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打工潮席卷打破了農村傳統的通婚圈，自由婚戀逐漸形成，跨省婚姻成為農村社會中較為普遍的現象。研究表明，農村跨省婚姻受生活習俗、婚姻行為、價值觀念以及村莊內生秩序的影響，一方面跨省婚姻中的“外來媳婦”遭到多重排斥，她們不得不重構家庭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另一方面跨省婚姻的公共性逐步消解與個體化日益形成，加劇了婚姻價值嬗變，導致離婚風險上升。這表明在農村跨省婚姻締結和維系的過程中，不僅受社會結構、宗族力量、代際關系等束縛，還受婚姻功能嬗變和婚姻價值變遷的影響。

關鍵詞:跨省婚姻;多重排斥;價值嬗變;外來媳婦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體制轉型、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加快，人口流動規模擴大，社會階層流動加速，傳統的婚配模式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1];尤其是通婚圈擴大和婚姻市場形成對農村的婚戀模式、婚戀觀念帶來了全方位沖擊[2]。有學者研究指出，在人口流動的背景下我國通婚圈打破了地域限制，婚姻遷移人口的規模不斷增長，逐步形成了較為龐大的跨省婚姻群體[3]。然而，在跨省婚姻締結模式中不同區域之間具有顯著差異，表現為東部地區明顯高于東北地區、西部地區以及中部地區，造成這一現象與經濟發展不平衡緊密相關，并導致了婚配資源的梯度轉移[4]。顯然，通婚圈的變化對農村婚姻行為帶來了較大影響，一方面是農村傳統的、較為穩定的婚姻締結模式減少;另一方面是自由婚戀不斷崛起，使跨省婚姻、閃婚和閃離現象日益凸顯。這表明農村青年群體從傳統的、相對封閉的婚姻締結模式逐步向開放的、自主性較強的婚姻締結模式轉變，婚姻市場上的自主選擇、優勝劣汰以及突破地域束縛的跨省婚姻逐步成為農村社會中的一種普遍現象。

學界通常將跨省婚姻界定為夫妻雙方不同在某一傳統婚姻圈中的婚姻(15公里以內)，且在地理區位上是指夫妻雙方戶籍(出生與成長地)分屬不同省份而締結的婚姻[5]。有學者認為農村女性外出打工是跨省婚姻的必然產物，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婚姻締結的地域走向，由此引發農村婚姻穩定問題[6]。如:在人口城鄉流動沖擊下跨省婚姻的不穩定風險將會顯著增加[7]，尤其是婚姻當事人在不同區域文化差異的影響下會加劇離婚風險[8]，這是由人口流動導致婚姻觀念變化、女性婚姻替代機會增多等因素造成的[9]，有學者研究指出，新生代農民工的婚姻穩定性顯著低于第一代農民工，而女性農民工婚姻穩定性低于男性農民工，且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婚姻穩定性最低[10]。事實上，在社會轉型與變遷進程中農村青年農民工通過婚姻從鄉村融入城市，并實現從傳統向現代轉型是一些人對城市生活的向往[11]，這就會造成農村青年外流對該地區婚姻問題帶來相應的影響，如大齡未婚打工仔和打工女的婚配問題、婚姻穩定性問題等[12]。對農村來說，女性跨省婚姻遷移水平與性別結構失衡具有一定關聯性，尤其是跨省婚姻導致了性別結構失衡和社會經濟發展區域不平衡現象的疊加效應開始初步顯現，雖然大規模女性跨省婚姻遷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發達地區的婚姻擠壓，但同時也推高了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婚姻擠壓程度[13]。

