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寫作文，非上價值不可嗎？”

“寫作文，非上價值不可嗎？”

作者|邵毅平（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今天，我們從小學生作文談起。

小時候，在閱讀作文范本的時候，有過一個小小的疑問，“為什么優(yōu)秀作文都長得一個模樣？”名人名言、多用成語、升華價值，成為學生作文的必備三寶。長大后，許多人行文仍是這一套邏輯，始終如一。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邵毅平在《如何閱讀文學經典》中寫道：中國文學的水準如果還及不上世界水準，那差距多半是從小學生的作文開始的。下文摘選自《如何閱讀文學經典》，內容有所刪減。

01 如實地寫是最重要的

先從一篇日本小學生的作文開始談起：

我養(yǎng)了一只兔子。這只兔子是人家送給我的。因為家里有狗和貓，所以就把兔子放在門口和貓狗分開養(yǎng)。我每天早晨去上學時，總要抱起那只兔子愛撫一番。這是上星期四的事。那天早晨我去上學，走到門口一看，兔子的兩只耳朵只有一只豎著，另一只倒在一邊。我對它說：“唷！怎么回事呀！把那只耳朵也豎起來吧。”可是兔子不理我。“那么讓我給你扶起來吧”，我用手扶起了它的耳朵。可是一放手，那只耳朵馬上倒下了。我就對阿姨說：“阿姨，請你把兔子的耳朵豎起來。”阿姨就用腳夾起了兔子的耳朵。可是阿姨的腳一松開，那只耳朵一下子又倒下了。阿姨說：“多奇怪的耳朵呀！”說著她就笑了。

小作者叫悅子，時年七歲，可能小學初年級。我在課堂上問同學們，這篇作文接下去會怎么寫？有同學說，可能會寫這個小朋友去找更多的大人，或者思考更多的方法，嘗試解決自己的困惑；也有同學說，她寫這篇作文一定有什么目的，她想表達的中心思想，很有可能是自己對生物學的喜愛，所以接下來她可能會寫，她對知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但小作者的作文到這里就結束了，沒有下文了。也就是說，這是一篇純粹的記敘文，并不打算借此說明什么道理。

▲兔子 圖源來自網絡

晚上悅子睡覺以后，她阿姨雪子看了這篇作文，覺得“用腳”舉動不雅，連忙把它涂掉，把那兩句話改成“阿姨攥住兔子的耳朵，讓它直立，可是阿姨一放下那只耳朵，它就又倒下了”。本來最簡單的辦法是把“用腳”改為“用手”，但實際上當時確實是用了腳，雪子考慮到不應該教孩子寫假話，所以才模棱兩可地改成那樣。但悅子仍難以理解阿姨的改動：

“阿姨，這個地方為什么不行？”第二天早晨悅子看到雪子改過的作文，開口就問。

“小悅把阿姨用腳夾兔耳朵也寫進作文，多討厭！不寫也可以嘛。”

“可是，你不是用腳夾的嗎？”

“嘿！用手去碰那東西多惡心……”

“噢。”悅子露出懷疑的神色，“那么可以寫出原因的呀。”

“但是，這種沒規(guī)矩的樣子怎么能寫進去呢？老師看了會認為阿姨舉動粗野的。”

“噢。”盡管雪子這樣解釋了，悅子似乎還沒有完全明白。

小作者不服，阿姨明明用腳夾的，為什么把“用腳”改掉了？阿姨覺得不雅，小孩子不懂什么叫不雅。

這篇作文，以及圍繞這篇作文所發(fā)生的故事，都寫在日本小說家谷崎潤一郎的長篇小說《細雪》里了。《細雪》不僅是谷崎潤一郎的代表作，還是日本現代文學的代表作。

▲谷崎潤一郎

這篇作文有我們所謂的“思想性”嗎？沒有。有我們所謂的“意義”嗎？也沒有，連追求知識的愿望也沒有，只是小孩子日常生活中發(fā)生的一件小事，或者說小孩子對動物的一點簡單觀察。她如實地把它寫了下來，對阿姨做出的稍微一點點改動，都覺得難以理解和接受。但是，“悅子的作文在學校里是優(yōu)等，這篇作文寫得也很出色。雪子借助詞典才給她改正了幾個錯別字，別的語法修辭上的錯誤根本找不出”，可見日本的作文評價標準與我們很不一樣。

