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既然已經定都北京，明朝還要留都南京有什么意義？

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 ，朱元璋的水陸大順利攻占集慶（今南京）。

朱元璋將集慶改名應天府，八年后，在應天府即吳王位，再四年登基稱帝，并以應天為南京，以汴梁（今開封）為北京。后朱元璋又以自己的家鄉臨濠（今鳳陽）為中都，形成“兩京一都”格局。

1378年，明洪武十一年正月，南京正式成為京師，“兩京一都”的格局最終被打破。

1402年，明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以“靖難”為幌子將南京攻破，朱允炆下落不明，朱棣于南京登基。不過，明成祖朱棣對南京并不喜歡，禮部尚書李剛等上言將北平定為京師，得到朱棣的贊許。繼之，將北平府改為順天府。經過一系列的精心準備，順天府開始修建宮殿。十九年后的永樂十九年元旦，北京正式成為明朝首都。

南京不再是京師，但一整套的中央機構和制度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形成具有明朝特色的“二京制”，一直延續到明亡。

在古代出于管理國家的需要，特別是管理一個大國的需要，國家常常在首都之外設立另外的輔助性都城——陪都，來提高管理國家的能力或滿足軍事、政治、經濟某種特殊需要。而如果某一陪都地位比較突出，就與首都一起形成了都城體系中的兩京主體制。

最早的陪都出現于商朝，在營建了都城偃師商城之后不久，又營建了一座形制和規模都較偃師商城更為龐大的新都城——鄭州商城。偃師商城與鄭州商城并存，即后世所稱的兩京制格局。

自西周初起，迄唐末止，除三國時期吳都建業（今南京）、蜀都成都（今成都），東晉和南朝宋、齊、梁、陳都建康（今南京）外，西周以鎬京為都、雒邑為東都；西漢初都洛陽，后遷于長安；東漢以洛陽為都、長安為西京；隋初都長安，隋煬帝時以洛邑為東都；唐以長安為都、洛陽為陪都；雄踞伊洛平原的洛陽和渭河平原的長安，常常是互為首都和陪都。東西平衡型兩京主體制相輔相成，大約占據了古代約4000年都城史的一半時間。

從宋朝開始，東西平衡型兩京主體制向南北平衡型兩京主體制的過渡。北宋在黃河中游并不廣闊的地區（今河南、河北），設東南西北四京，即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與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形成的東西走向，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東京開封府、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形成的南北走向，形成了兼具東西與南北走向的多京體制。

元、明、清三代實行了較明顯的南北平衡型兩京主體制，且兩京中的陪都皆為留都。但它們有明顯的區別：明代實行的是較典型的南北平衡型兩京主體制；元、清兩代則是在北方地區實行的南北兩京主體制，重心明顯偏北；元朝實行的是兩都（大都與上都）巡幸制；清朝雖然也號稱兩京（北京與盛京），但盛京在全國來說，地位并不重要，難以與北京形成真正的兩元。

雖然南京成為留都，但有幾次差點再次翻身成為京師。

1425年，洪熙元年四月，明成祖朱棣的長子明仁宗朱高熾下詔修葺南京皇城，并明確表示自己將在明年春天返回南京城，這就意味著南京將再次成為京師。

朱高熾一直生活在南京，對南京有著無法割舍的情懷，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漕運造成很大的經濟困難。漕運帶來的經濟困難在朱棣遷都北京時已有人提出。但當時反對遷都的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參議陳祚，以及后來因北京三大殿災上言的官員如主事蕭儀等，都遭到貶謫甚至殺害。后來朱棣下令讓群臣在午門跪辯，永樂年間反對遷都的呼聲才被壓下去。

朱高熾即位后，由于自己朝廷上再次出現還都南京的呼聲，理由是還都南京可以“蘇南方傳輸之勞，省北地供給之費”。但正當準備回鑾南京時，朱高熾突然去世，在遺詔中還提到自己對于還都南京的迫切和不舍之情：“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國子民，宜從眾志。”遺詔的內容難免悲傷，但卻表達出還都南京的迫切。

