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祥輝

作者簡介：趙祥輝，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生;*陳迎紅，溫州醫科大學發展規劃處處長、高教所所長，副教授，教育學博士。(廈門/361005)

摘????要

博士生招生規模事關國家創新驅動戰略與高層次拔尖創新人才儲備。文章以2010年《教育規劃綱要》頒布為時間節點，基于對近十年招生數據的統計分析，發現我國博士生招生的總體規模呈從“漸進”到“突進”的擴張趨向、學科結構呈應用性學科為主的局部擴張、學位類型呈以專業學位為主的跨越擴張、舉辦者呈從中央轉向地方的延伸擴張。然而，雖然我國博士生規模擴張的幅度逐漸增大、結構逐漸優化，但立足于文獻、事實與數據審視擴招后的相關爭論，發現當前招生規模仍遠未達到飽和狀態，且存在“質量削弱”和“過度教育”的隱憂。因此，為保障未來我國博士生教育實現“有質量擴張”的內涵式發展，需優化招生結構，創造博士生規模的擴張空間；深化綜合改革，保障博士生培養的質量內核；強化學術訓練，支撐博士生就業的多元流動。

關鍵詞

博士生教育;擴招;招生規模;培養質量;教育規劃綱要

01

問題的提出

博士生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的“金字塔尖”,其培養規模既可表征一國人才資本儲備的多寡與知識創新潛力的高低，又是衡量國家競爭力和創新力的重要指標。2015年博士生教育進展國際會議上發表的《牛津宣言》提出：“作為新知識、新觀點及新方法的創造者，博士學位獲得者卓有智慧、能力非凡且多才多藝，他們能夠成功進入寬廣的職業生涯，為技能型勞動力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這對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尤為關鍵，必須受到充分認識和廣泛宣揚。”[1]這凸顯出博士生教育之于知識經濟蓬勃推進的重要性，由此便可理解“擴大博士生教育規模”何以成為各國政府的普遍政策訴求。

發達國家的博士生教育起步較早，支撐條件相對成熟，博士生招生規模在政策推進下得到較快增長。據統計，本世紀前十年，OECD國家中除德國和芬蘭的博士生規模保持基本穩定外，其余國家的博士生規模均呈現出大幅增長或溫和增長的趨勢(如美英等博士生教育大國的規模翻了近一番)。[2]相比之下，我國博士生教育起步較晚，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又亟需大批高層次拔尖創新人才，此種強烈的工具價值取向致使我國博士生規模呈現出追趕式發展和補償式擴張的特點。如上世紀末我國實施的“高校擴招政策”,便推動了博士生招生規模的快速擴張，從1999年的17724人激增至2010年的63762人，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3.51%[3],但此階段總體仍屬于“以規模擴張為中心”的外延式發展。

而自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簡稱《教育規劃綱要》)頒布以來，博士生教育“適度擴招、質量為先”的政策取向逐步明晰，開始朝“以提高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的內涵式發展階段轉向。[4]這種政策精神在陸續出臺的《關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見》(2013年)、《關于加強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質量保證和監督體系建設的意見》(2014年)、《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十三五”規劃》(2017年)中都有所體現。

那么時隔十年，我國博士生教育在規模和結構上是否滿足了政策的預期目標?相關研究多基于長時段數據，進行博士生招生規模的國際比較[5,6,7]和趨勢預測[8,9,10],但尚無研究關涉到《教育規劃綱要》頒布十年后博士生招生規模的變化情況，亦未對新一輪擴招后的相關問題做出深入剖析。基于此，本研究以《教育規劃綱要》頒布后十年為時間節點，基于教育部統計數據及相關文獻，呈現新一輪博士生教育規模擴張的數量及結構變化，理性審視有關博士生規模擴張的相關爭論，進而提出我國博士生招生規模的未來進路。

02

我國博士生規模擴張的幅度及結構變化

一般而言，招生規模的大小、增幅的高低和結構的布局，代表著國家政策導向和發展戰略方向。《教育規劃綱要》設定了研究生擴招的具體指標，提出了學科專業、類型和層次結構的優化目標。基于2010-2019年的教育部統計數據1,本研究將從總體規模、學科結構、學位類型和不同舉辦者四個測度，直觀呈現出我國博士生規模擴張幅度及結構變化。

