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世界第一個“日不落帝國”緣何凋落？

《堂吉訶德》這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因何誕生？英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古德溫在《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一書中進行了這樣的鋪陳——

“我們的各個王國好像變成了由一群被蠱惑了的人組成的共和國，人們都生活在事物的自然法則外……矛盾的事實是，我們的財富全都如隨風飄蕩的紙張：合同、債券、匯票、硬幣、白銀和黃金，但是沒有任何成果豐富或者高產的東西。因此‘西班牙已經完了，王室收入崩潰了，不再有更多封臣了，共和國正在衰退’，1660年，顯然充滿困惑的馬丁·岡薩雷斯·德·塞洛里格這樣抱怨道。他是無數經世治民者和政治評論家中的一員，迅速發展的出版業得以將這些人的觀點變成鉛字。‘西班牙已經到了徹底崩潰的地步，’他繼續說道，‘因為西班牙從未有過像今天這么多富有的封臣，但是也從未有過像今天這么多貧窮的封臣；同樣從未有過如今這么強大的國王，擁有如此多的收入、如此多的王國，但是也從未有過哪位國王如此債臺高筑。’”

古德溫繼而寫道：“這種相反且相當混亂的想法使西班牙人開始自我懷疑，甚至在帝國達到擴張的巔峰時依然產生了許多唱衰的理論。有些人將其歸因于帝國自然的社會經濟周期，就像身體不可避免地會衰老，政治體也會慢慢衰落。岡薩雷斯·德·塞洛里格最后的結論是，根本問題在于‘西班牙已經變成了游手好閑的食利者的國家’。”

《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

可以說，岡薩雷斯·德·塞洛里格當時就非常清晰地看到了現代人或多或少知道的事實：西班牙帝國已經從中世紀的混戰轉向了現代的貿易活動，它需要農民、工匠和商人，而不是更多的貴族。簡而言之，它需要經濟的發展，但這恰恰是西班牙的弱項。

也正是在對貴族感的幻滅中，塞萬提斯為世界帶來了《堂吉訶德》，以應對不確定時代的現實。

這種不確定在不久之后變得確定，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日不落帝國”，西班牙陷入衰落。19世紀末，它在美西戰爭中的恥辱性失敗使自己徹底失去了全球大國的地位。

英國歷史學家保羅·普雷斯頓則在《百年腐朽：一部西班牙政治史》一書中記錄了此后一百多年時間里的西班牙。它歷經君主王朝、德里韋拉的獨裁統治和短暫的第二共和，在漫長的佛朗哥獨裁政權之后，最終迎來君主立憲時代。然而，無論政體如何更替，西班牙政府始終深陷腐敗、治理無能的泥淖。獨裁者們任人唯親、賣官鬻爵，為維持統治，任由大批無能的政客把持大權，大肆斂財，暴力和恐怖手段成為最常用的治理手段；共和時期，黨派為各自利益，置國家、民眾危難于不顧，相互傾軋，政治混亂不堪，致使國家走向分裂、暴力和貧困。佛朗哥死后，腐敗和無能依然在西班牙蔓延，仿佛沁入骨血的毒藥，侵蝕著民主的力量。

《百年腐朽》試圖尋找這一問題的答案：君主、獨裁、共和、民主……西班牙試遍所有的政治選項，為何找不出根治社會頑疾的良藥？

也許，一切都要追溯到《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所記錄的那個時代，種子早已埋下。

第一個全球超級大國的誕生

《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記錄的是西班牙的黃金時代。當時的西班牙實現了全方位的崛起：經濟繁榮、文化興盛，領土也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而急劇擴張。這個原本偏居歐洲大陸一隅的國家，一舉成為“世界的中心”。

公元8世紀，阿拉伯人橫跨直布羅陀海峽，征服了幾乎整個伊比利亞半島，此后統治這片土地長達八個世紀。11世紀后，基督徒開啟大規模反攻，1492年終于全面收復失地。

西班牙在統一后，隨即開辟大航海時代，可以說是歷史賜予的運氣。短短幾十年間，西班牙人的腳步遍及世界，掠奪了大量財富，古老的阿茲特克和印加帝國都被其征服。在任上硬撼法國和奧斯曼帝國的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即查理五世），也因此不可一世地發出“在我的領土上，太陽永不落下”的豪言。

