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孔子看見《孔子》――兼談我們需要怎樣的國學
2010年05月22日
　　幾個月前，電影《孔子》挾一片鼓吹喧囂聲閃亮登場。緊接著，卻又眼見它黯然下線，在與《阿凡達》的PK中落荒而逃。關于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位賽車新銳寫入博客的幾篇雜文。對《孔子》的失敗，他表現出一種善意的幸災樂禍態度。他以為，倘若不是如此，定會有人跟著去拍其他一大群的這個子、那個子；結果只能是用大筆金錢換來中國電影業的“大倒退”。
　　可惜他依然不夠老辣。最近聽說還是決定，要繼續再拍幾部這樣的“大片”。怕什么？反正如今有的是錢。一部《孔子》倒下來，會有更多的《孔子》跟上去預備繼續臥倒。
　　其實，擺在我們面前的，未必真是要不要拍《孔子》或者《韓非子》，而是你究竟如何去拍的問題。這與我們怎么看待國學的問題很相像：這不是要不要講國學，而是到底如何講國學,或者講一種什么樣的國學的問題。所以今天我想從電影《孔子》講到歷史上的孔子，接著再說說我們現在需要什么樣的國學。
　　“假如《孔子》真的是我，那我只好不是孔子”
　　――某女史曰：發哥出演孔子，是孔子大幸。
　　――子曰：假如《孔子》真的是我，那我只好不是孔子。
　　上面兩句話，本是我為這次講演提供的內容簡介。遺憾的是，報告會的組織者沒有把它印出來。為什么我要斷定，假如孔子看到《孔子》，必會說“那我只好不是孔子”呢？因為電影里的孔子實在不像孔子。[b]說得刻薄一點，影片里的孔子形象，是個四合一的角色。一是丐幫首領，二是半個花癡，三是疑似強迫癥患者，四是張冠李戴的改革家。[/b][b][/b]
　　你看他帶著一幫徒弟，衣衫襤褸，前呼后擁，左右有佩刀腰劍的人相隨。這樣的人物不像孔子，其實更像墨子：一個最早結幫走江湖的老大、秘密社會的始祖。他的小團體紀律嚴明，徒弟對待大幫主的指令，可以做得到“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子見南子，是影片的重頭戲之一。貼出來的海報早就已經把它當賣點來渲染，主角們也都演得很投入。雖說孔子大概也不反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按最寬泛的理解，無非是“英雄戀美女，才子愛佳人”的意思），可他終究不該像電影里那般，跟某個美女（而且名聲不大好）初次見面，就恨不得把她抱上床去。這樣表現孔子，究竟有什么根據？幸虧他終于控制住自己，沒有朝著南子猛撲過去。所以我說他總算還沒有整個兒地變成十足的花癡。
　　電影里的孔子老是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動作。如那一套僵硬的抱拳作揖的姿勢；或者去見國君，還沒有進門，就開始磕頭。就因為影片根本沒有告訴我們孔子為什么要堅持這樣做，因此在觀眾的眼睛里，除了怪僻和矯揉造作，還能對他留下什么別的印象？
　　影片還讓這個老頭聲稱要“變古改制”。實際上，真孔子的政治主張恰恰是克己復禮，也就是要復古，恢復他想象當中由周公制定的那一整套禮樂制度。“變古改制”是后來法家的主張。孔子要往后退，法家則要朝前走。把克己復禮說成變古改制，就硬把孔子的理想扭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要退，可也沒想退得像老子主張的那般遠。首先用“大同”來概括遠古人類“黃金時代”的，確實是儒家；但儒家并不以“大同”為他們的政治理想。康有為早就揭明，“孔子言禮，不及大同，專言小康”。影片卻把“禮制大同”這樣根本不通的話塞在孔子嘴里。拍片子的人對孔子到底是想往前走，還是朝后退，如果朝后退，又要退到哪一步，壓根兒沒有一點概念。所以他們才會張冠李戴地按改革政治家的形象來塑造孔子。
　　對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當然不應該按歷史學科所追究的那種歷史真實性尺度去加以衡量；但這絕不意味著，它因此就可以完全不受歷史真實的規定性制約。“人生識字糊涂始”，是說光會念書本上的字，猶難免糊涂。可這句話不好反說。不能以為不識字就不會犯糊涂，或者不識字也照樣拍得好孔子！
　　[b]那么孔子究竟偉大在哪里呢？[/b]
　　[b]孤獨的價值理性守護者[/b]