圖2?我國2010-2019年不同學科博士生招生數變化

(一)總體規模：從“漸進”到“突進”的擴張趨向

在“適度擴大博士研究生規模”的政策引導下，2010-2016年博士生招生數量整體呈平緩增長趨勢(如圖1),2010年博士生招生數為63762人，時至2016年也僅增加至77252人，平均年增幅為3.21%,遠遠低于本世紀前十年的年均增長率13.51%,這說明“適度擴招”的政策在十年規劃的前中期得到較好貫徹。但2017年開始，博士生招生規模的平均年增長率陡然增加至10.85%,時至2019年已達到10萬人的招生規模，短短3年便已超過《教育規劃綱要》實施前7年的增幅。其背后原因在于：一方面，2017年國家面對嚴峻的經濟下行壓力，包含博士生教育在內的研究生教育擴招便成為延緩就業矛盾的策略性行為；另一方面，國家于2017年正式推出《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全面吹響了“雙一流”建設的政策號角。由于該方案實際是遵循科研導向的評價與激勵政策設計，而博士生教育往往與“學術聲譽”和“科研產出”等符號緊密相連，致使各高校圍繞博士學位授權點審批和博士生招生名額擴張展開激烈爭奪，進而驅動了博士生招生規模的快速擴張。博士生招生規模從“漸進”至“突進”的發展趨勢表明：《教育規劃綱要》雖對博士生擴招方向及體量做了宏觀指導，但如若過程中出現重大或突發事件之時，博士生教育便將脫離規劃的原有軌道，借助政府的“急就性政策”[11],實現補償性或超前性的擴張。

圖1?我國2010-2020年博士生招生數變化圖

(二)學科結構：應用性學科為主的局部擴張

《教育規劃綱要》提出“適應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建立動態調整機制，不斷優化高等教育結構”[4],這決定著博士生教育規模擴招的科類結構調整成為重要方向。如圖2、3所示，除軍事學(年均招生規模減少8.01%)外，其余所有學科門類2的招生規模都呈增幅態勢，但不同學科招生規模的擴張卻并非遵循均衡方式推進。對比不同學科博士生招生規模的平均增幅可發現，醫學(9.06%)、教育學(8.20%)、工學(6.35%)、理學(5.62%)、農學(5.42%)、法學(5.01%)增幅最大，均達到了5%以上；而管理學(0.66%)、哲學(1.61%)、經濟學(1.76%)、文學/藝術學(2.45%)、歷史學(2.46%)則增幅較小，均未達到3%。此結果反映出國家戰略需要與博士生招生規模科類結構演進的高耦合性：承擔著國家科技發展與產業變革重要使命的理工科以及與國計民生密切關聯的醫教農法等學科得到國家招生指標稀缺資源的傾斜，因而無論是在招生占比及增幅上都呈現出快速上升的趨勢；而近年來偏小眾的人文學科(如文史哲),以及碩士畢業生即有較好就業前景的經管學科，則在招生占比與增幅上變化不大。

圖3?我國2010-2019年不同學科博士生招生數平均增幅

(三)學位類型：專業學位為主的跨越擴張

圖5?中央和地方博士生規模擴張幅度變化

自1981年我國恢復博士生招生以來的40年間，博士生教育體系雖然日趨完善，但學位類型仍較為單一。《教育規劃綱要》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加快發展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優化博士學位結構。從招生規模看，雖然學術學位和專業學位兩種類型的博士生規模均呈擴招趨勢，但擴招速度存在較大差異。2010年我國專業學位博士生招生數僅為1506人，但發展至2019年便已達到10386人，招生數增長了5.9倍，年均增幅達到34.71%;同期，學術學位博士生招生數在2010-2019年間僅增長了0.52倍，年均增幅不足5%(如圖4)。這種增幅結果是，專業學位博士生招生占比從2010年的2.36%,快速增長至2019年的9.88%。而伴隨著2020年9月《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方案(2020-2025)》所提出的“以國家重大戰略、關鍵領域和社會重大需求為重點……大幅增加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數量”?[13]規劃，不同學位類型的博士生招生規模的協調發展進程將不斷加快。這說明，為了確保博士生招生規模擴大不至于影響學術學位的高質量學術標準，以及不斷滿足外部勞動力市場對高層次應用人才的需求，國家將博士生招生計劃指標向專業博士加大了傾斜力度。