查理五世的輝煌并不是結束，它甚至僅僅是個開始。在他退位第二年，西班牙在圣康坦戰役中完勝法國，占領亞平寧半島，并開始主宰歐洲大陸。1565年，西班牙又在勒班托海戰中擊敗奧斯曼帝國，無敵艦隊聲名鵲起。西班牙帝國在極盛時期，領土總面積超過3000萬平方公里，占全球陸地總面積的1/5左右，是真正的日不落帝國。

但盛極而衰是歷史規律。1588年，無敵艦隊覆滅，西班牙元氣大傷，失去海上霸權，就此走上下坡路。此后與尼德蘭地區的八十年戰爭，不但耗盡國力，還讓荷蘭成功獨立，自己也失去了這個極其重要的稅源地。1648年不敵法國，失去歐洲的陸上霸權。1898年，西班牙不敵新崛起的美國。此時的西班牙已經失去了幾乎所有海外殖民地，徹底淪為二流國家。

《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從查理五世講起，鋪陳了先后四任君主的統治。查理五世與費利佩二世見證了西班牙的崛起和鼎盛，費利佩三世和費利佩四世則經歷了逐步的衰落。

查理五世

查理五世的統治破除了諸多障礙。作為一個剛開始連西班牙語都不懂的國王，他最初并未得到西班牙人的支持，各種勢力圖謀分化權力。查理五世則強硬面對，通過分化貴族和市民階層的手段，成功強化君主專制，繼而又成功籠絡各階層。

當初查理五世為了成為神圣羅馬帝國的新皇帝，高額賄賂選帝侯，因此向富格爾家族等大肆借債，這筆沉重的債務壓力也得以解決。當然，運氣占了極大成分，來自美洲的財富不但讓他還清債務，還擁有了稱霸歐洲的經濟后盾。

當時的歐洲世界正面對奧斯曼帝國的步步緊逼，查理五世在風云際會中成為歐洲的守護者。在我看來，查理五世最大的成就是他對“政治”和“統一”的理解。

1521年，查理五世提出了在歐洲堪稱全新的政治觀點，即各國統一建立一個非統治帝國。既然是“非統治”，那么這個帝國構建的唯一路徑就是協商，通過“坐下來好好談”，完成一個聯合國家的組建。而這個構想能成為共識，一方面是因為共同敵人——奧斯曼帝國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各國的共同宗教信仰。

雖然查理五世為了這一構想的實現，堅決站在了宗教改革的對立面，但他確實實現了這個協商式帝國的構建。

可以說，查理五世是歐洲自中世紀以來，通過聯姻式外交實現聯合統治這一思維的終極產物。這種思維和衍生的政策，如今看來利弊參半，它固然能令歐洲各國實現聯合，并且在減少武力沖突的和平狀態下實現擴張，但也導致最終的“成果”非常松散，極易崩塌。查理五世人生的成功與失敗，都是這種思維的寫照，他身上體現了兩個極端：一是這種外交思維能做到的極致，一是他無法改變的思維局限。

因為一生都在與伊斯蘭和新教徒糾纏，查理五世也被視作為信仰而戰的統治者。但在1555年，消滅新教的努力最終失敗后，在多年超負荷工作中已經筋疲力盡的他漸漸淡出。

費利佩二世的時代同樣輝煌，1581年，他在葡萄牙加冕，此時的西班牙已經占據了整個伊比利亞半島。而在五年前，也就是1576年，西班牙已經擁有了第一個菲律賓定居點。1598年，西班牙在如今的美國新墨西哥州建立城市，實現了有史以來的最大疆域。不過與此同時，西班牙也陷入多線作戰的境地。戰爭的巨大花費迫使西班牙政府提高稅率，但沉重稅負反過來又導致內部叛亂。財政的巨大危機也浮出水面，西班牙政府僅僅償還欠債的利息，每年就要花費國庫總收入的1/3以上，換言之，西班牙政府背負的債務已經是無底洞。

