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宝:董明珠的小倔强!
67歲的董明珠已經離青春年華四個字相去甚遠,但她似乎永遠充滿著無窮的活力與爭議。
蠻橫,兇狠,甚至被稱作不講禮貌——在不少采訪節目與真人錄制現場,透過屏幕,觀眾能感受到她帶來的強烈壓迫感。更不要說與她面對面直接接觸的人群:在各類記載中,不少人對這位渾身是刺的女人頗有微詞,稱其掌控欲太強。
這一個最直觀的印象始終相形始末。
比如,《時代周報》對董明珠的一篇采訪報道中,就將董明珠和下屬的關系形容為:老師與學生。從魯豫《大咖一日行》中,也能覺察董明珠在格力的“霸權”。
她喜歡說教,更喜歡掌控一切。掌控不了,便以一種更直接的方式表達出來——在百度搜索“董明珠 當場發飆”,可得到60.4萬個結果。
可以說,在屢被公眾談及并記住的大多數公開場合,她都以充滿爭議性的話語,極具攻擊性的姿態示人。但她又是如此的特別且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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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視作鐵娘子與大姐大,在格力乃至中國第一代企業家成長的歷程中,她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江湖少不了她,她也離不開江湖。人們對她又愛又恨,但如今,愛恨這兩個字也逐漸上了年紀。
時間總是殘忍地帶給每一個人錯位與脫節,任何英雄都有盎然神傷的時刻——從做格力手機開始,到銀隆事件流產,再到電商直播接連翻車,最后到近期核心高管接連離去:
雷厲風行的董明珠在邁向新世界的路上,走得多少有點吃力。
這似乎有些像電影《老炮兒》中,最后一次穿上軍大衣,在人生末路昂首沖鋒的六爺——沒人不發自內心的感動,但也沒人不懷疑這位老人終究會倒下。
但生意就是生意,尤其對董明珠這一類掌管著巨大商業帝國的“前浪”們來說,這僅僅屬于一個企業決策者在商業范疇的掙扎與起伏。
但生意又不僅僅是生意,尤其對已身任全國人大代表快二十年的董明珠來說,她更有著人民寄予的,屬于中國初代企業的敦敦厚望——
今天,隨著“兩會”如約而至,時常“出戲”的董明珠,憑著一個“敏感”的倡議,再一次站上了風口浪尖。
1
一場巨大的風波
“工作者的工資要提到一萬塊,才叫他納稅!”
全國“兩會”前夕,在相關報道中,說話做事從不保留的董小姐,率先提出了提高個稅起征點至1萬元/月的建議。在她看來,關注民生經濟,這是一個企業家的擔當與責任。
言論一出,議論紛紛。
在2020年3月3日早,#董明珠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至1萬元#就登上熱搜。事實上,個稅涉及民生根本,也是觸及公平與效率核心的問題,無論何時能引發輿論的高度關注。
支持聲音有。
比如,《證券時報》評論文章就指出,一些明星企業家,發出了個稅1萬元、甚至3萬元起征的呼聲,這與國民經濟發展相契合:“降低稅負水平”是討論個稅話題的主旋律。
人們叫好的聲浪也有。
“董明珠說出了普通老百姓內心的想法,是一個人大代表該有的作為。”“董明珠以更高的視角俯瞰社會,從她身上可以看出,人大代表不是一種榮譽,不是一種權力,而是一種責任。”“董明珠這樣的代表真正做到了代表基層人民的心聲。”
更有觀點指出,這一次董明珠不同往常單純意在將自己與格力曝光——實際上,近年來董明珠就個稅起征點問題持續發聲,早在2017年兩會,就提出調高個人工資、薪金所得起征點至5000元,并建立動態調整機制。
而到了2018年8月31日,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終于通過,起征點就為每月5000元。
此后,董明珠在近幾年依舊為提高個稅起征點繼續建言——客觀來說,董明珠延續與有效的倡議,讓近幾年很大一部分人,切實享受了減稅降負的政策利好。
但是,反對的聲音也不絕如縷。
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就指出:直接提高稅征收起點,這樣“一刀切”的政策,不僅簡單粗暴,并且很不公平。
比如,從地緣經濟發展的強弱來說,各地人均收入的巨大差異,讓提高個稅起點的惠及面不夠。
觀點指出,自2019年1月中國實施以5000元作為全國統一的個稅起征點后,中國絕大部分二三四五線城市的就業者幾乎不用繳納個稅。
但是,超一線城市的勞動者卻無法享受到相應權益——按照國家統計局2018年公布的收入排行榜,月平均收入超過8000元的城市諸如北京、上海、杭州以及深圳等地的勞動者,就成了政策難以惠及的“沉默人群”。
換句話說,生活在北上杭深的這2%實際上成了全國納稅壓力最大的一群人——比如,在北京月薪1萬元的勞動人群,單位實際支付大約14000余元,可員工在繳納社保和個稅后往往只能收到7000余元,加上幾千元的房租與各項日常生活必需品支出,工薪階層每月剩余很少。
