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爭議，行為人為索要債務、解決爭議，即便使用了威脅、恐嚇等敲詐行為，但不是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不構成犯罪。

裁判要旨：只有行為人明知財產不屬于自己而故意以法律禁止的方式將該財物占為己有的，才能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上訴人吳某某索賠是基于其山場被毀壞后，其所享有的一定的民事權利提出的。上訴人吳某某及其兄吳瑞國于2008年3月3日、2012年12月15日、2014年1月7日就補償問題分別與開采方協商，簽訂了協議或補充協議，領取了一定補償款，但其與王某、陳某4對山場林地被破壞的范圍存在爭議，不能排除吳某某對自認為超范圍破壞的部分繼續要求補償。上訴人吳某某于2014年11月8日，與王某、陳某4二人就占用其林地問題協商，由王某、陳某4二人給付上訴人吳某某16萬元，并由上訴人吳某某向王某、陳某4二人出具收條。雖然上訴人吳某某以不當方式要求王某、陳某4二人就擴大毀壞林地造成的損失進行補償，但不能因此認定上訴人吳某某對公訴機關指控的16萬元具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主觀故意。

（2016）冀03刑終102號刑事判決書

裁判要旨：沈某有合理理由認為其與貴聯集團有限公司之間存在合法債權債務關系。雖然沈某及其團隊成員在索要獎金的過程中實施了一定的威脅、恐嚇等違法行為，但在案證據不能排除沈某行為的初衷是索要合法債權，不足以認定沈某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為不符合敲詐勒索罪的主觀構成要件。

（2015）粵高法審監刑再字第13號刑事判決書

二、被告人對被害人雖有威脅、要挾的行為，但不足以使被害人陷入恐懼而被迫交出財物的，被告人無罪。

裁判要旨：從客觀方面講，六上訴人在阻攔施工時，是否實施了威脅或要挾等使被害人產生恐懼、害怕心理，不得已而交出財物的行為，缺乏相應的證據予以證實。

（2015）忻中刑終字第119號刑事判決書

裁判要旨：二原審被告人在無合法訴求的情況下，到北京上訪并通過電話向合江縣政府提出索要財物的要求，有明確的金額，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上采取的行為是以“如果不答應就繼續在北京上訪”相要挾。本院認為，羅某某、陸某某以上訪進行“威脅或者要挾”，尚不足以迫使合江縣政府因恐懼而被迫交出財物，原判認定二原審被告人羅某某、陸某某犯敲詐勒索罪證據不充分，依法應予改判。

（2012）瀘刑再終字第1號刑事判決書

三、被害人盡管出于壓力被迫給付被告人財物，但是被告人以相當價值的利益與之相交換的，被告人不構成犯罪。

游某某從敘永縣敘永鎮政府獲得11.5萬元，雖有其越級上訪給敘永鎮政府工作人員造成壓力的因素，但是系通過雙方協商達成協議，游某某以其經營的龍塘壩水庫及其可得利益相交換，其利益價值與之所獲得的11.5萬元大致相當，此筆亦不應以犯罪論處。

（2012）瀘刑再終字第1號刑事判決書

四、被告人沒有將敲詐所得款項據為已有的，說明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不構成犯罪。

原判認定的第二起敲詐勒索即陳某某5、陳某某2、陳某某4、陳某某3等人以抓獲偷村民電瓶的“小偷”和廢品店收購“小偷”的電瓶，而對“小偷”和廢品店老板“罰款”所得的20000元。該次在2007年7月案發時，陳某某5、陳某某2等人將該款存入道縣某某鄉信用社，一直沒有私分，由多名村民分組長共同管理，在2008年5月四川汶川地震災害時，以集體名義將其中1000元捐給災區，說明陳某某5等人個人沒有非法占有該款的主觀故意，且沒有三名“小偷”的報案和問話材料，敲詐勒索的對象不明。因此，陳某某5等人的該次行為與敲詐勒索的構成要件不符，不宜作犯罪論處，原判認定該次為敲詐勒索不當，應予糾正。原審被告人陳某某4、陳某某3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應依法宣告無罪。

（2010）永中刑二終字第114號刑事判決書

五、被告人因合法權益受損，在維權過程中要求過高，手段過激的，不認為是犯罪。

本院認為，被告人戴柏林因被開除與用人單位發生爭議，寫信向用人單位主張自己的權利是允許的。用人單位康貝斯公司在辭退職工方面確有違反勞動法侵害被告人戴柏林權益的事實存在，用人單位為此也與被告人多次協商解決事宜。在解決爭議過程中，雖然被告人戴柏林主張權利時要求過高，手段過激，使用了以舉報公司違法行為相威脅的方法，但畢竟有據于自己被侵權，其目的也是要求用人單位支付工資及自認為被示眾受侮辱的精神賠償，屬于在解決民事糾紛過程中的偏激行為，情節顯著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尚不足以達到用刑法制裁的程度，不認為是犯罪。

（2002）深龍法刑初字第43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