雪子的改動還算有限度，只是模棱兩可，并沒有說假話，但悅子的疑惑表明，即使這樣的改動，也有違她所受的作文教育。這就說明，在日本的作文教育中，如實地寫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思想性”或“意義”，則顯然不在要求之列。如果是在中國，老師大概會要求最后加上幾句“點睛”“升華”之語，諸如“我一定要好好學習科學知識，長大后做個科學家，這樣就可以弄清楚兔子的耳朵為什么會這樣子了”之類。

這篇作文來自一部有名的小說，那么，這篇作文是直接來自孩子的呢，還是小說家捉刀代筆的呢？讀者自然會提出這個疑問。但我們對此不感興趣，我們感興趣的是，這樣的作文在日本能夠得優(yōu)等；我們關心的是，大作家顯然欣賞這樣的小作文。這才是最重要的。

02 寫作文不是非得“升華”才行

我曾在日本的大學里教中文，也讓日本的大學生寫作文。他們的理解力和思辨力都很強，但是剛開始學習中文，作文能力和我們的小學生差不多。讀他們的作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像悅子的作文一樣，怎么想就怎么寫，不虛偽，不矯飾，不做作，一句是一句，沒有空話套話，不會硬塞入所謂的“思想性”，不會硬賦予所謂的“意義”，也沒有“升華”之類的說法。下面是我記錄的某個日本學生的作文：

上課學朱自清的《背影》，期中考試要求寫作文，題目是“我的父親”。寫完了，讓大家上講臺“發(fā)表”（念作文）。輪到他（相馬君）了，往講臺上一站，大家就笑起來。他也不介意，扯著嗓子念：“我家是伯樂的后代。我的父親身體很強壯，臉色黑黑的，看上去兇惡的樣子，像個黑社會，”怕大家不懂，“——就是暴力團”，大家笑得更厲害了，他也念得更起勁了：“但他心腸卻很軟的。我做錯了什么，他就會狠狠揍我。每次他揍我時，我都替他難過。父親一定愛兒子的吧，他揍我的時候，他心里該有多痛苦呀！我不過是眼睛里流眼淚，他可是心里頭流眼淚呀！所以我要好好學習，不讓他揍我，這樣他心里就會幸福了……”

相馬君的作文很幼稚，念的時候同學們都笑了，可這確實是他的獨家之見，他就把自己的經歷、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寫了出來。

我教的日本大學中文專業(yè)的學生里，有些是在中國讀過書的“小海歸”。二戰(zhàn)結束，日本敗退，大量的戰(zhàn)爭孤兒留在了東北，東北的老鄉(xiāng)就收留了他們。1972 年中日恢復邦交以后，在中國的日本孤兒都長大了，結婚成家，生了孩子，有的已經有了第三代，日本政府允許他們全部回國。我碰到許多這樣的學生，日本遺孤的第三代，在中國念過小學或中學，到日本后學日語比較吃力，上大學的“捷徑”就是讀中文專業(yè)。他們在中國受過作文教育，寫的作文套話很多，文風明顯華而不實：“啊，老師（或母親、父親），你是我生命里的紅燭，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卻燃燒盡了你自己……”

日本小學生的作文也好，日本大學生的作文也好，我想說的，其實不僅僅是作文的問題。熟悉日本文學的讀者都知道，日本文學的一個特色，就是很少有所謂的倫理綱常，不強調所謂的“思想性”。小泉八云是一個西洋人，到日本后娶了日本太太，改名為小泉八云，編寫了許多書，把日本文化介紹到西方去。其中有一本叫《怪談》，我一個學生讀了以后，這樣評論這本書：“沒有中國式的倫理綱常，想淫就淫，想要錢就直接去做。”——別誤會，說的是文學里，不是生活里。