圖4?我國2010-2019年不同學科類型博士生招生數及增幅

(四)舉辦者：從中央轉向地方的延伸擴張

長期以來，我國中央直屬的研究型大學承擔著博士生培養的主要責任，擁有絕對主導性的招生規模。如2002年共計招收博士生38342人，中央直屬高校的招生規模即達到32913人，占比85.84%。中央與地方博士生招生規模的8∶2比例一直維持至2010年。為此，《教育規劃綱要》提出“優化區域布局結構”的政策精神，博士生教育布局結構也隨之向地方延伸與擴散。如圖5所示，2010-2019年地方部門所屬高校的博士生招生規模的增長幅度呈持續上升趨勢，由2010年的招生數12559人、增幅4.82%、占比19.7%,快速提升至2019年的招生數26138人、增幅17.5%、占比24.85%;而同期中央部門直屬高校的博士生招生年均增幅僅為4.8%,招生占比也從2010年的80.3%下降至2019年的75.15%。而隨著地方高校辦學實力提升以及博士授權點的增多，未來博士生招生規模將進一步從中央向地方分層擴散，進而形成層次合理、結構科學的博士生招生布局結構。

03

我國博士生招生規模擴張的相關爭論

雖然我國博士生招生規模擴張保持了一定“克制”,招生結構也得到相應優化，但學界關于我國博士生招生規模擴張仍存在不少爭論，主要包含“招生規模是否合理”“擴招是否降低了培養質量”“擴招是否導致了過度教育”等三大議題，至今尚未達成共識。筆者立足于文獻、事實與數據基礎，通過理性審視我國博士生教育規模之爭，試圖為博士生教育未來發展進路奠定討論前提。

(一)招生規模是否合理?

現有的博士生招生規模是過剩還是不足?綜合當前分析博士生招生規模合理性的兩種主流方法——國際比較法和供求預測法，揭示出我國博士生招生規模尚有較大提升空間。

第一，我國博士生數量在人口總數中所占比例較低。近五年，法美英等國每百萬人口授予博士學位分別為1010人、1052人和2014人，而我國僅為197人，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6]第二，我國博士生數量在高等教育在校生總數中占比較低。發達國家博士生數量占比一般超過2%,其中德、法、英等國家早在2015年便分別達到7.09%、4.43%、3.88%[10],而2019年我國博士生數量占比僅為1.06%[3]。過低的博士生占比，意味著難以為碩士畢業生提供充足的深造機會，同時亦難為高校龐大的人才培養規模提供相應的師資儲備。第三，博士生數量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勞動力市場需求。一方面，學術勞動力市場是博士生的首要畢業去向，但2016年普通高校和科研機構中擁有博士學位的人才儲備僅分別達到22.86%和17.56%[17],而全美高校的平均水平則達到了60%[18];另一方面，根據發達國家經驗，博士畢業生向非學術市場的外溢趨勢已非常顯著，諸如醫療保健、社會扶助、科技服務等行業的博士需求量愈發迫切。[19]

綜合人口發展水平、學位授予相對比例和勞動力市場需求三個測度，無論是從國際比較還是供求預測來看，我國博士生招生規模都遠未達到飽和狀態，尚存在較大擴張空間，這與《教育規劃綱要》的博士生擴招政策精神是一致的。

(二)招生規模擴張是否降低了培養質量?

博士生規模擴張是否會帶來質量的下降?學者們普遍認為，規模與質量之間并不存在因果關系，博士生規模擴張并不必然導致培養質量的下降。[20]

事實上，《教育規劃綱要》實施期間的博士生規模擴張中，培養質量還是得到一定保障的。一方面，博士生在科研創新中扮演著愈發重要的作用，據清華大學袁本濤教授團隊統計，我國在校研究生對國內和國際學術論文發表的貢獻率達到32.31%[21]和36.84%[22],其中超半數的論文第一作者為博士生，且不乏發表至《科學》(Science)、《自然》(Nature)等頂級刊物；另一方面，博士生教育為社會輸送了一批高層次人才，既有獲取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一流大學教職的博士畢業生[20],也有在國家重要領域和世界500強企業的創新型研發和突破性技術發展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博士畢業生。[20]