　　孔子生活在從春秋到戰國的轉型時期。那時，自西周以來延續了幾百年的制度體系，連同與它相匹配的貴族文化，陷入急劇瓦解的局面。教科書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從生產力、生產關系到上層建筑都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它的主旋律，是新興的社會力量排除腐朽的貴族勢力及其文化，從而推動歷史的進步。因此我們理所當然地應該肯定和歡迎這種“禮崩樂壞”的大變局。
　　可是事實上它并不代表歷史上大多數人們曾有過的看法。比如從顧炎武到錢穆，就都不這么看。顧炎武用“禮”和“信”兩個字來概述春秋的時代精神。而戰國的時代精神，則更一致地被人們標示為“力”和“詐”。
　　從遵禮講信到崇奉力、詐的風氣演變，很集中地體現在顧炎武概括的“車戰廢而首功興”這七個字里。車戰是華夏社會一種古老的戰爭形式。當時的禮制對不同等級的國家理應擁有多少乘戰車有嚴格規定，因此有所謂“萬乘之國”、五千乘之國、五百乘之國等，不允許隨便擴軍。作戰主力是站在戰車上的貴族武士。一輛車上最多三個人，盡管每輛車后還會配置若干協同作戰的“徒卒”，軍隊的規模仍極有限。交戰也要嚴守規則。雙方戰斗員站在各自的戰車上，如果面對面，相隔兩匹馬以上的長度，如何互相搏擊？所以兩軍必須在十分開闊的戰場上斜錯列陣，戰車先由對角線的兩端相向行駛，在它們互相接近前再各自“左旋”。就這樣，當交戰的兩輛戰車分別作逆時針圓周運動時，車上的武士便能在戰車側身相錯而過的一刻交手過招。一個回合叫“一伐”。至多轉上三四圈，也就是打到“三伐”、“四伐”，即使車上的人尚未頭昏，也往往輪飛軸裂，車翻馬仰。故而不足一兩個時辰，戰爭也就結束了，簡直有點像游戲。
　　直到春秋中后葉，人們依然還在遵守禮制。公元前638年，宋、楚在泓水邊會戰。宋襄公一方先到達戰場、列好陣形。他的部下在楚軍未完全渡河，以及雖已渡河而未完成布陣時，先后兩次建議宋襄公提前出擊，但都被宋襄公拒絕了。交戰結果是宋軍被打敗，襄公因為受傷而在次年死去。對他恪守“不鼓不成列”的禮制，漢代人評價說：“于古為義，于今為笑。”是知他的行為被嘲笑為“蠢豬式的仁義”，固非自今日始。可是換一個角度想想，連打仗也毫不動心地把規則放在第一位，那是一個多好的時代啊！中國人不講規矩，或許正是從那時候開始的。時移世遷，此風竟漸如江河之瀉，積重難返，直到如今！
　　到戰國時，戰爭的目標、規模乃至酷烈程度都大幅度提高。為打仗而傾一國之力，爭以機詐相比高。對方即使投降還無法放心，結果只有把降卒全都活埋了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活埋事件就發生在那時。獎勵戰功，須以斬獲的首級多少為憑據，此即所謂“車戰廢而首功興”。凡此種種，在春秋時候都是絕不可想象的！對這樣的“禮崩樂壞”，難道我們也能夠以“歷史進步”的名義而舉起雙手去擁護嗎？
　　[b]可見歷史的考察越是深入到真實的層面，我們就越是難以用一種黑白分明、是非分明、對錯分明、好壞分明的簡單立場去看待它們。從春秋到戰國的歷史變遷，可能體現了一種非變不可、誰也無法阻攔的趨勢。這其中確實存在某種正當性。可是問題也許還有另外一面。凡屬重大變革的時代，當社會秩序發生大規模解體與重建，當社會正經歷著根本性轉型之時，我們經常看到工具理性的全面膨脹。這時候，絕大多數的人們根本無暇顧及價值理性。包含在舊傳統中的具有正面屬性的價值理性，總是連同舊傳統一起，被滿心眼追求現實利益的人們不屑一顧。因此與工具理性極端膨脹同時，價值理性往往處于普遍的失落和衰微。對正當或不正當的思索，會被對于是否有利或有用、能不能行得通的直接而現實的利害算計所遮蔽。而孔子的偉大，恰在于他身處實用主義彌漫的亂世，卻孤獨地堅守著他心中的價值理性。[/b]
　　[b]有時候堅持很重要[/b][b][/b]
　　克己復禮這句古話，被孔子拿來表達他最基本的政治主張。所謂復禮，就是要恢復西周那一套禮儀和行為規范，從而復興正在迅速敗落的過去時代的精神。不過孔子自己也知道，一種業已衰退的文化秩序，是不可能光靠對外在行為規范的強調就能讓它重生的。復禮還得通過克己才能實現。西周禮制本有一種內在約束，它是從統治家族的血緣關系中派生出來的。到春秋末，世代傳承了幾百年的血緣關系變得非常疏遠，所以“禮制”再也維持不下去了。孔子要通過克己實現復禮，又無法重建西周時那種強烈的血緣意識。他必須找到另外一種東西，作為克己的內在依據或約束。
　　這個東西就是“仁”。在古代中國思想史上，孔子第一次把用“仁”來標榜的道德意識自覺和道德自主，作為人必須有的一種明確追求提出來。這就是他之所以偉大的地方！
　　“仁”這個字，在孔子以前已經存在。《詩經》以“洵美且仁”、“洵美且武”形容一個人。這里的仁，應該已包含和悅或愛人的意思。但只有在孔子那里，“仁”才獲得一種系統的意義提升，被賦予全新的內涵。正因為如此，《論語》中才會留下那么多條孔子門人向老師問仁的記載。
