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润生院士：我给自己取了个微信名，叫“微不足道”
——讓熱愛與成長，在記者團生根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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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當院士前后，從來沒有任何區別”“我給自己取了個微信名叫‘微不足道’”……一句句讓人聽得明白、透徹的話，從陳潤生的口中傳出，今年80歲的他仍站在講臺上，年復一年地講給學生聽，32年從未間斷。他被授予中國科學院大學2021年度“領雁銀獎（振翅獎）”、中國科學院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
陳潤生院士
“知道那信是我的，我就感到非常非常高興，好幾天都沒睡著覺。”
1988年很平常的一天，在去往中國科學院大學（前身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以下簡稱“國科大”）玉泉路校區的某一輛公交車上，極有可能會碰到正去上課的陳潤生，那時的他47歲，講的還是理論生物學，學生還只有二十幾個。那時陳潤生剛從德國紐倫堡大學訪學后回國，心想著，“一定要在科研上有所建樹。”
他不斷觀察國際生物學發展動態，隨即注意到了美國提出的人類基因組計劃。他激動不已，經過日日夜夜的思考與判斷，他的思維越來越興奮，總想把積壓在自己心頭的想法傾訴出去，但當時在國內找不到任何同行。輾轉多日之后，1991年，陳潤生終于決定給諾貝爾獎獲得者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ewey Watson，時任人類基因組計劃的主持人，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倡導者）寫了一封信，表明對人類基因組計劃這一卓越科學事件的理解和支持。
陳潤生院士
那年，陳潤生50歲，“那種沖動，你必須要去做，你就是要去做。我每天在想這個事，沒有辦法去克制這種想法，我認為這件大事一定要去了解，其實我當時完全沒有任何目的，我當時覺得寫這封信就是想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詹姆斯·杜威·沃森當時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是現代分子生物學的締造者，我根本沒想到會有回信。”
陳潤生與詹姆斯·杜威·沃森教授素昧平生，而且當時他只是中國的一個普通科研人員，在國外毫無知名度，寫信只是他情緒的釋放，并不指望有任何反饋或回報。
突然一天，美國來信了，是寄給陳潤生的。陳潤生的第一反應是收信人名字寫錯了，當時在他的工作單位里還有一位研究人員名字的漢語拼音和他相似，也恰好有在美國學習的經歷。“后來弄清楚之后，發現確實是寄給我的，我欣喜若狂，興奮了好幾天都沒睡著覺，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這信足足有兩頁紙。”陳潤生現在回憶起來，精神依然亢奮，這種高興無以言表。
這信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簡稱“NIH”）的另一位教授代表詹姆斯·杜威·沃森教授寫的回信，第一頁是感謝陳潤生對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理解與支持，同時再一次說明了這一計劃的深遠影響和意義。第二頁描述了附帶的兩本材料，一本是美國人類基因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正式文本，另一本是美國NIH各研究所的介紹，希望他能選擇一到兩處出國訪問。陳潤生仔細閱讀了美國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正式文本，更加堅定了投身基因組研究的決心，同時也了解到信息分析，包括序列的組裝與功能元件的標識是本項目的關鍵。
全國獨一家
陳潤生說：“這既是不自然的，又是很自然的。”
如果他當時沒有給詹姆斯·杜威·沃森寫信，就不會萌生開設生物信息學課程的想法。人類基因組計劃從1990年開始，本質上是破譯人類的遺傳密碼，而一旦用信息學的手段去解析人類基因組后，整個生物就將進入大數據時代，那么大數據如何存儲、處理，就是一個新的科學問題，這就需要一個新的學科來處理——生物信息學。這個新的學科包含著關于人類遺傳密碼的所有信息，用6個詞語概括就是對基因組信息的獲取、處理、加工、分布、分析和解釋。這寫在了美國提倡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正式文本上。通過挖掘生物大數據來分析深刻的生物學內涵，這是人類研究生物領域上巨大的進步。
“一定要增加生物信息學這門學科。”陳潤生堅定地說。
當時國內外對于新興的生物信息學還處于空白期，大家都是摸索。“我就帶著我的學生，一方面琢磨生物信息學的內涵，建立一些方法來分析遺傳密碼。另外一方面就是尋求國內有沒有人關心人類基因組計劃這個事，有沒有可能一起來啟動這個事。”
生物信息學課程團隊（左王秀杰，中陳潤生，右陳小偉）
1992年下半年，他打聽到了吳旻先生（時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生命科學部主任，在任期間啟動了中國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當時雖然離得近，都在北京城，但我是個普通的科研人員，而他學術地位很高，他也不認識我。”