雖然博士生招生規模擴張并未直接引致培養質量的顯性削弱，但由于培養制度、導師數量等支撐條件尚不完善，也給質量內核的保障帶來了隱憂。正如汪霞教授指出，我國博士生教育向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還存在系列培養制度的漏洞。[25]此外，截至2019年，博士在校生達到424182人，博導數則達到115413人，平均每個導師指導的博士生數量為3.68人，生師比相對合理。[3]但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下放評審權的情況下，部分培養單位無限擴大博導遴選范圍，放松了選聘、考核的尺度，導致部分博導指導精力投入不足、質量把關不嚴，從而對師生之間的學術交流與互動產生負面效應，甚至引發一系列關系異化問題。[28]

綜上，雖未有實質性證據說明博士生招生規模的擴張帶來了培養質量的顯著滑坡，但培養制度和導師選聘制度的建設滯后，使博士生教育仍時刻面臨“質量”的拷問。

(三)招生規模擴張是否導致了過度教育?

我國博士生招生規模擴張是否引發了“過度教育”問題，亦是社會關注的重要議題，諸如“博士生應不應該當中小學教師/政府官員/高校輔導員”等熱點問題便屬于此類范疇。不過一般而言，判斷博士生教育是否陷入“過度教育”的核心標準是：其一，博士畢業生相比其他層次畢業生的收入是否無顯著差距；其二，博士畢業生是否因社會需求不足而導致失業率增加。因此，博士畢業生與其他學歷者的收入差距及博士生就業率高低，便可有效衡量是否出現“過度教育”。

據統計，我國2018屆博士畢業生的整體就業率達到97%,諸如上海外國語大學、西南財經大學、中央美術學院等行業特色高校的就業率更是達到100%;[29]2019屆博士畢業生的崗位月薪高達15355元，分別是本科畢業生和碩士畢業生的2.56倍和1.75倍。[30]從這兩個指標來看，我國博士生教育并未顯現出嚴重“過度教育”問題。不過，也有研究揭示出我國有三成博士畢業生流向了非學術職業[31],他們工作期間并未有效充分融入在讀期間的科研訓練和學科規訓。[32]究其根源，隨著知識生產模式轉型和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已不單純是在培養學者，博士生就業多元化可謂大勢所趨。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判定，博士畢業生不從事學術職業，即是對教育資源的浪費，畢竟沒有充分證據顯示出博士期間所習得的素質在后續職業生涯中是“無用”的。

基于以上論述，博士生招生規模的擴張并未引致明顯的“過度教育”問題。但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優秀博士生選擇離開學術職業是不可小覷的損失，這與國家戰略意圖和博士生教育使命的確存在資源錯配問題；此外，博士生就業多元化趨勢不可逆轉，因此提升博士生的崗位勝任力、探討其與勞動力市場的匹配性問題，便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04

我國博士生規模擴張的未來進路

《教育規劃綱要》實施十年來，我國博士生教育的規模擴張和結構優化同向而行，取得了較大進展。基于國家戰略導向和經濟社會需求，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博士生教育規模仍會持續擴張，但擴招并非無限度的，需考慮博士生的擴招空間有多大、質量內核能否保障以及多元就業如何支撐等系列問題。為此，優化招生結構、深化綜合改革、強化學術訓練，成為促進博士生教育規模擴張后，結構、質量和效益協調發展的必要路徑。

(一)優化招生結構，創造博士生規模的擴張空間

博士生招生規模的適度擴張符合國家戰略方向，但為更好地與市場需求相匹配，需對招生結構進行優化。首先，適應社會需求變化，加快學科專業結構調整。在保障基礎學科招生規模的基礎上，將招生計劃重點向應用學科和交叉學科傾斜，尤其是面向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空間、海洋等學科領域，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積蓄高層次拔尖創新人才儲備。其次，優化培養類型結構，大力發展專業學位博士生教育。博士培養類型走向學術學位與專業學位并重是21世紀全球博士教育改革的普遍趨勢。[33]當前我國專業博士學位所占比重偏低，未來在穩步發展學術學位博士生教育的前提下，可將教育博士專業學位、工程類博士專業學位和臨床醫學博士專業學位作為重點，把招生增量主要用于專業學位發展。最后，優化布局結構，推進中央向地方的分層擴散。在支持京津經濟帶、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雄安新區、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博士生教育的同時，可將博士生招生計劃名額重點投入到地方高校尤其是中西部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稀缺的省份，為國家及區域創新驅動戰略提供人才支持。當然，需要強調的是，優化學科專業、學位類型以及區域布局的結構，需經過嚴格的培養條件的評估。畢竟博士生教育帶有天然的“高階性”和“精英性”,僅靠強烈的“擴張”沖動將面臨重大的質量風險，這顯然是得不償失的。