然而，農村跨省婚姻的大量出現，受婚姻制度變遷、人口流動與傳統村落共同體和家族日漸解體的影響，離婚者和失婚者越來越多[14]。有學者從跨省婚姻形成產生的正負面影響進行了相應的分析:一方面在人口流動過程中婚姻質量降低，替代資源可接觸性增加，再婚搜尋成本下降，客觀上增加了跨省婚姻的離婚風險[15]，如“外來媳婦”在夫家村落社會遭受歧視、排斥與污名化現象[16];另一方面在跨省婚姻崛起背后是欠發達地區女性資源流向發達地區的結果，由此引發了欠發達地區男青年婚姻困難問題，主要在于交換資源的匱乏、交換主體的改變及競爭、交換成本的增加[17]，尤其是在社會急劇轉型背景下傳統的鄉土文化、民族習俗在夫妻互動和婚姻維系中會遭遇各種困境[18]，導致了農村青年婚姻在流動上的“碰撞與徘徊”[19]。因此，研究跨省婚姻應該從表現形式、發生機制和基本特征出發[20]，探討跨省婚姻具有情感性與功能性的雙重價值意義[21]，在跨省婚姻的維系中因缺乏家庭社會網絡支持導致婚姻破裂[22]。

綜上，學界對跨省婚姻的相關研究為本文提供了寶貴的學術借鑒。但是，在既有的跨省婚姻中研究過多側重于跨省婚姻締結的原因和形式、存在的問題分析，在跨省婚姻維系的實踐機制層面既無深度經驗涉及，也缺乏理論解釋。鑒于此，本文以東莞宗族型X村為個案，分析自由婚戀崛起與跨省婚姻形成，并揭示跨省婚姻遭到多重排斥與當事人婚姻價值變遷的生成機制和演變邏輯，為認識和理解農村婚姻從傳統向現代變遷提供一個新視角。

二、自由擇偶崛起與跨省婚姻形成

本文的田野個案是東莞市下轄的一個自然村落—X村，是一個宗族型村莊，也是一個經濟發達型村莊。村莊歷史已有600余年，總人口為997人，梁姓是村莊中的第一大姓、約占96%，村內有電子制造廠4家，鞋子生產廠及其他加工、代工廠3家，外來打工人員較多，尤其是外來青年女性約占外來務工人員的三分之二。因X村工廠多、工業發達，家庭經濟普遍較好，在婚姻關系上是一個性別資源流入型村莊，其統計如下。

從上表可以看出，X村1992—2018年共有28例跨省婚姻，其中離婚為11例，占39.29%，而在1992—2018年期間非跨省婚姻離婚僅有4例，這表明跨省婚姻的離婚比例高于非跨省婚姻。同時，從跨省婚姻締結上看，X村1992—1999年為17例，2000—2009年為8例，2010—2018年僅有3例，呈下降之勢。此外，在X村的28例跨省婚姻中，均為自由戀愛，且均是外省(市、區)女性嫁入本村，主要來自廣西、四川、湖南、湖北、福建、江西等地。

1.人口流動與自由婚戀形成

在傳統社會中通婚圈被束縛于一個相對狹小的地域內，婚姻關系的建立不僅是合兩姓之好，還是農村社會關系網絡拓展、家庭生產生活互助以及家族社會結構重構等功能性需求的集中體現。即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域空間內性別資源流動空間小，婚配資源呈現相對飽和狀態，即使在人口自然增長過程中出現性別比失調也可以通過跨年齡段進行婚配，不會出現劇烈的婚配性別資源結構性緊張，且婚姻當事人的婚配權力被束縛在父系父權體系之中，婚姻的公共性較強。然而，打工潮的席卷打破了農村傳統的通婚圈，婚姻締結不再受地域性、家庭或家族以及村莊社會結構性力量束縛，婚姻的“公共性”向“個體化”轉變，自由婚戀模式形成。

X村是一個已高度工業化的自然村莊，其發展得益于國家推行“三來一補”政策的實施，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村里開始大規模修建廠房，并通過招商引資使村集體經濟快速騰飛，農民實現了非農就業，人均收入大幅度增加。因X村具有區位優勢，其家庭經濟、人均收入均屬于率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具有先發優勢，不斷吸引省外青年女性嫁入，改變了傳統的婚配模式。顯然，打工潮沖擊為農村青年男女自由婚姻創造了條件，一方面因地理空間距離使父母失去了對子代婚姻的管控;另一方面農村青年受婚戀自由觀念和城市文化熏陶，其婚姻的自主性和獨立意識崛起，在婚姻抉擇上逐步擺脫了父母，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和價值取向進行自由婚戀。

