造了新的學生宿舍。這就是“東齋”——第二學生寄宿舍。北河沿“三院”的八旗先賢祠宿舍，也就是陶希圣1915年進北大預科所住的地方，稱為“三齋”，即當時北大的第三學生寄宿舍。后來北大增添了一個“四齋”，就是第四學生寄宿舍，位于“紅樓”北邊的嵩祝寺后椅子胡同。

“紅樓”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為磚木結構，平面呈工字形，東西寬100米，正樓南北進深14米，東西兩翼樓南北進深各34.34米，樓高4層，有半地下室，總面積約1萬平方米。整座建筑通體用紅磚砌筑，紅瓦鋪頂，因此得名。結果，這座原先要作為學生宿舍的“紅樓”，卻在即將落成之際，變更用途，改為行政、教學及圖書館大樓。這當然有可能是因為這棟西式的建筑立時就成為北京摩登的地標，用作宿舍未免可惜。

可以想見的是，由于早期北大建設上因陋就簡，學校在教學與住宿的需要上，自然必須作輕重緩急之權衡。“紅樓”既然從學生宿舍翻身成為教學、圖書、行政大樓，那原先規劃有兩百多個房間的格局于是重新隔間，將每三個房間打通成為一間教室。第一層為圖書館：第二層是文、法兩科學長辦公室，后來的各系主任辦公室，各系教授會、教務處、總務處、學生會辦公室以及教室；第三、四層均為教室。地下室是北大的印刷廠，舉凡學校的各種講義、試卷以及《新潮》、《每周評論》等刊物就是在這個印刷廠印刷的。

北大貸款建造“紅樓"，原來是基于學風的考量。用徐崇欽的話來說，這是因為學校的寄宿舍不敷使用，以致“學生僑寓在外，漫無約束”。現在，北大把“紅樓”變更用途，學生住宿的問題自然不得解決。北大原有四個寄宿舍：按成立時間先后為公主府的“西齋”(第一寄宿舍)、紅樓的“東齋”(第二寄宿舍)、北河沿的八旗先賢祠宿舍(第三寄宿舍)、嵩祝寺后椅子胡同的“四齋”(第四寄宿舍)。

由于學生宿舍的需求遠遠超過了四個寄宿舍所能容納的能力，北大被迫租用民房作為寄宿舍，這就是“五齋”與“六齋”，所住學生有一百多人。到了1918年6月，北大因為“五齋”、“六齋”向學生收取的宿費不足負擔校方的租金，“贈累過多”，除了決定提高宿費以外，還決定文科在新學年度從公主府遷進“紅樓”以后，就把留下來的教室改作齋舍，以取代“五齋”、“六齋”。

然而，這個把“二院”的教室改為齋舍的決定可能并沒有執行，因為北大顯然繼續租用“五齋”和“六齋”。

1935年在蔣夢麟校長任內，北大在嵩公府東院北面建了一座四層的宿舍，是三座連在一起呈“凹”字形的建筑物，供高年級以及研究生住宿。這就是北大的新四齋——第四寄宿舍，外墻是用灰磚砌成的，所以又被稱為“灰樓”。第四寄宿舍有220個房間，分六平方米、九平方米兩種，但都是每人一間，房間內有壁櫥、家具。每層都設有盥洗室，供應冷熱水。

單人間的宿舍設計當然是顧及了個人的隱私，也完全符合北大人獨來獨往、老死不相往來的傳統。然而，這也適足以把北大人劃地自限的傳統在空間上制度化起來，跟胡適以美國寄宿型大學作為圭臬，希望用學生宿舍來培養北大學風的理念背道而馳。

四、當時北大教師的待遇

胡適1917年9月初到北大的時候，月薪是260元。一個月后，他的月薪調為280元。他在家信里對母親說：“此為教授最高級之薪俸。”即使在北大，洋和尚的薪資也是遠遠超過中國的教授。根據北大法科1918學年度《一覽表》的記載，在薪資上鶴立雞群的是胡適。

1920年代初期日記里經常提到的畢善功。他的月薪居然是600元。畢善功(LouisBevan)，是澳大利亞籍英國人，1902年到中國，清朝授予他二品頂戴、大律師、法律進士、格致舉人的頭銜。在1910年到北大以前，曾在山西大學堂的西學齋擔任教授及總教習。胡適對母親說他280元的月薪是“教授最高級之薪俸”，這句話是相對的。

280元確實是他那一級教授“最高級之薪俸”，但并不是正教授的薪俸。根據陳明遠的描述，1917年5月頒布的《修正大學令》，大學教師分為正教授，教授、助教授、講師四等。

正教授從一級到六級，月薪從最高到最低分別為400元、380元、360元、340元、320元、300元；教授分本科、預科兩類，也各分為六級：本科教授從最高280元到最低180元；預科教授則從最高240元到最低140元，每一等級的差別為20元；助教授分為六級，月薪從最高110元到最低50元；講師為非常設教席，視難易程度從2至5元不等。