此外,更大的反對聲浪在于:提高個稅起點,并沒有真正發揮出稅收促使社會公平的正向作用。
一個最直觀的例子是,高收入群體的個稅比例遠高于企業所得稅稅率,這就難免讓某些公司動起“歪腦筋”——假若月薪10萬以上企業高管,要按照45%交個人所得稅,但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僅為20~30%。現實中,某些企業便會將企業高管的工資開支劃分到公司運營成本當中,但該人工資單上或許只有5000元,從而成功避稅。
更不要說,中國眾多富豪的收益并非工資所得,可這一人群依靠投資類所得收益的稅率相比收益本身,則遠遠達不到個稅促進公平的效用——換句話說,中國的絕大多數既得利益者,仍在享受著這個時代“低稅率”的紅利。
以上種種反對提高個稅起點的觀點,本質上并沒有任何問題。但都存在著共同的最大問題:討論的范疇,已經不再是董明珠提出建議涉及的問題本身。
進一步說,沒有任何一項建議或者政策,可以完美解決所有現實問題。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無論個稅降不降,怎么降,人們關注的核心卻是:
在改革開放轟轟烈烈進行了四十多年后,當這塊蛋糕已經做得足夠大,此時此刻,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得渴望實現兩個字:
公平。
2
回到原點,尊重規律!
可以說,公平兩字在這個時間節點,已經成為一個不得不提,卻又難以根治的問題。
實際上,造成個稅在調節社會公平面前效果不佳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直觀的便是:個稅本該擔負起社會資源再分配的作用,已經被稅收本身所壓制。
比方說,在過去的十年里,個稅增長速度就遠遠高于個人收入增長速度,中國人均收入已經大幅跑輸稅收——2013年全國個人所得稅收入規模為6531億元,到了2018年,已經增加到13872億元,5年翻了一番,遠高于同期的個人收入增速。
即使在2019年個稅改革后,同年個稅收入較2018年已經下降25.1%至10388億元,但到2020年,個稅卻逆勢出現11.4%的增幅,而同期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僅為2.1%。
一增一減間,個稅與居民收入,已經成為民生問題中一個較為突出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若任其不斷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將受到極大的消極影響。
影響的直接后果便是消費銳減。
實際上,消費作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自改革開放前占國民收入中60—70%,到現在低于40%的占比,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尤其在最近十幾年間持續下降。
相較于國際公認的較為合理消費占比指標2/3,可以說,中國的消費占比已經遠遠不能稱作健康。
這也側面說明,中國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格局上是具有較大改善空間的。
國家自然意識到這一問題,并且早已行動——去年首提“國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戰略”,以深化供給側作為手段,去滿足消費需求,從而拉動國民經濟發展,最直接手段就是擴大消費。
如何擴大?
開源是本,但出臺一套更加合理的個稅方案,減輕中低收入人群個稅負擔,從而釋放人群更大的消費潛能,也是一項重要手段。
實際上,一切生產都是為了讓老百姓更好地衣食住行,假如前端的生產再熱鬧,但如果庫存持續時間過長,產品就會變為垃圾,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
某種程度上說,在兩極分化越發嚴重的當下,系統性調整個稅,這是效率的要求,更是公平的必須。
可相比起原因與后果,人們在當下卻對提出相應解決方法的董明珠過于苛責,這多少顯得反應過激,甚至是找錯對象——最起碼,比起難以根治而放棄根治,先去嘗試解決,先大膽發聲或才能真正推動問題解決。
更重要的是,再完美的蒼蠅也是蒼蠅,再殘缺的戰士也是戰士:
董明珠作為中國企業家的大姐大,更作為人大代表,這些年,她始終在為人民發聲與戰斗,哪怕說得不夠周全,但她終究值得掌聲。
3
耐心點,問題總會有解決的一天
有問題,就需要解決。
但令人難堪的是,近些年在最需要專家出具專業性建議的時候,有人卻顯得非常業余。比如,曾有專家在反對提高個稅起征點時,如此說到:
應該讓低收入者也享有納稅的光榮。
屁股決定腦袋,這無疑是21世紀新版“何不食肉糜”。放任自流是不負責任的,在解決個稅這一錯綜復雜的問題上,最重要的是,需建立一套完整的個稅征收體系。