2.婚姻主導權確立與跨省婚姻形成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來，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進城打工，受市場經濟理性化和現代性因素全面滲透的影響，子代進城打工或從事非農就業擺脫了以土地為生產資料的經濟收入來源的制約，不再受制于父代掌控家產的束縛，父權日漸式微，年輕人確立婚姻主導權。在“三來一補”政策實施前，X村的家庭經濟主要依靠傳統農業，子代的生產生活和成家立業要聽從于父代的安排，在結婚與分家時需要父代做主。隨著村莊工業化形成，村民們紛紛轉為非農就業，尤其是青年群體不再需要從家庭生產資料中統籌安排，導致了父代對子代的婚姻管控權力逐步下降。

我家大兒媳婦是廣西人，她和我大兒子是在村里的工廠打工認識，2006年夏天，他們剛開始談戀愛時我們就反對，我威脅不讓他回家，他居然跑到她住的地方(出租房)同居，后來就懷孕了，只能讓他們結婚了，要不然孫子生下來沒有個名分不好。在我們村里，大家都不喜歡外來媳婦，外來媳婦雖然人長得漂亮、會打扮、懂生活，但不守規矩，也比較懶惰，如:不給祖宗上香、不守族里規矩，周末喜歡睡懶覺，也不喜歡做家務等。現在時代變了，村里年輕人都不會守在家里等吃閑住，都去廠里打工了，他們手里有了經濟收入，不會求著父母，經濟上獨立，思想上就有了主見，他們都不聽父母的話，要自由戀愛。(梁某，男，63歲，X村人，No:001)

梁某反對兒子娶外省媳婦，但兒子卻不以為然，一方面梁某在經濟上失去了對兒子的控制權，父權削弱;另一方面他兒子自由戀愛雖然遭到家人反對，但婚姻的主導權仍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可以進行戀愛同居并使妻子懷孕，這表明在農村社會中隨著自由婚戀興起，父代對子代的婚姻管控權衰落。因X村屬于沿海發達地區農村，其工業化程度高、就業機會多、交通便捷等，在全國婚姻市場上處于頂端位置，不斷吸引著外來優質青年女性嫁入。在28例跨省婚姻的女性中，因人長得漂亮、會打扮、善交際、懂生活等，在自由戀愛競爭中具有優勢。同時，從28例跨省婚姻男當事人考察看，他們的家庭經濟收入在村莊中屬于中、下層，其個體的謀生技能、社交綜合素質在村莊青年男性中均處于中、下等水平(沒有傷殘或智障者)。雖然他們在當地擇偶競爭中仍有機會，但很難找到像外來媳婦一樣人漂亮、會打扮、懂交際和懂生活的人。因此，對于當地青年男性來說，找外來媳婦結婚是較為理想的選擇。

三、多重排斥與生活邏輯重構

在“從夫居”為主導的婚姻傳統下，農村婦女以婚姻為途徑依靠丈夫融入到夫家村莊社會，從娘家嫁到夫家，她們不僅需要完成從“女兒”向“媳婦”的角色轉變，還需要依附于丈夫在夫家村莊社會中構建社會關系網絡，以家庭為基礎建立長遠的生活目標，從而實現人生價值和人生意義的圓滿。然而，受村莊內生規范和傳統文化習俗的影響，跨省婚姻中的“外來媳婦”遭到了多重排斥，她們不得不重構家庭生活，以立足于村莊社會。