巔峰不過是“最后的倔強”

在查理五世和費利佩二世之后，是費利佩三世和四世的時代。此時“寵臣政治”當道，擴張腳步停頓，不敗已然終結，取而代之的是文藝的璀璨——這璀璨似乎只為記錄時代的沒落而生。

經濟問題是繞不過去的坎兒，相比英國人“坐下來協商”的生意模式，西班牙人無論是在內部還是面對殖民地，都只知掠奪不知協商。大量黃金白銀的涌入，僅僅滿足了王室與貴族，卻沒有像英國那樣誕生新興階層。民眾不但無法從中分一杯羹，反而還要忍受高物價，以至于大量人淪為流民。

西班牙王室對天主教的堅持和哈布斯堡家族的榮譽感，使之拒絕妥協，卻也導致了宗教沖突。而對家族榮譽感的維護，使得西班牙王室甘愿通過戰爭方式解決問題。有人甚至這樣形容：“一個失去名聲的君主國，即使它沒有喪失任何領土，也像沒有亮光的天空，沒有光芒的太陽，沒有靈魂的肉體。”

面對尼德蘭地區的獨立運動，他們也拒絕妥協，選擇武力鎮壓。面對民眾爭取權利的需求，他們同樣不妥協，也因此無法構建良好的社會氛圍。巨額財富沒有被用在新興工業上，這恰恰導致了西班牙的掉隊。

《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的書寫并未停留在幾位帝王的政治作為或不作為之上，古德溫更為關注的是個體的命運，即使帝王將相亦不例外。

輝煌如查理五世，也難免經歷喪母與喪妻之痛，晚年隱居于修道院，被肥胖和嗜食所困擾，最終在放縱和病痛中離世。

查理五世的一生，始于榮華，歸于平淡。盛年時因為權力的照耀，更是華麗奪目。他的生活其實也很華麗，是那個時代最著名的吃貨之一。

他尤其喜歡甜食，最愛面粉、牛奶和鮮奶油煮成的白甜醬，還要在上面撒白糖。現代人可能會對這玩意兒嗤之以鼻，但在當時可真是如假包換的奢侈品。這是因為歐洲氣候并不適合甘蔗生長，因此蔗糖是絕對的稀缺品。與東方的貿易中，蔗糖的地位一點也不亞于絲綢和瓷器，漂洋過海帶到歐洲的白糖，足以賣出天價，老百姓根本不可能吃到。

想來，查理五世在自豪于“在我的領土上，太陽永不落下”時，也盤算過自己治下哪些地方產蔗糖吧？

查理五世的一生，曾去過德意志九次，西班牙六次，而意大利則有七次，尼德蘭十次，又分別在戰爭與和平時期共去過法蘭西四次，還兩度前往英格蘭，兩度征戰非洲。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見證了世界上第一個“日不落帝國”的誕生，但他的構想和實踐都無法持續，社會的多元化、民眾的思想解放，都隨著宗教改革而到來。舊制度最終崩潰，查理五世創造的巔峰，回望歷史不過是“最后的倔強”罷了。

他的母親便是“瘋女胡安娜”，也是卡斯蒂利亞女王伊莎貝爾一世和阿拉貢國王費爾南多二世的女兒。這位純真美麗，心理脆弱的女性，雖然身世顯赫，自己也成為卡斯蒂利亞女王，但卻被無情剝奪王位，連嫁妝都被丈夫侵占，夫妻關系破碎。當然，她的瘋癲行為，尤其是丈夫去世后堅持保留尸體、拒絕離開丈夫棺木的舉動，也被一些研究者視為深思熟慮的有意選擇，目的只是為了保住孩子的繼承權。

相比之下，古德溫著墨更多的是文學家與畫家，將他們筆下的西班牙與現實聯系在一起，見證由盛及衰的過程。同時，他們也超越了這個過程，觸及人類社會的本質，哪怕有些嘲弄。就像《堂吉訶德》那樣，“不斷揭開那塊永遠存在于人類共同生存焦慮之上的傷疤，而這是通過令人愉快的玩弄人類頭腦對其自身感知的認識局限性來實現的。”

