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全國上下形成了一種共識：在科技領域我們的短板是基礎研究不強，因此要重視基礎研究，并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這種思路的理論基礎是美國科技政策專家萬?布什（Wannevar Bush，1890-1974）早在七十年前提出的線性模型的體現，即基礎研究成果有助于應用研究成果的產出以及最終大規模商業化發展的潛力。因此，基礎研究被看做是一個國家的知識儲備池，如果知識儲備不豐富，其他的都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國際形勢波詭云譎的當下，為了不受制于人，加大基礎研究的緊迫形勢已處于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狀態，尤其是在當下很多產業遭遇卡脖子技術約束的背景下，提升基礎研究能力已成突破發展瓶頸的最佳出路。為了防止出現基礎研究的泡沫現象，從而影響科技發展的正常節奏。那么在推進基礎研究的戰略安排中，我們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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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對研究類型進行分類是很晚近的事情，我們非常熟悉的R&D（研究與發展）分類標準，來自于經合組織（OECD）于1963年在意大利小鎮弗拉卡蒂（Frascati）召開的一次會議，在那次會議上，專家們提出把研究的類型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試驗發展研究。這就是當下全世界都在采用的指標?？陀^地說，這個分類標準在今天看來還是有些粗糙，尤其是在基礎研究的分類上，后來美國學者斯托克斯（Donald E. Stokes，1927-1997）在1997年對于基礎研究提出新的劃分，即純粹基礎研究（玻爾象限）與“由應用引發的”基礎研究（巴斯德象限），他的分類原則是基于對基本問題的理解與應用兩個維度來劃分的，所謂的巴斯德象限，是借用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的工作類型所引出分類方法，意指原本是為了解決現實的應用問題而開展的基礎研究，最后完成由應用向理解本質的轉變，這個標準比弗拉卡蒂標準更為切合實際。

隨著我們對于科學活動理解的逐漸加深，未知世界的更豐富內涵與更多元化的展開方式也得以顯現，在此基礎上，可以把基礎研究劃分為：表層基礎研究，僅涉及難度較小、動用資源較少的研究；中層基礎研究，涉及難度適中、動用資源中等的研究；深層基礎研究，是指難度較大、持續時間不確定、需要動用巨大資源的研究。按照這個分類標準，巴斯德象限類的基礎研究就屬于中層基礎研究。基于這種簡單結構分析，當一個國家決定從戰略層面加速推進基礎研究時，需要考慮如下三個條件是否具備，否則很容易出現政策失靈現象。首先，準確研判當下的科學發展現狀。按照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的說法，科學發展的歷程通常是在常規科學時期與危機時期交替中完成的，二戰以后，鮮有改變世界的重大理論突破出現，很多學者甚至認為科學在基礎理論方面已處于顯性停滯狀態，當下的發展更多是技術的橫向擴散。據此不難理解，我們當下的科學發展階段仍處于常規科學時期，此時最該做的工作就是利用現有理論去解決問題，而不是挑戰現有的主流理論。其次，開展深層基礎研究需要具備雄厚的物質基礎支撐條件，主要包括人、財、物的存量狀況與基本科研制度的保障。從這點來看，我們真正在世界上處于科學前沿的人才數量有限、基礎研究投入多年維持在占R&D的5%的投入強度，短期內難有大的改變（樂觀估計十四五期間能達到占R&D的8~10%，已是最大努力空間），更嚴重的是適合基礎研究的評價體系與相關制度安排尚不具備，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尚不具備開展深層基礎研究的條件；第三，科研發展的路線圖可以有多種選擇模式。日本的騰飛是從應用研究倒推基礎研究的模式，事實證明也很成功，新世紀以來日本已經有多項成果獲得諾貝爾獎，證明日本上個世紀80年代的科研行動路線是有成效的（諾獎評選的滯后期往往在20年左右的時間）。對于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路徑的正確選擇往往比決心和熱情更重要，這點尤為值得警惕，否則，非理性的盲目投資基礎研究就是一場以犧牲未來為代價的豪賭，這個代價我們付不起。

由是觀之，限于各種基礎支撐條件的硬性約束，一段時間內我們的基礎研究戰略主體適合選擇表層與中層這個級別的基礎研究，這類基礎研究與我們現有的科技能力比較匹配，深層基礎研究只能少之又少。前兩個層面的基礎研究既可以解決現實遇到的困境，又可以在有限目標內增加新知識與培養相關人才。比如我們最近兩年遭遇到嚴重的非洲豬瘟疫情，損失慘重，時至今日沒有解決。這類基礎研究就是典型的中層基礎研究（相當于巴斯德象限內的基礎研究），它的解決對于當下的養豬產業鏈具有重要意義，一旦攻克不但解決了豬瘟疫情，還極大地拓展了人類關于非洲豬瘟的知識。這類源于現實的基礎研究有很多，如近在眼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急需基礎研究來解決，而且我們現有的科研能力與知識儲備可以支撐這類研究，又何必舍近求遠，以高冷的姿態把基礎研究的目標直接推向遙遠的不可知的未來，用宏大敘事的手法掩蓋對于當下的責任擔當與公眾的質疑。

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合適的基礎研究路徑選擇對于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落地至關重要。如果布什線性模型正確的話，那么沒有合適的基礎研究成果，就沒有原始創新的涌現，也就無法形成累積性創新。當下累積性創新的困境在于，缺少基于知識的初始創新，導致后續創新乏力。英國經濟學家凱瑟琳?洛基（Katharine Rockett）認為：初始創新為其自身的后續發展奠定了基礎，也就意味著從初始創新到二次創新階段具有正外部性。從社會角度來看，初始創新為一系列后續創新創造了可能，而其全部收益則主要來自后續創新累積獲得的利潤，并最終為消費者帶來福音。至于中層基礎研究與深層基礎研究之間的劃界問題，這倒是需要學界來加以仔細論證的一個技術性問題。也許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安排可以最大限度上布局基礎研究的范圍，從而避免出現基礎研究的空白領域，近年來眾多大科學項目紛紛上馬，已經對其他領域的基礎研究布局造成了嚴重的擠出效應（資源的硬性約束）。反觀我們在遭遇全球化嚴重萎縮的背景下，產業鏈之所以還具有強大的韌性，皆源于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全的工業門類。對于知識的生產來說，也遵循同樣的道理。

無數科學史案例的研究已經表明：基礎研究不是越基礎越好，只有適合自身條件的基礎研究才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當下切記不可盲目跟風，我們不妨看看創新狂人埃隆?馬斯克的選擇，他所有創新奇跡都不是基于深層基礎研究的成果，而是源于各個領域比較成熟的中層基礎研究成果。要知道知識從深層向中層的轉換也是需要條件的，我們具備了這個條件嗎？

—THE END—

編輯 ∑Gemini

來源:李俠科學網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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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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