1.身份排斥與重構社會交往

在村莊場域中社會結構性力量與個體行動具有相關性，表現為社會結構性力量強將會對個體行為進行抑制，社會結構性力量弱則會放任個體行為。X村是屬于華南地區宗族組織較為發達型村莊，村莊結構的典型特征是聚族而居，血緣與地緣重合，宗族規范(族規家法)強大，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族結構成為維系村莊秩序的基礎[23]。受宗族結構的影響，X村在發展進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種內聚力強、認同度高的價值規范，宗族文化和婚姻規范習俗發育較為成熟，宗族觀念、內生性價值規范較為強烈。同時，因X村是沿海地區農村，受改革開放政策影響，其經濟比中西部農村發達，家庭普遍較為富裕，人均收入普遍較高，當地人的優越感強，在村莊中形成了對“本地媳婦”與“外來媳婦”的身份認同差異。一方面因外省嫁入的青年女性給當地人的印象是懶惰、不守規矩，這樣一來村莊內就形成了對“外地媳婦”的身份排斥，甚至給“外來媳婦”貼上了負面標簽，在日常生活、紅白事以及社會交往中排斥“外來媳婦”;另一方面因“外來媳婦”的娘家與夫家的地理距離較遠，客觀上失去了姻親結構性力量的支持，在夫家村莊社會中的結構性身份較弱，當她們遭到身份排斥之后，無法融入村莊社會，客觀上需要重構社會交往，從而在村莊中安身立命。

我剛到村里打工時，他(前夫)瘋狂追求我，不僅溫柔體貼、照顧有加，還發誓與他家人鬧翻(他家人反對我們談戀愛)也要跟我在一起，我才答應了跟他談戀愛。我們談了半年多戀愛，因我懷孕就結婚了。剛嫁過來時，前夫對我非常好，村里的各種條件也比我老家好，還以為會過上幸福日子。嫁到村里后才發現，他們這里的人瞧不起我們外省嫁過來的媳婦，村里有些活動根本不會邀請我們參加，很排斥我們的，不僅不跟我們交往，還常常在背后說壞話，讓人很不舒服。從結婚到離婚六年多時間里，我基本上只和我朋友、老鄉、同事交往，很少和村里人交往，感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圈子，融入不了。后來，慢慢地我們夫妻感情也淡了，日子過下去沒有意義，就把婚離了。我現在的丈夫是我老鄉，我們都是離過婚的，仍然在這里(村里)打工，等老了不能打工了再回老家種地。(江某，女，44歲，湖南郴州人，No:002)

在跨省婚姻中一旦女當事人在夫家村莊社會中遭到身份排斥，那么她們將難以融入到夫家社會關系之中，其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將會大打折扣，婚姻不穩定風險也就伴隨而來。雖然江某是通過合法途徑嫁到X村，但她很難改變當地人對她是“外來媳婦”身份的排斥，不僅村莊內的社會活動、人際交往對她進行排斥，還會造成負面輿論給她增加心理壓力，她只能與朋友、老鄉、同事等交往。這表明以婚姻為紐帶難以融入夫家村莊社會，夫妻情感淡化也就意味著婚姻將面臨離婚風險。因此，在一個具有較強內生性秩序的村莊內，人們形成了對外來媳婦的身份排斥與村莊社會關聯緊密相關。顯然，外省青年女性的嫁入打破了村莊中傳統的婚姻圈和婚配模式，不僅對傳統的婚姻觀念、婚姻行為和維系方式以及婚姻風險帶來相應的沖擊，還打破了傳統的姻親社會關系模式，對村莊社會結構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2.宗族排斥與重構互助合作