(二)深化綜合改革，保障博士生培養的質量內核

博士生招生規模擴張進程中，最核心最緊迫的任務是保障質量內核不被削弱，因此需圍繞質量保障體系建設開展綜合改革行動。首先，需全面深化“申請-考核”制以把控生源質量。當前，根據世界一流大學經驗，博士生招生“申請-考核”制是目前破除傳統紙筆測驗的理想方式，可以更全面地考察學生的性格稟賦、學術志趣、科研潛質和學術基礎[34],為此全面推進“申請-考核”制并建立相應的嚴格考核標準及程序，成為把控生源質量的重要基礎。其次，推廣博士生聯合指導制度以規避師生互動不足問題。如前文所述，隨著博士生招生規模和導師數量的同步擴張，僅靠導師個人的“良心”與“自律”,已愈發難保證博士生培養質量。目前國內外一些知名高校已在積極探索導師組或導師委員會的聯合指導制度，未來各校通過與國外、產業界、科研機構等聯合指導博士生，將成為未來博士生培養的重要途徑。最后，建立健全博士生分流淘汰機制。培養質量的把控不僅源于選拔機制和指導機制，卻不能完全依賴于當前各培養單位普遍實施的“博士生發表制度”[35],且與全過程的分流淘汰機制有著密切關聯。當前我國部分高校已在試點推進分流淘汰機制，但總體來看該機制的普遍性和嚴格性尚存在欠缺，為此必須在課程學習、中期考核、資格考試、論文開題與答辯等環節建立起嚴格的學業預警和分流退出機制，從全過程保障博士生教育的培養質量。

(三)強化學術訓練，支撐博士生就業的多元流動

隨著博士生招生規模在全球范圍內的普遍擴張和知識生產模式的快速轉型，博士生培養理念也從單一的學術精英向多元的各行業精英轉變，博士生就業日益呈現“方向多元化”和“社會彌散性”,“走出象牙塔”就業已成為許多博士生的共同抉擇。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研究，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獲取高校教職的博士畢業生均不足40%,其中德國更是只有13%;[36]即便是中國，進入學術職業的博士畢業生也僅超半數(55%)。[37]不過需明確的是，博士畢業生并非不進入學術機構就不再需要科研能力，“學者不是僅限于職業的劃分，而在于自己內心對知識學問的追求和尊崇……無論是哪個行業或職業，博士、學者的專業特性就是學習研究專門甚至是高深的知識”?[38]。因此，無論是博士畢業生進入學術界、工業界、商界抑或政界，實際上都要從事某種類型的創造性研究活動，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所規定的“博士學位獲得者具有獨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學或專門技術上做出創造性的成果”是一致的。我國當前支撐博士生多元就業的科研訓練尚不完善，需多管齊下，為博士生提升崗位勝任力奠定堅實基礎。一是打造優質課程，強化基本的學術規訓；二是開辟學術沙龍、讀書會等研討空間，營造濃厚的科研氛圍；三是設置相應的學術項目及課題，有意識培養博士生的獨立研究能力和科研合作能力。通過種種舉措，推動博士畢業生在各種崗位上“游刃有余”,做出應有貢獻。

05

結語

博士生教育作為拔尖創新人才的主要培養渠道，其規模大小直接關乎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及高層次人力資本儲備。《教育規劃綱要》頒布十年來，我國博士生招生規模以年均5.51%的增幅，從2010年的6萬余人上升至2019年的10萬余人，同時學科專業、學位類型、區域布局等招生結構也得到相應優化。然而，基于對人口發展水平、學位授予相對比例和勞動力市場需求等三測度的國際比較和供求預測，本研究認為我國博士生招生規模仍遠未達到飽和狀態。不過，我國博士生教育確乎因制度不健全而面臨著“質量內核削弱”的隱憂，同時博士生就業多元化倘無堅實學術訓練的支撐，也極易陷入“過度教育”困境。為此，未來一方面要優化招生結構，創造博士生規模的擴張空間；另一方面也要深化綜合改革和強化學術訓練，保障博士生培養質量和多元就業，促使博士生教育朝著“有質量擴張”的內涵式發展階段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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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高教探索 》\，編輯：nhy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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