也正因為這樣，川端康成有《古都》，也有《睡美人》，谷崎潤一郎有《細雪》，也有《瘋癲老人日記》。探索人性可以到如此深度，就是因為全無顧忌或禁忌。難以接受的讀者，尤其是中國讀者，會覺得非常變態(tài)。但不管怎么說，中國文學里缺少這類作品。

03 再偉大的文學家也是從小學生作文寫起

再來看一篇中國小學生的作文，題目不詳（也許是周記之類），姑且叫它“三個孫中山”吧：

星期天，我們去中山陵了。中山陵上有三個孫中山，后面一個是站著的，再到里面，看見一個是躺著的。三個孫中山的臉都不一樣，不知道為什么？我玩了一會兒，覺得沒勁，后來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估計也是個小學初年級的小男生寫的吧。這樣的周記給老師批的話，可能會給一個不及格——怎么連小便都寫進去了？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的黃玉峰老師，在一次講演“‘人’是怎么不見的”中談作文教育，舉了這篇小學生的短文作為例子，他的評論很精彩也很到位：

你看，多么有靈氣！多么有童真童趣！真可謂是天籟之音！將來一定是研究問題的高手。可是老師說，要寫有意義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寫什么，想到什么寫什么，不能胡思亂想，對偉人不尊敬。因為科學主義告訴我們的教師，要引導學生寫健康的東西，什么能寫什么不能寫，應該開頭寫什么，中間寫什么，最后寫什么。

就這樣，可憐我們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斷了。

我想，被掐斷了的，不僅是孩子的靈氣，也是中國文學的希望。因為再偉大的文學家，也是從小學生作文寫起的。中國小學生的靈氣不比日本的差，但我們的作文教育戕害了他們；中國作家的天賦也不會比日本的差，但從小受的作文教育會拖累他們一生。

在大阪與上海之間曾有一班游輪“新鑒真輪”，走的基本上是日本古代遣唐使的航線（遣唐使從大阪的港口出發(fā)，穿過瀨戶內海和東海，到達寧波）。在“新鑒真輪”上曾聽到這樣的廣播：“……美麗的瀨戶內海，千帆競發(fā)，百舸爭流……”很文學也很中國，撰稿者當年的作文成績一定不賴。但看看舷窗外面，風景確實美麗，帆卻一片也無——現在的瀨戶內海里根本就沒有帆船了——睜著眼睛說瞎話呢！這就是我們作文教育的成果。這樣的作文、文章滔滔皆是。

▲電影《那年夏天，寧靜的海》

04 文學的作用是掌控人的思想和感情

這種所謂“思想性”“意義”的要求，也非始于今日，而是中國文學由來已久的傳統(tǒng)。《文心雕龍》是我國第一部有系統(tǒng)的文學理論著作，劉勰認為，詩歌的作用就是“持人性情”（《明詩》），“持”就是“掌控”。如果用詩歌來代表古代文學的話，那就是早在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文學理論著作里就提出，文學的根本作用，就是要掌控人的思想和感情。

魯迅早年有篇論文叫《摩羅詩力說》，他認為這種“持人性情”的文論，允許你有寫作的自由，可是要在“鞭子”的監(jiān)督之下，魯迅譏之為“許自繇（由）于鞭策羈縻之下”。又說，“然厥后文章，乃果輾轉不逾此界”——意思是此后中國的文章（文學作品），果然從來不敢越過這條紅線。所以，這不僅僅是小學生作文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作文教育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今天才有的問題，這是中國文學由來已久的要求和傳統(tǒng)，也就是要“持人性情”。

三毛講過這樣一段話：“中國人講話時，凡是碰到大場合，那就不好聽。其中必有大道理，叫人點頭又點頭，不打瞌睡都不行。中國人小飯館中一坐下，毛巾一擦臉，隨便講話，那個鮮活才如珍珠似的落下來。”（《你們?yōu)槭裁创蛭遥俊罚?/p>