在村莊社會交往中受宗族結構性力量的影響，生活在村莊中的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生命中注入了宗族因子，尤其是在家庭制度、祭祀制度、繼承制度、族規家法等以及父代言傳身教影響下[24]，宗族規范和宗族意識已經融入每個人的血脈之中，并形成的一致行動能力在村莊輿論和內生秩序中發揮較大作用。婚姻是合兩姓之好，是聯結兩個家族(宗族)社會交往的重要紐帶，是農村社會關系網絡中重要的一種維系形式。在宗族組織較強的農村，結婚往往是基于社會關系網絡拓展、家庭生產生活互助以及家族社會結構性關系構建需要等，是兩個家庭或家族的一樁公事，它需在“祖蔭下”完成，附屬于生育制度[25]。因此，在宗族性較強的農村社會中聯姻不僅可以進一步鞏固本宗族在村莊社會中的社會關系網絡，還可以維系在村莊熟人社會中較為穩定的通婚模式和本宗族在村莊社會競爭中的利益最大化。然而，跨省婚姻締結打破了農村傳統的聯姻模式，在宗族內部跨省婚姻的女當事人通常被貼上“外來媳婦”的標簽，遭到宗族力量排斥，如宗族內的紅白事冷落她們或者不邀請她們參加，甚至在宗族內部潛移默化地形成對她們是外來人的認知，將她們排擠在宗族組織之外，使她們無法真正融入宗族。從X村調查來看，跨省婚姻中的“外來媳婦”以婚姻為紐帶進入夫家社會關系網絡，因娘家與夫家在地理距離上遙遠，姻親支持有限，結構性力量弱，當遭到夫家宗族力量排斥之后，她們不得不重構互助合作圈，從而得以維系婚姻和維持家庭生活。

我們倆是2005年在村里工廠打工自由戀愛結婚的，夫妻關系總體來說還過得去，雖然剛結婚那幾年夫妻吵架多一些，但不至于離婚。吵架的主要原因是我跟他們家族、父母合不來，后來各自有自己圈子、各過各的生活，矛盾少了吵架也就少了。這里的人宗族觀念很強，不僅族內規矩多，還很排外，他們族里一直瞧不起我這個“外來媳婦”，剛嫁過來的那幾年我還有意去討好他們，但經常是“熱臉去貼冷屁股”，不僅對我不理不睬，有時候還無中生有地說一些難聽的閑話，就少來往了。村里外來人多，我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平時有什么事大家都可以互相幫助。(盧某，女，37歲，廣西柳州人，No:003)

在宗族型村莊社會中婚姻不僅具有傳宗接代、延續香火和繼承家產等功能，還具有拓展宗族社會交往的功能，是血親與姻親建立聯盟關系的核心紐帶。因此，人們通常把自己的生命價值與人生意義置于“祖先—我—子孫”所構成的宗族血緣綿延生命鏈條上，以上對得起祖宗、下不虧欠子孫來圓滿人生的價值世界[26]。一方面在宗族內部形成了相應的秩序規范和行為邏輯;另一方面形成了相對封閉和穩定的通婚模式，實現宗族利益最大化。然而，跨省婚姻締結打破了相對封閉和穩定的通婚模式，宗族與宗族之間傳統的社會交往方式將重組，婚姻脫嵌于宗族，因此遭到宗族排斥。從盧某的婚姻經歷來看，她不僅因與夫家宗族、父母合不來導致夫妻吵架，還遭到了宗族排斥，當她重構自己的互助合作圈子之后減少了夫妻矛盾，從而降低了離婚風險。事實上，跨省婚姻締結是建立在自由戀愛的基礎之上，是以夫妻情感為基礎締結而成。婦女在夫家受到宗族排斥對她們的影響是巨大的，尤其是遠離了娘家人的庇護，在夫家村莊社會中因身份結構性弱勢和姻親支持網絡弱，在日常生活和生產中得不到來自夫家的幫助，她們不得不重構自己的家庭生活與社會交往，從而應對家庭生產生活中不可預測的困難和風險。一方面以丈夫為核心、以孩子為依托建設家庭生產生活，以情感為紐帶維系婚姻穩定，不斷延續家庭再生產;另一方面以業緣或趣緣為基礎構建社會交往圈，尤其是和同事、朋友、老鄉等建立互助合作關系，立足于村莊社會。