凋落后的百年腐朽

1898年美西戰爭后的西班牙，已經倒退為二流國家。此后的一百多年里，這個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就像陷入怪圈一般難以自拔。盡管仍然位列發達國家之列，GDP總量也排名世界前列，但相比舊日榮光，存在感顯然下降。

美西戰爭

《百年腐朽》中引用了哲學家何塞·奧爾特加-加塞特在1921年的一段話：“從君主到教會，西班牙當權者一貫自私自利。無論是這個國家的君主（畢竟是外來漢），還是這里的教會，他們的心究竟何時真正為西班牙跳動過？就我們所知，從來沒有。他們的所作所為恰恰相反。為了保證私利，他們處心積慮，裝作那些目標于國有利一般。”

這個觀點并不新鮮。1845年，英國旅行家理查德·福特出版了《西班牙旅行者手冊》，一年后出版了《西班牙綴拾》。他筆下的西班牙人性情豪爽，品格高尚，而政府則常常昏庸無道，治理無方。福特寫道：“西班牙人丁不興，田地荒蕪，人民悲郁窮苦，背后真正的頑疾在于糟糕的治理，世俗政府和教會都對此難辭其咎。”福特聲稱，西班牙各級政府中都有長期收受賄賂的專權者。

安東尼奧·毛拉

20世紀初的政治家安東尼奧·毛拉曾立志改變西班牙的政治生態，但最終失敗。面對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軍事獨裁、反教權主義、民主、宗教和君主制并存的社會思想體系，毛拉無能為力，其他人也同樣無力。即使走“變通路線”也不行，毛拉就是個例子，一向厭惡選舉舞弊的他，不得不在1907年的大選中虛與委蛇。

毛拉之后的1923年到1931年，西班牙陷入短暫的獨裁統治，卻讓這個國家越陷越深。巴勃羅·畢加索、薩爾瓦多·達利等人主導的超現實主義風潮，又何嘗不是現實所迫？

之后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國仍然沒有滿足人們極高的期望，改革無可避免涉及土地的重新分配，因此招致保守勢力反撲。短短數年后的內戰更是讓西班牙人感受到了劇烈的痛苦。

1939年，內戰結束，佛朗哥部隊進入馬德里，啟動獨裁統治，直至1975年去世。新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即位，他終結了獨裁統治，但民主的創建仍然艱難。

所幸的是，變革力量與舊有勢力終于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達成妥協，使得西班牙走出變革與暴力獨裁交替上演的怪圈。但因為僅僅是妥協，所以許多舊問題仍然會困擾西班牙，比如腐敗。正如巴爾塔薩·加爾松法官所言：“在西班牙，人們對腐敗從來都是大門敞開的。腐敗變得理所當然，普通公民甚至不再為這一現象感到心憂。由于民眾漠不關心，腐敗現象便愈發根深蒂固，并滋生出一個利益網絡，很難撼動。”

塞萬提斯之后的西班牙作家和藝術家們，延續著《堂吉訶德》中的巨大不確定性，書寫著失調的社會、無能的政府，還有那些暴力與絕望。

保羅·普雷斯頓總結道，西班牙現當代歷史的紛亂根源，在于社會現實與政治權力結構之間經常脫節，每當社會希望走向變革時，保守勢力就會出現鎮壓。佛朗哥并不是第一個，但好在他是最后一個。

這一切都能在《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一書中找到歷史原因。曾經讓西班牙失去霸主地位的那些東西，同樣也在困擾著百年來的西班牙。

與英國不同，西班牙從一開始就缺乏自治傳統和民主基因，反而更熟悉專制統治。也正因此，它倒在了資本主義的前夜。1898年美西戰爭的失敗，便是此前一個多世紀累積的惡果。掠奪無法緩解西班牙的經濟問題，工業的薄弱、農業的落后、教會的掣肘、軍隊的臃腫與貪婪，都是無法解決的頑疾，腐敗正是基于這一切而生，并固化為一種基因。

責任編輯：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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