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歲的董明珠已經離青春年華四個字相去甚遠，但她似乎永遠充滿著無窮的活力與爭議。

蠻橫，兇狠，甚至被稱作不講禮貌——在不少采訪節目與真人錄制現場，透過屏幕，觀眾能感受到她帶來的強烈壓迫感。更不要說與她面對面直接接觸的人群：在各類記載中，不少人對這位渾身是刺的女人頗有微詞，稱其掌控欲太強。

這一個最直觀的印象始終相形始末。

比如，《時代周報》對董明珠的一篇采訪報道中，就將董明珠和下屬的關系形容為：老師與學生。從魯豫《大咖一日行》中，也能覺察董明珠在格力的“霸權”。

她喜歡說教，更喜歡掌控一切。掌控不了，便以一種更直接的方式表達出來——在百度搜索“董明珠 當場發飆”，可得到60.4萬個結果。

可以說，在屢被公眾談及并記住的大多數公開場合，她都以充滿爭議性的話語，極具攻擊性的姿態示人。但她又是如此的特別且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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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視作鐵娘子與大姐大，在格力乃至中國第一代企業家成長的歷程中，她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江湖少不了她，她也離不開江湖。人們對她又愛又恨，但如今，愛恨這兩個字也逐漸上了年紀。

時間總是殘忍地帶給每一個人錯位與脫節，任何英雄都有盎然神傷的時刻——從做格力手機開始，到銀隆事件流產，再到電商直播接連翻車，最后到近期核心高管接連離去：

雷厲風行的董明珠在邁向新世界的路上，走得多少有點吃力。

這似乎有些像電影《老炮兒》中，最后一次穿上軍大衣，在人生末路昂首沖鋒的六爺——沒人不發自內心的感動，但也沒人不懷疑這位老人終究會倒下。

但生意就是生意，尤其對董明珠這一類掌管著巨大商業帝國的“前浪”們來說，這僅僅屬于一個企業決策者在商業范疇的掙扎與起伏。

但生意又不僅僅是生意，尤其對已身任全國人大代表快二十年的董明珠來說，她更有著人民寄予的，屬于中國初代企業的敦敦厚望——

今天，隨著“兩會”如約而至，時常“出戲”的董明珠，憑著一個“敏感”的倡議，再一次站上了風口浪尖。

1
一場巨大的風波

“工作者的工資要提到一萬塊，才叫他納稅！”

全國“兩會”前夕，在相關報道中，說話做事從不保留的董小姐，率先提出了提高個稅起征點至1萬元/月的建議。在她看來，關注民生經濟，這是一個企業家的擔當與責任。

言論一出，議論紛紛。

在2020年3月3日早，#董明珠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至1萬元#就登上熱搜。事實上，個稅涉及民生根本，也是觸及公平與效率核心的問題，無論何時能引發輿論的高度關注。

支持聲音有。

比如，《證券時報》評論文章就指出，一些明星企業家，發出了個稅1萬元、甚至3萬元起征的呼聲，這與國民經濟發展相契合：“降低稅負水平”是討論個稅話題的主旋律。

人們叫好的聲浪也有。

“董明珠說出了普通老百姓內心的想法，是一個人大代表該有的作為。”“董明珠以更高的視角俯瞰社會，從她身上可以看出，人大代表不是一種榮譽，不是一種權力，而是一種責任。”“董明珠這樣的代表真正做到了代表基層人民的心聲。”

更有觀點指出，這一次董明珠不同往常單純意在將自己與格力曝光——實際上，近年來董明珠就個稅起征點問題持續發聲，早在2017年兩會，就提出調高個人工資、薪金所得起征點至5000元，并建立動態調整機制。

而到了2018年8月31日，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終于通過，起征點就為每月5000元。

此后，董明珠在近幾年依舊為提高個稅起征點繼續建言——客觀來說，董明珠延續與有效的倡議，讓近幾年很大一部分人，切實享受了減稅降負的政策利好。

但是，反對的聲音也不絕如縷。

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就指出：直接提高稅征收起點，這樣“一刀切”的政策，不僅簡單粗暴，并且很不公平。

比如，從地緣經濟發展的強弱來說，各地人均收入的巨大差異，讓提高個稅起點的惠及面不夠。

觀點指出，自2019年1月中國實施以5000元作為全國統一的個稅起征點后，中國絕大部分二三四五線城市的就業者幾乎不用繳納個稅。

但是，超一線城市的勞動者卻無法享受到相應權益——按照國家統計局2018年公布的收入排行榜，月平均收入超過8000元的城市諸如北京、上海、杭州以及深圳等地的勞動者，就成了政策難以惠及的“沉默人群”。