明成祖朱棣之孫、明仁宗朱高熾長子明宣宗朱瞻基從小生活在北京，對北京有一種深厚的感情，因此，對回鑾南京的欲望不強。但迫于其父的遺愿，在位的十年間，一直未明確宣布定都何處，名義上以南京為京師，北京仍為行在，直到他駕崩也沒有定論。

至明朝第六位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鎮即位時，北京作為都城的基礎已經牢固，而且除太祖孝陵在南京外，其余祖宗陵寢均在北京，朝臣中提議南返的官員也幾乎沒有。朱祁鎮在北京奉天殿頒詔“改給兩京文武衙門印”，北京諸衙門去“行在”二字，南京諸衙門增“南京”二字。至此，以北京為首都、南京為留都的兩京制最終確立下來，一直圍繞明初統治者的都城問題就此徹底解決。

京師有的一套中央系統，在南京都完完整整地保留了下來，五府、六部、九卿等衙門，在留都南京也同樣設有，除此，南京還設有南京守備、協同守備、守備太監，以及宦官機構南京二十四衙門。不過這些部門在稱呼上多了“南京”二字，除此以外并無差異，南京的官員也可以稱為“京官”。

看似有自己的中央機構，但實際上正是南京政治地位下降的表現。主要體現在：南京的機構官員數量遠少于北京且屬官常有缺額；南京機構權力小于北京且所轄事務甚少；重要文件要向北京的相應機構轉呈，受到北京制約。南京做官被視為“吏隱”，與北京官員有著很大的權力區別。

既然已經定都北京，留都南京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朱棣遷都北京，以南京為留都，奠定了日后兩京制的基礎。此后至正統年間正式確立北京為都，南京為留都的兩京制，南北兩京都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有效作用。

作為留都，南京是江南乃至東南重鎮，在軍事、經濟、社會與文化方面對于維護明王朝統治具有重要作用。

江南地區的糧食和物資便能滿足北京的需要，所以南京在調運和保證物資供應上就有無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江南蘇、松、杭、嘉、湖、常只占了全國4%的土地，但田賦卻占了全國的22%。所以從漕運和賦稅兩項來看，南京的經濟地位是無可撼動的。

南京工商業十分發達，僅江寧縣而言就有多達九十五個行業。特別是絲織業，南京最出名的便是云錦，織成的龍衣蟒袍、花素緞匹專供皇室享用，或用于賞賜臣僚，或贈送外國使臣。除絲織業外，印刷業、造船業、棉紡織業、制扇業、竹器都有很高的制作水準。

南方人才聚集，科舉成績遠超北方，以至于才有了明朝南北取士之分。南京官員權力很小，幾乎沒有繁重的公務，許多官員閑來無事，吟詩作對，讀書為學。以南京為首的南方文化教育昌盛，明朝16%的進士出自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南方科舉文化昌盛由此可見。

特別要說的是，自兩京制正式確立開始，北京取代南京占據政治中心地位，處于南京的官員便遠離了政治權力斗爭的漩渦，失去了政治上的優勢。加之皇帝在北京的緣故，重北京輕南京的現象自是非常普遍。留都南京日益成為仕途失意官員的“收容所”，尤其是明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腐敗，朝臣結黨營私，失勢官員大量被貶到南京，一時之間，南京成為大量政治斗爭中失敗或是犯錯官員的容身之所。

在南京做官，往往職事清簡，雖名譽地位甚高，卻不干實事，依然領取俸祿，由此造成了明朝官員的繁冗，官員的龐雜同時造成財政開支的擴大，給百姓帶來了極其沉重的負擔。

就在兩京制正式確立之后不久，便出現了“土木之變”，朱祁鎮被俘，蒙古也先以此要挾，明朝統治面臨巨大的威脅。之后，正德、嘉靖朝等又相繼出現一連串蒙古入侵的事件。這正是遷都北京所造成的惡果。天子守邊關，當朝廷軍事實力衰弱時，北方入侵之敵很容易直逼京城，并且由江南漕運糧食，也造成江南人們的重賦。

“兩京制”的唯一好處是由于南京有現成的一套國家政權機構，在崇禎皇帝殉國的消息傳到南京后，僅僅一個月時間內，南京就組建了以福王朱由崧為首的弘光政權以續朱家皇統，擔負起南明新政權首都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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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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