提高個稅起征點只是其中一方面,而降低“個稅”最高邊際稅率也是另一種可行之道。
正如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在《關于將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降至25%以下的建議》中談到,將個稅最高稅率降至25%以下,不僅有利于中國吸引國際高精尖人才引入,更能確保稅基穩固。
此外,更重要的是,只有擴大個稅征收范圍,才能真正確保公平。
一個最直觀的例子是,目前個稅最高45%稅率對應的是個人綜合所得收入,即工資薪金、稿酬、勞務報酬、特許權使用費四項收入,這一人群高收入者主要是專家、學者、科技人員等,而像富豪收入更多地來源于利息、股息、紅利、財產所得等,僅適用20%比例稅率。
換句話說,中國最高收入群體個稅并非最高——這無疑是極大的不公。
因此,擴大個稅綜合所得范圍,除了長期資本利得收入外,針對利息、股息、紅利等其他各項收入均應納入綜合所得,適用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這或許,才是個稅改革在當下真正該關注的焦點。
這其實是一個極為簡單的道理:能者多得是天經地義的,同樣,多得者也需多為社會做貢獻。當然,正如前文所言:沒有任何一項政策是完美的,任何問題都需要實踐才能逐步解決。
可喜的是,自2019年正式實施個稅改革以來,通過提高起征點、擴大低檔稅率級距和新增6項專項附加扣除,如今,在中國已經有超2.5億人享受到了減稅紅利。
這離不開國家的高瞻遠矚,也離不開諸如董明珠這類,真正敢說真話、敢為人民著想的人大代表助力。
“作為代表,人民把這個權利給你代表,你就必須把更多的訴求帶到大會上,讓中央做出更好的決策,這就是代表的責任和義務”。在多個公開場合,董明珠就曾表示:“人民關切的就是我履職的方向,我會把人民的心聲帶到會上!”
而“提高個稅起征點”相關建議,僅僅是董明珠關注民生一隅——自2003年,董明珠第一次當選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此后18個年頭里,從外來女工參加生育保險難到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從完善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繳到重視醫患關系,董明珠關注的與倡議的,都離不開兩個字:人民。
4
什么才算一個企業家真正的擔當?
“我從來就沒有失誤,我從不認錯,我永遠都是對的。”這是董明珠曾說過的話,正如她自傳《行棋無悔》名字一般,她像是一個自負與自戀的結合體。
可現實殘酷。近幾年,董明珠這位叱咤中國商界的風云人物,和她的格力多少有些“四面楚歌”的味道。
過去一年,擔任過董事長、總裁、外加董秘的董明珠,盡管依舊大權獨攬,卻迎來了團隊精英的不斷離去。在2021年,執行總裁黃輝,這一位董明珠最倚重的技術靈魂,加上以及此前離職的董秘、財務負責人望靖東相繼出走,格力電器的管理“鐵三角”,似乎說散就散。
從2015年做格力手機,2016年收購珠海銀隆做新能源,2018年揚言500億做芯片,在空調主營業務難破天花板的格力,在董明珠多元化戰略執行下,一直走卻一直摔——此前手拉王健林、劉強東高調投資珠海銀隆,可珠海銀隆創始人最終卻跟董明珠對簿公堂。
再如2017年6月,格力發布“色界”手機,首日只售出5部。
更不要說,格力電器基本盤里最大競爭對手美的集團,其市值已經是前者的兩倍…
沒法不教人感慨。
這一位早些年銷售出生,靠著強勢性格與鐵腕手段,幾乎憑一己之力將格力舉向神壇,讓中國制造在國際市場意揚眉吐氣的女人,在這個2021,確實一言難盡。
但新世界的船票永遠不該忘記舊世界的印章。董明珠這類人物存在的意義,不僅是中國初代企業家群像的縮影,更是一個精神符號。
自2018年以來,諸如格力、華為這一類中國制造在遭受國際力量幾番圍堵苦陷掙扎,最后逃出生天時,此時此刻,人們更該關注到的,不應只是單純商業范疇的得失成敗,更該是中國制造在當下彰顯出的實力,與面對圍堵時百折不撓的骨氣。
百年前,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為中國輕工業貢獻出畢生的力量,時至今日仍被人們所銘記——人們記住的,是他為南通無償“輸血”,是他帶動中國輕工業在一個極度困難情況下實現了起步,是他為地方經濟做出杰出貢獻,而不是他最后經營不善而破產,晚年落寞而終。
從這點上說,每個時代都該有張謇,每個時代也該有董明珠。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袁国宝:董明珠的小倔强!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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