我們不知道這個《修正大學令》里所規定的教授等級及薪俸是否只是具文，還是確實執行了。如果確實執行了，則胡適280元的月薪相當于今天所說的副教授“最高級之薪俸”。

1919年，北京大學在胡適那層副教授群里計有：

一級教授(月薪280元)：胡適、陳大齊、朱希祖、楊蔭慶、辜鴻銘、宋春舫、陳漢章、康寶忠、馬敘倫、蔣夢麟、陶履恭、劉師培、沈尹默、關應麟、馬寅初、黃振聲、左德敏、黃左昌、胡鈞。二級教授(月薪260元)：李景忠、賀之才、陳啟修、張祖訓、朱錫齡。三級教授(月薪240元)：周作人、王星拱、錢玄同、馬裕藻、朱家驊、羅惠僑、鐘觀光、沈士遠、楊昌濟。四級教授(月薪220元)：吳梅、林損、倫哲如、顧兆熊、吳增勤。五級教授(月薪200元)：沈兼士、陳懷、陳清文、王彥祖、柴春霖、陳瀚。六級教授(月薪180元)：黃節、葉浩吾、包玉英、龔湘、梁敬淳。

胡適280元的副教授“最高級之薪俸"，其實真的也不賴。當然，比上永遠是不足的。作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屬于“特任”，由國務會議議決，級別是“一級校長”，月薪為600元。換句話說，那遠來念經的洋和尚畢善功，他拿的薪水跟作為校長的蔡元培一樣多。

校長以下是學長（即院長）。根據1917年公布的《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分為四級，一級450元、二級400元，三級350元、四級300元。陳獨秀是第四級的文學科學長，所以他的月薪是300元。我到目前為止，還沒見到北大更上一級的正教授的名單。

但是，當時北大有兩名兼任學長的教授可能屬于正教授的級層：夏元，兼理科學長；王健祖，兼法科學長。他們兩位所領的薪資屬第三級的學長，高于陳獨秀，月薪350元。李大釗是圖書館館長，可是他的級別屬于最低的“五級主任”。根據1919年1月《北大教職員薪金底冊》的記錄，他的月薪只有120元。

1918年6月8日《北京大學日刊》載有北大書記的薪水章程。根據這個章程，北大的書記分為甲乙兩等，乙等是試用書記。甲等書記的薪水分六級，其薪水如下：40、36、32、28、24、20元；乙等書記的薪水分三級：16、12、8元。“

作為圖書館助理員的毛澤東的月薪只有8元，等于當時乙等試用書記最低的一級。我們把胡適280元的月薪和毛澤東8元的月薪拿來相對比，這35倍的差距，可以讓我們領略到當時教授養尊處優的一斑。

當時大學教授收入的豐厚，可以從留法的李書華的回憶里得到印證。李書華是1922年到北大教書的，他的月薪也是280元。

他說：

北京生活便宜，一個小家庭的用費，每月大洋幾十元即可維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約有房屋二十余間，租金每月不過二三十元，每間房平均每月租金約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個廚子，一個男仆或女仆，一個人力車的車夫；每日飯菜錢在一元以內，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儉用，節省出錢來購置幾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購幾所房子以備出租者。

如果把北大這個小世界放在北京的大環境之下，則北大教授生活的優渥就更加不言而喻了。根據美國人甘博(SidneyGamble)和步濟時(JohnStewartBurgess)從1918年秋天到1919年年底在北京所作的生計調查，當時北京初等小學教師的月薪是24元，校長36元；高等小學教師的月薪是32元，校長40元。

圖書館方面，京師圖書館在辛亥革命以后改稱北京圖書館。該圖書館館員的月薪，可惜甘博和步濟時不分等級，只列出了總數，亦即19個館員，共計800元。如果我們取其平均數，則為42.1元。北京兒童圖書館館員的月薪16元：中央公園圖書館館員的月薪從20元到40元，職員12元：北京通俗圖書館館員和經理的月薪從28元到40元，實習員從10元到12元。

根據甘博和步濟時的說法，當時北京的窮人階級里，一年只要100元，就可以養活五口的一家。從這個角度來說，當時毛澤東月薪8元，也足夠養活一個五口之家。由此換算，胡適280元的月薪，足夠養活北京五口一家的窮人三年。

當時大學教授待遇的優厚，何止跟中國其他階級相比是如此，跟美國教授的薪水相比，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聯邦教育局(BureauofEducation)的調查，1919學年度美國助理教授的平均年薪是美金1933元，副教授是美金2486元，正教授則為2628元。胡適在北大的教授職稱實際上相當于美國的副教授。他的月薪是280元，換算成年薪就是3360元，比當時美國大學正教授的平均年薪還要高。

換算成美金，胡適的年薪是美國教授所望塵莫及的。1919年中國銀圓的價值，根據南開經濟研究所的創始人暨教授何廉的回憶，是比美金還高，略高出于1：1的兌率。他說他在1919年赴美留學，用800銀圓換取超過800元的美金。當然，何廉換錢的地方是在湖南長沙。內地跟沿海城市的匯率可能有所不同。

然而，杜威1919年6月在北京換錢的經驗，也可以拿來佐證。他剛到中國的時候，100美元可以換114銀圓，后來降到110，6月13日只換到了102銀圓。”換句話說，胡適的年薪相當于當時的美金3300元。這個待遇是美國助理教授平均年薪的1.7倍，跟美國正教授的平均待遇相比，還遙遙超過將近700美金。美國與中國的生活費孰高，這是不庸待言的。如此說來，當時中國的教授真可以說是活在天堂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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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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