換句話說，生活在北上杭深的這2%實際上成了全國納稅壓力最大的一群人——比如，在北京月薪1萬元的勞動人群，單位實際支付大約14000余元，可員工在繳納社保和個稅后往往只能收到7000余元，加上幾千元的房租與各項日常生活必需品支出，工薪階層每月剩余很少。

此外，更大的反對聲浪在于：提高個稅起點，并沒有真正發揮出稅收促使社會公平的正向作用。

一個最直觀的例子是，高收入群體的個稅比例遠高于企業所得稅稅率，這就難免讓某些公司動起“歪腦筋”——假若月薪10萬以上企業高管，要按照45%交個人所得稅，但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僅為20~30%。現實中，某些企業便會將企業高管的工資開支劃分到公司運營成本當中，但該人工資單上或許只有5000元，從而成功避稅。

更不要說，中國眾多富豪的收益并非工資所得，可這一人群依靠投資類所得收益的稅率相比收益本身，則遠遠達不到個稅促進公平的效用——換句話說，中國的絕大多數既得利益者，仍在享受著這個時代“低稅率”的紅利。

以上種種反對提高個稅起點的觀點，本質上并沒有任何問題。但都存在著共同的最大問題：討論的范疇，已經不再是董明珠提出建議涉及的問題本身。

進一步說，沒有任何一項建議或者政策，可以完美解決所有現實問題。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無論個稅降不降，怎么降，人們關注的核心卻是：

在改革開放轟轟烈烈進行了四十多年后，當這塊蛋糕已經做得足夠大，此時此刻，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得渴望實現兩個字：
公平。

2
回到原點，尊重規律！

可以說，公平兩字在這個時間節點，已經成為一個不得不提，卻又難以根治的問題。

實際上，造成個稅在調節社會公平面前效果不佳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直觀的便是：個稅本該擔負起社會資源再分配的作用，已經被稅收本身所壓制。

比方說，在過去的十年里，個稅增長速度就遠遠高于個人收入增長速度，中國人均收入已經大幅跑輸稅收——2013年全國個人所得稅收入規模為6531億元，到了2018年，已經增加到13872億元，5年翻了一番，遠高于同期的個人收入增速。

即使在2019年個稅改革后，同年個稅收入較2018年已經下降25.1%至10388億元，但到2020年，個稅卻逆勢出現11.4%的增幅，而同期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僅為2.1%。

一增一減間，個稅與居民收入，已經成為民生問題中一個較為突出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若任其不斷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將受到極大的消極影響。

影響的直接后果便是消費銳減。

實際上，消費作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自改革開放前占國民收入中60—70%，到現在低于40%的占比，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尤其在最近十幾年間持續下降。

相較于國際公認的較為合理消費占比指標2/3，可以說，中國的消費占比已經遠遠不能稱作健康。

這也側面說明，中國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格局上是具有較大改善空間的。

國家自然意識到這一問題，并且早已行動——去年首提“國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戰略”，以深化供給側作為手段，去滿足消費需求，從而拉動國民經濟發展，最直接手段就是擴大消費。

如何擴大？

開源是本，但出臺一套更加合理的個稅方案，減輕中低收入人群個稅負擔，從而釋放人群更大的消費潛能，也是一項重要手段。

實際上，一切生產都是為了讓老百姓更好地衣食住行，假如前端的生產再熱鬧，但如果庫存持續時間過長，產品就會變為垃圾，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

某種程度上說，在兩極分化越發嚴重的當下，系統性調整個稅，這是效率的要求，更是公平的必須。

可相比起原因與后果，人們在當下卻對提出相應解決方法的董明珠過于苛責，這多少顯得反應過激，甚至是找錯對象——最起碼，比起難以根治而放棄根治，先去嘗試解決，先大膽發聲或才能真正推動問題解決。

更重要的是，再完美的蒼蠅也是蒼蠅，再殘缺的戰士也是戰士：

董明珠作為中國企業家的大姐大，更作為人大代表，這些年，她始終在為人民發聲與戰斗，哪怕說得不夠周全，但她終究值得掌聲。

3
耐心點，問題總會有解決的一天

有問題，就需要解決。

但令人難堪的是，近些年在最需要專家出具專業性建議的時候，有人卻顯得非常業余。比如，曾有專家在反對提高個稅起征點時，如此說到：

應該讓低收入者也享有納稅的光榮。

屁股決定腦袋，這無疑是21世紀新版“何不食肉糜”。放任自流是不負責任的，在解決個稅這一錯綜復雜的問題上，最重要的是，需建立一套完整的個稅征收體系。

提高個稅起征點只是其中一方面，而降低“個稅”最高邊際稅率也是另一種可行之道。

正如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在《關于將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降至25%以下的建議》中談到，將個稅最高稅率降至25%以下，不僅有利于中國吸引國際高精尖人才引入，更能確保稅基穩固。