她還講過這樣一段話：“那種寫作法，作者寫一個事件，一個社會，到頭來不留余地給讀者本身下結論。作者不客氣，寫到最后，借著書中人物，講起自己人生大道理以及是非、道德、價值……把話題盡講透，讀者如果不點頭好似就是作者的仇人。這種文章市面上多得是，魅力在哪里呢？魅力在于對付那種不看藝術生命只愿甘心被洗腦的‘識字人’——那不是給讀書人看的。”（《我看〈凌晨大陸行〉》）

▲三毛

我告訴大家，我也有“四怕”：讀漢大賦，最怕“曲終奏雅”；讀唐宋八大家，最怕“文以載道”；看今日的電視小品，最怕音樂起，說教來——那就趕緊換臺吧；看報刊上的“優(yōu)秀”作文選，最怕“大文化”排比鋪陳，“假大空”議論抒情，格式化起承轉合……

05 看到什么寫什么，想到什么寫什么

三十多年前，有人曾問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章培恒先生，如何看待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之間的異同。章先生的回答很有意思：“至于我自己所看到的異同，則只有一條：中國和日本的現代作家都得到過有影響的國外文學獎，這是同；中國作家得到的是斯大林文學獎，日本作家得到的是諾貝爾文學獎，這是異。”三十多年前，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時中國還沒有作家得諾獎。但在日本，1968年川端康成得諾獎，1994年大江健三郎得諾獎，對中國文壇的刺激都很大，幾乎所有人都會想，什么時候中國作家能得諾獎？

1949年以后，到章先生說話那時，中國作家獲得的最高國外文學獎項是斯大林文學獎，由蘇聯(lián)政府頒發(fā)。1951年得斯獎的，一是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二是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三是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

但我還要蛇足一句：其實就在中國作家得斯獎時，俄蘇作家也是得著諾獎的：1933年是布寧，1958年是帕斯捷爾納克，1965年是肖洛霍夫，1970年是索爾仁尼琴，1987年是布羅斯基。

章先生于2011年去世，無緣看到翌年莫言得諾獎，成為第一個獲得該獎的中國作家。

▲章培恒

然而，我對中國作文教育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前述看法，并沒有因為莫言得諾獎而有所改變。

我們的文學離世界水平有多遠我不知道，但據我對當代中日文學作品的有限閱讀，我知道我們至少離日本文學還有點距離。當然，這只是我非常個人的感覺和看法，原是不足數的，大家可以無視。

但如果真有距離，那么這個距離，應該是從小學生的作文開始的。中國文學，至少是現在的文學，至少比起日本文學來，多半是輸在了起跑線上的。

中國文學的水準如果還及不上世界水準，那差距多半是從小學生的作文開始的。我們的小學作文教育，使得中國作家進入寫作的時候，已經有了許多的束縛。

要縮短中國文學與世界水平的距離，首先須改革的是我們的語文教育，尤其是作文教育。少命題，少規(guī)定寫法，少要求所謂的“意義”，所謂的“思想性”，多讓學生“我手寫我口”，看到什么寫什么，想到什么寫什么。“三個孫中山”受肯定了，中國文學才有希望。

“兔子的耳朵”“三個孫中山”，都是小孩子的作文或周記，代表的是沒有套路、沒有限制、自由寫作的立場。本講皆舉六七歲小孩子的文章為例，也許有人會說，小孩子的文章可以這樣寫，那高中生、大學生也可以這樣寫嗎？難道我們就寫寫流水賬，我們就不要思想性了嗎？

其實大家理解的那個“思想性”是要打引號的，因為它多半不是作者自己的想法，而只是按照所謂的套路來寫而已。有自己想法的人，寫自己的真實想法、真情實感，他的文章就是有思想性的，根本無須他求或“升華”。再重復一遍，要說“寫作之心”，那就是“修辭立其誠”。

* 本講義2019年春季學期講授于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秋季學期講授于復旦大學附屬中學青浦分校，2021年秋季學期講授于上海中學、上海南洋模范中學。

作者簡介：邵毅平，男，漢族，江蘇無錫人，1957年7月30日生于上海。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 | 鳳凰網讀書頻道、《如何閱讀文學經典》（岳麓書社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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