3.代際排斥與重構家庭生活

在家庭關系中代際關系是重要的關系之一，是親代與子代之間形成的撫養、贍養、繼承、交往和交換關系[27]。在農村社會中受階層分化的影響，在村莊社會競爭和家庭發展中親代與子代之間往往會形成合力，如父代通過不斷降低對子女贍養福利訴求、勤儉節約和勤勞苦干鼎力相助使子代立足于村莊社會[28]。受村莊內生秩序的影響，在X村的婆媳關系中，主要表現為強婆婆與弱媳婦現象，這是因為父代在村莊內生性秩序中不僅占據較為優勢的地位，還掌控著宗族內部的社會交往權，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宗族價值規范主要體現在當地人們生活的倫理性秩序特征比較明顯，在生活層面，婆婆掌控大家庭的當家權愿望強烈，其作為長輩的倫理角色的存在感明顯[29]。從X村調查來看，在跨省婚姻中“外來媳婦”在生活習慣、風俗文化及婚姻規范等方面差異性較大。一方面大多數“外來媳婦”對當地祭祖拜神、開燈、上香等習俗消極參與或抵觸，加劇婆媳矛盾，甚至引發叔子關系、妯娌關系緊張等;另一方面“外來媳婦”在當地人來看普遍喜歡“花冤枉錢”買化妝品、喜歡睡懶覺、喜歡打扮等引起婆婆不滿，使親代在代際關系上對她們進行排斥。這樣一來，在跨省婚姻中“外來媳婦”不僅遭到身份排斥和宗族排斥，還會遭到代際排斥，如在家庭資源分配中親代向子代(多子家庭)輸送資源時對“外來媳婦”進行區別對待，不僅對子代支持產生不均衡現象，而且大多數婆婆、公公還不幫“外來媳婦”帶孩子，由此造成婆媳關系緊張，甚至導致代際關系斷裂。

我們當初從談戀愛到結婚公公婆婆都不同意，后來孩子出生了還是沒有什么改變。我丈夫有倆兄弟，他父母只給他哥哥帶孩子，對我家倆孩子一直很冷漠，有一次我女兒重感冒住院，因丈夫在外出差，公公婆婆不僅沒去醫院幫忙照顧，還責怪我沒有照顧好，真讓人寒心。我從嫁到這個家(夫家)，總是遭到他們冷眼相待，在分出租房(家產)時他父母也偏心，把好處都給他哥哥了(他哥哥娶的是當地媳婦)，在平時的生活中也不幫助，所以婆媳關系不怎么樣，都是各過各的日子。(韋某，女，29歲，廣西貴港人，No:004)

跨省婚姻中的外來媳婦因受到代際排斥，母家庭與子家庭在分家中分得較為徹底，普遍實行分財分爨模式。因親代對子代的支持弱，跨省婚姻中的夫妻在家庭經濟發展和家庭事務照料上需要與丈夫緊密合作與分工，即在家庭中夫妻實行分工，妻子在家帶孩子，丈夫進廠打工。在X村的跨省婚姻中因普遍存在婆媳矛盾，尤其是在多子家庭中婆婆更傾向于幫助本地媳婦，對外來媳婦非常排斥，使她們不得不從縱向父子主軸向橫向夫妻關系轉變，重構家庭生活互助交往圈。如韋某女兒因重感冒住院，丈夫已到外地出差，她只能求助朋友(老鄉)一起幫忙陪護，公公婆婆不僅沒有幫助，還責怪她沒有照顧好孫女，使婆媳矛盾進一步加劇。顯然，在跨省婚姻中的婦女，作為嫁入村莊中的外來人，在家庭生產生活中一旦失去了代際支持，她們只能依托自己的人脈拓展人際交往，以便于在家庭遭遇困難時得到幫助，從而建立相對穩定的社會交往圈，正如盧某所說:“我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平時有什么事大家都可以互相幫助。”

四、婚姻價值嬗變與社會后果凸顯

《禮記·昏義》指出:“婚禮者，將合兩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也，故君子重之。”這表明婚姻不僅是個體之事，還關涉到夫家和娘家兩個家庭及家族之間的社會關系，它不僅滿足個體自然屬性需求，還具有社會性功能，即婚姻具有傳宗接代和建立家族聯姻的社會意義。跨省婚姻締結打破了傳統鄉土社會聯姻的地域限制，降低了夫家和娘家的社會關聯度，削弱了婚姻的社會功能，其公共性逐步消解與個體化日漸形成，不斷加劇婚姻價值嬗變，導致婚姻的不穩定風險上升，其社會后果日益凸顯。