　　儒家的仁，其最基本的含義是“愛人”。愛人的基本原理，就是將心比心，由己及人。從正面推己及人，即“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其反命題則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對這些信條，切勿以其平易而簡慢之。正像一個著名學者說過的，從它們中間可以展開“全部人性”。人類各文明曾不約而同地發現過有關倫理的下述“黃金法則”：“你希望別人如何對你，就應該以相同的方式去對待別人”。孔子是最早用他自己的語言表述這一法則的思想家。
　　就政治上的業績而言，孔子是徹底的失敗者。據司馬遷講，孔子一生“干七十余君”。可是幾乎沒有一個君主聽得進他的那些復古主張。他因此而自稱是一條“喪家犬”。但這并不是孔子之所以成為孔子的緣故。有時候，堅持真的很重要。孔子給中國文化打上不可磨滅的印記，正在于他的堅持，在于身處工具理性如滄海橫流的亂世而堅韌地被他所恪守、并被他所推展開來的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性。
　　[b]國學應該是開放的[/b][b][/b]
　　[b]電影《孔子》又一次訓示我們：在一個太過膚淺的商品文化時代，吆喝什么往往就意味著糟蹋什么。那么，“國學”也會遇到由孔子褪變為《孔子》的命運嗎？[/b]
　　我們確實應該警惕。
　　如同一開始說到過的那樣，基本上這不是要不要提倡國學的問題。關鍵在我們究竟需要一種什么樣的國學。所以最后討論兩個與此相關的問題：究竟什么叫國學？今天所需要的國學，應該具有什么樣的基本特征？
　　我覺得國學具有兩個帶根本性的屬性。首先，它是圍繞著中國文化的那些中心觀念之如何形成、發育和變遷的問題而展開的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這一屬性并沒有為國學劃定一條清楚的知識邊界；它只能提供一個聚焦的點，然后由此輻射出去，可能涉及到文史哲各領域，涉及到各門相關社會科學，還涉及到中醫、武術、美術、建筑等等。因為這個道理，國學注定只能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它不能以囊括一切的傲慢立場去取代所有那些學科領域的存在，以及它們各自的知識體系和專業建設。
　　其次，國學是中國人從中國文化內部對自身傳統所從事的反省和創造性轉換。這樣的反省既使它有別于洋人的“中國學研究”，又可以為在傳統的宅基上重建當代中國文明廓清它必不可少的厚實資源。任何成功的現代化，都不能缺少本土資源的接引與接榫。關于這一點，說來話長；現在只好按下不表。
　　上面所說的國學這兩項屬性，決定了我們真正需要的，必須是開放的國學。[b]它的開放性至少包含以下三層意思。[/b][b][/b]
　　[b]國學既然是中國人自己的學問，當然要從中國出發去解釋中國。但這絕不意味著國學是一種自我封閉的學問，可以對中國以外的學術界所從事的中國研究置若罔聞。[/b]
　　[b]在重建中國文化和中國價值體系的過程中，必須承認國學不是自足的。中國歷史文化不曾獨立地孕育出中國自己的現代性來。無論怎樣清醒地認識到，現代性并不是一種全然正面的東西，認識到中國文化完成其現代化轉型的任務需要有傳統作為榫接的基礎，我們依然無法否認，由于在現代性方面的不具足，中國文化無法拒絕向外部世界取經。國學不應該被當做抵斥外來現代文化的盾牌。[/b]
　　[b]國學不應該只有一個標準的、惟一正確的、終極真理式的、因而也必是僵化的版本。我們絕不可指望：真能有一幫代天立言的專家或別的什么人，可以向我們發布一種叫做國學的美好無比的東西；而我們一般大眾，則只須將它接過來生吞活剝，照說照做即可。當國學變成宣傳，它的前景，必定與孔子變作《孔子》相仿佛。國學只能活在有關它的各種見解的爭論和融會之中，活在自由思想和自由交流的原創性思維之中，活在由它所屬于的整個人群主動地與全體地參與的生命體驗之中。[/b]
　　今天要說的就是這些。謝謝各位！
　　（2010年4月13日晚在復旦大學演講，該演講由方太青竹簡國學活動提供資助，南方周末主辦）
　　【南方周末】本文網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5126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假如孔子看见《孔子》――兼谈我们需要怎样的国学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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