此外，更重要的是，只有擴大個稅征收范圍，才能真正確保公平。

一個最直觀的例子是，目前個稅最高45%稅率對應的是個人綜合所得收入，即工資薪金、稿酬、勞務報酬、特許權使用費四項收入，這一人群高收入者主要是專家、學者、科技人員等，而像富豪收入更多地來源于利息、股息、紅利、財產所得等，僅適用20%比例稅率。

換句話說，中國最高收入群體個稅并非最高——這無疑是極大的不公。

因此，擴大個稅綜合所得范圍，除了長期資本利得收入外，針對利息、股息、紅利等其他各項收入均應納入綜合所得，適用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這或許，才是個稅改革在當下真正該關注的焦點。

這其實是一個極為簡單的道理：能者多得是天經地義的，同樣，多得者也需多為社會做貢獻。當然，正如前文所言：沒有任何一項政策是完美的，任何問題都需要實踐才能逐步解決。

可喜的是，自2019年正式實施個稅改革以來，通過提高起征點、擴大低檔稅率級距和新增6項專項附加扣除，如今，在中國已經有超2.5億人享受到了減稅紅利。

這離不開國家的高瞻遠矚，也離不開諸如董明珠這類，真正敢說真話、敢為人民著想的人大代表助力。

“作為代表，人民把這個權利給你代表，你就必須把更多的訴求帶到大會上，讓中央做出更好的決策，這就是代表的責任和義務”。在多個公開場合，董明珠就曾表示：“人民關切的就是我履職的方向，我會把人民的心聲帶到會上！”

而“提高個稅起征點”相關建議，僅僅是董明珠關注民生一隅——自2003年，董明珠第一次當選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此后18個年頭里，從外來女工參加生育保險難到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從完善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繳到重視醫患關系，董明珠關注的與倡議的，都離不開兩個字：人民。

4
什么才算一個企業家真正的擔當？

“我從來就沒有失誤，我從不認錯，我永遠都是對的。”這是董明珠曾說過的話，正如她自傳《行棋無悔》名字一般，她像是一個自負與自戀的結合體。

可現實殘酷。近幾年，董明珠這位叱咤中國商界的風云人物，和她的格力多少有些“四面楚歌”的味道。
過去一年，擔任過董事長、總裁、外加董秘的董明珠，盡管依舊大權獨攬，卻迎來了團隊精英的不斷離去。在2021年，執行總裁黃輝，這一位董明珠最倚重的技術靈魂，加上以及此前離職的董秘、財務負責人望靖東相繼出走，格力電器的管理“鐵三角”，似乎說散就散。

從2015年做格力手機，2016年收購珠海銀隆做新能源，2018年揚言500億做芯片，在空調主營業務難破天花板的格力，在董明珠多元化戰略執行下，一直走卻一直摔——此前手拉王健林、劉強東高調投資珠海銀隆，可珠海銀隆創始人最終卻跟董明珠對簿公堂。

再如2017年6月，格力發布“色界”手機，首日只售出5部。

更不要說，格力電器基本盤里最大競爭對手美的集團，其市值已經是前者的兩倍…

沒法不教人感慨。

這一位早些年銷售出生，靠著強勢性格與鐵腕手段，幾乎憑一己之力將格力舉向神壇，讓中國制造在國際市場意揚眉吐氣的女人，在這個2021，確實一言難盡。

但新世界的船票永遠不該忘記舊世界的印章。董明珠這類人物存在的意義，不僅是中國初代企業家群像的縮影，更是一個精神符號。

自2018年以來，諸如格力、華為這一類中國制造在遭受國際力量幾番圍堵苦陷掙扎，最后逃出生天時，此時此刻，人們更該關注到的，不應只是單純商業范疇的得失成敗，更該是中國制造在當下彰顯出的實力，與面對圍堵時百折不撓的骨氣。

百年前，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為中國輕工業貢獻出畢生的力量，時至今日仍被人們所銘記——人們記住的，是他為南通無償“輸血”，是他帶動中國輕工業在一個極度困難情況下實現了起步，是他為地方經濟做出杰出貢獻，而不是他最后經營不善而破產，晚年落寞而終。

從這點上說，每個時代都該有張謇，每個時代也該有董明珠。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袁国宝：董明珠的小倔强！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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