1.公共性消解與個體化形成

古德在關于婚姻論述中指出:“婚姻是一樁公共事務，對局外人和親屬都至關重要”[30]。這表明婚姻不僅具有社會性，還具有公共性，是個體通過一定的社會規則和儀式建立的、獲得親人和社會認可的兩性關系。在傳統社會中婚姻的多重屬性主要表現在:一是社會屬性，婚姻締結需要與一定的社會規范和人倫秩序相適應，是社會性的婚姻[31]。二是公共屬性，婚姻是夫家與娘家聯姻的核心載體，是構建社會關系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宗族型村莊中生活在“祖蔭”下每個人通過不斷延續“祖蔭”的努力而賦予生命永恒的意義，其婚姻要服從家族或宗族利益[32]。此外，婚姻不僅具有滿足個體生理需求的功能，還承擔起生育義務，要完成家族香火的延續。因此，婚姻與家庭、家族(宗族)及社會關系網絡密切相關，不僅具有延續香火和傳宗接代的目的，還是繼承家產和夫家與娘家建立社會關系的重要途徑，是家庭繼替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在我國傳統的倫理文化中強調個人利益必須服從于從家到天下的大大小小的集體利益[33]，婚姻是家族、宗族之間建立社會關系的重要紐帶，而家族、宗族力量反過來又約束個體的婚姻行為，即:婚姻的公共性對維系婚姻穩定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在跨省婚姻維系過程中，一方面“外來媳婦”在村莊社會中的結構性身份較弱，娘家與夫家相距遠，其互助合作少、利益聯盟弱，婚姻在夫家與娘家之間的社會關系網絡的連接功能小，婚姻功能去公共性;另一方面受宗族力量和傳統文化影響，跨省婚姻中的“外來媳婦”遭到身份排斥、宗族排斥和代際排斥，不得不重構社會交往、互助合作和家庭生活，從而使婚姻的個體化逐步形成。顯然，在宗族型村莊社會中婚姻的公共性消解與個體化形成使婚姻從“祖蔭”中脫嵌，從縱向的家族、宗族的公共性和倫理性向個體化、生活體驗性轉變。從跨省婚姻締結考察來看，“外來媳婦”嫁入夫家是基于理性化考量，如X村具有地理區位優勢、經濟發達、交通便捷、非農就業崗位多、夫家的家庭經濟條件好等，是農村女性性別資源流入的理想地。同時，青年男性選擇“外來媳婦”是基于她們長相漂亮，懂生活、有情趣，均接受過現代教育，有知識、有技能，均能從事非農就業等，是婚姻市場上的優質女性，形成了一種“各擇其優”的擇偶行為。但是，當他們締結為夫妻之后，將面對強大的村莊內生規范，不僅得不到宗族力量的庇護，還遭到多重排斥，使婚姻歸屬從縱向的“祖蔭”下實現人生意義轉向橫向夫妻情感訴求和體驗，導致了維系婚姻穩定的紐帶嬗變。

2.價值變遷與婚姻風險上升

在傳統社會中婚姻的目的是傳宗接代，延續香火和繼承家庭私產[34]。也就是說婚姻不是私事，不僅具有延續香火和傳宗接代的目的，而且還是繼承家產的重要途徑，是家庭更替中保持宗族人丁興旺的重要載體。在跨省婚姻維系中受婚姻去公共性和“外來媳婦”遭到多重排斥等影響，婚姻呈個體化狀態，使婚姻價值變遷加快，并逐步脫離了傳宗接代、延續香火和繼承家產。一方面在宗族型村莊內部排斥“外來媳婦”和抵制跨省婚姻，使婚姻當事人在宗族內部找不到歸屬感，客觀上加劇了跨省婚姻與宗族分離，導致了傳統的婚姻價值式微;另一方面跨省婚姻當事人重構村莊社會交往、互助合作和家庭生活表明，維系婚姻穩定的紐帶發生了改變，從以縱向父子為主軸向橫向夫妻轉變。而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締結的婚姻，通常是夫家和娘家兩個家族(宗族)的社會交往結盟，在婚姻維系上家族(宗族)力量具有重要作用，其次才是國家制度、夫妻情感和物質因素，如夫妻鬧矛盾時夫家和娘家的力量會介入調解，夫妻離婚的概率隨之降低。然而，在跨省婚姻維系中，因遭到了宗族力量排斥，且夫家與娘家距離較遠，夫妻情感和物質因素成為維系婚姻穩定的重要紐帶。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夫妻情感淡化或物質條件不足以支撐時，跨省婚姻的不穩定風險也隨之增大。

跨省婚姻打破了傳統的通婚圈，突破了農村傳統婚姻締結的地域限制，加劇了與傳統婚姻倫理、婚姻規范的脫嵌，尤其是“外來媳婦”遭到多重排斥之后，導致了婚姻價值嬗變。顯然，從東莞宗族型X村的跨省婚姻實踐可以看出，不僅表明農村社會中的自由婚戀崛起，還助推了農村傳統的婚姻價值變遷和婚姻維系紐帶蛻變，婚姻當事人在“祖蔭”下有限生命的無限意義弱化，更加注重情感體驗和物質享受。從X村的調查來看，一方面導致跨省婚姻離婚率上升，如在28例跨省婚姻中有11例離婚;另一方面在跨省婚姻實踐中受多重排斥的影響，跨省婚姻締結現象在X村呈明顯下降之勢，如2010—2018年僅有3例。這表明在農村宗族型村莊中，跨省婚姻遭到身份排斥、宗族排斥和代際排斥之后，婚姻價值發生了嬗變，并導致了相應的社會后果。

五、結論與討論

在打工潮席卷下全國婚姻市場形成，農村跨省婚姻越來越普遍。本文以東部沿海地區一個宗族型村莊為個案進行研究，可以看到跨省婚姻從締結到維系過程中農村傳統規范與現代婚戀模式之間的遭遇。跨省婚姻締結是人口流動和自由婚戀崛起的一種體現，是全國婚姻市場上婚姻資源稟賦競爭和性別資源跨省配置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工業化進程中農村青年非農就業對父權帶來的沖擊，還可以看到夫家與娘家之間的地理距離對婚姻功能造成的影響，這表明跨省婚姻的形成不僅突破了農村傳統婚姻締結模式中的鎖鏈，還對農村婚姻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跨省婚姻維系過程中農村內生結構性力量與個體在村莊場域中的關系表現較為復雜。通過對宗族型X村的分析，可以看到跨省婚姻維系中遭到身份排斥、宗族排斥和代際排斥并不得不重構社會交往、互助合作和家庭生活，雖然在這一過程中跨省婚姻當事人是一個被動適應的結果，卻反映了農村內生規范與現代婚戀模式碰撞下農村婚姻功能嬗變與婚姻價值變遷的演變機制。一是婚姻去公共性向個體化轉變，使跨省婚姻與家族、宗族脫嵌，導致維系婚姻穩定的紐帶蛻變，在跨省婚姻維系過程中村莊內生秩序對婚姻穩定的作用弱化，加劇了婚姻破裂風險。而婚姻的公共性消解與個體化形成，使跨省婚姻不僅失去了宗族庇護，還導致婚姻與家庭、宗族及社會關系網絡互構斷裂，以及婚姻功能從外向內收縮。二是跨省婚姻遭到多重排斥，使婚姻目的逐步脫離傳宗接代、延續香火和繼承家庭，從而形成以橫向夫妻關系為核心的婚姻形態，導致了婚姻價值嬗變和離婚風險增大。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西南邊境跨境婚姻問題與邊疆社會穩定研究”(項目編號:19BSH031)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陳訊: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社會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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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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