陳潤生想方設法聯系到吳旻先生，一是說明他非常非常支持人類基因組計劃，并且把詹姆斯·杜威·沃森的回信內容告訴了吳旻，心想著“可以打動吳旻先生最好”；二是說明他的團隊是從事生物信息研究的，可以專門負責處理數據，并且他是做理論的，不需要科研經費。
在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同時，生物信息學課程便開始生根萌芽了。
陳潤生是國內第一個講這門課程的人。這門課程在國內外都處于摸索階段。課程內使用的所有的算法、程序、理論都是他自己推導的。直至1996年，清華、北大才逐漸開設這門課程。
最早的20年都是陳潤生一個人講，當時還是在國科大玉泉路校區上課，陳潤生每次去上課都要倒四五次公共汽車。其實也有班車直達玉泉路校區，但是班車的發車時間和下課時間中間還有40分鐘間隔。“我不樂意等，索性就趕緊坐公共汽車回去，這樣還快些。”
再后來為了省時間，他就一天上、下午連著上7節課，中午還自己帶飯，上午下課后，把飯熱一熱，吃完飯喝口水的工夫，下午的課又該開始了。這樣的生活，他堅持了兩年。
自1988年開課以來，陳潤生一直是一個人授課，有時他有一些不能缺席的會議，才會讓學生“打游擊”似的補上。如今陳潤生還堅持在教學一線，“那么多學生期待著，不能不去，這是責任。”但是隨著年紀一天天大了，為了保持教學團隊的活力和持續發展，保證課程的授課質量，生物信息學課程引進了該領域杰出的青年代表王秀杰作為主講教師；另一方面，設置課程的教師助教，處理日常教學事務，協助首席教師和主講教師完成高質量教學任務。
王秀杰 生物信息課程主講老師
王秀杰18歲加入中國共產黨；27歲從美國洛克菲勒大學博士畢業后加入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30歲生日前成為我國生命科學領域最年輕的“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36歲成為國家重大科學研究計劃首席科學家；40歲這一年又當選了黨的十九大代表。
但她仍然不忘謙虛求學，“能加入生物信息學教師團隊，我非常榮幸，因為陳老師是有口皆碑，而我經驗不是特別多，所以非常緊張，因此剛開始似乎效果不是很好。”王秀杰回憶起第一次上課時說，“陳老師雖然年紀大，但是注重前沿知識，在調動同學們上課積極性方面很有經驗，學生們聽他的課都聽得很‘嗨’，這方面跟他學了很多，包括課程時間長短的把控、怎么把研究中的小故事跟基礎知識穿插在一起、怎么讓學生保持上課興趣，能夠更好地吸收知識。”
在王秀杰眼里，“陳老師特別特別樸實。早些年還在玉泉路校區上課時，他是坐公交車去的，連出租車都不坐，他還告訴我他怎么坐公交車。”陳潤生和王秀杰科研領域相近，他們一年參加無數個相同的會議，所以互相交流、互看課件是常事。
這是一個團隊，也是一種傳承，“年輕教師的加入為這門課增加了新的活力，也是一種過渡，要讓他們逐漸站在崗位上。”陳潤生說。
“你問我多少都不會卡殼的”
“記得第一次上生物信息學的課，本來是8:30的課，我6:40就去了，結果前排位置已經沒了。”這是國科大生命科學學院2019級學生丁紅霞對于生物信息學課程的第一印象。
現在陳潤生的課堂總是爆滿。學生來自生命科學學院、數學科學學院、化學科學學院、存濟醫學院等不同的學院，并不是都有生物學背景，怎么讓學生聽得明白、聽完了有所收獲，“是要灌輸一些生物基礎知識，但這知識不是我要授給學生的，我只堅持一點，非常重要的一點，我授給學生的是思路、是方法。我就跟他們聊天一樣，我為什么去搞基因組，我怎么搞的，我跑到吳旻先生那里怎么說的，然后我怎么思考的，這一段一段的故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陳潤生說。
“大家可能不知道為什么生物信息學是搞基因組研究所必需的，沒有我們，干不成事。”陳潤生的聲音在大禮堂回響著。
人類遺傳密碼就像一本看不懂語言的書，那要如何讀懂呢？關于人類遺傳密碼，目前的技術和儀器無法把人類的遺傳密碼從頭測到尾，能測出的只是無數小片段。相當于再把書撕成無數小塊，在撕的過程中丟失了上下文的聯系，沒有了上下文的聯系，怎么準確、完整地拼接在一起呢？
那就買兩本一樣的書，一本都撕成正方形塊，一本都撕成長方形塊，就相當于把遺傳密碼復制兩份，把人類遺傳密碼打碎成不同長度的片段。隨機一塊正方形，一定能找到有同樣內容的長方形，這樣一來可以慢慢對著找，慢慢拼接，雖然是笨方法，但很有效。
問題又來了，數量少還可以，那如果是數以億計呢？這就是大數據了，就需要程序來處理了，這就是生物信息學。“這樣講，誰都能聽懂”，即使專業背景不同，但思路和方法是相通的，“所以這樣才能一年比一年人多，他們來聽課并不是感興趣你的知識，而是聽聽你這科研路怎么走的，你有什么啟迪，我覺得這是吸引他們來聽的原因。在我的課上，大家都不會走神兒，”爽朗的笑聲在狹小的會議室起伏著。
陳潤生與課題組里的工作人員和學生
陳潤生的教材不僅是自己原創，而且是生物信息學領域的最前沿。剛開始上課的前10年，那時生物信息學研究還剛起步，他的研究內容就是國際前沿，他把自己建立的方法、算法都講給學生聽，經過30余年的沉淀逐漸形成一個內容體系，后來又把生物信息學的新發展、新趨勢、新研究等內容加在課件里，這樣學生聽到的內容和方法就是領域最前沿的。“陳潤生老師的課程充滿最前沿的成果與方法，同時又分外清晰明了。我們生物信息課的同學來自各個院系，但一學期后，身邊的每個人都被陳老師的熱情所感染，對復雜精妙的遺傳密碼產生了自己的思考。”這是國科大生命科學學院2019級學生唐以恒上完課后的感受。
上課和科研從來都是互相成就的，上課需要將講的東西都刻在腦子里并融會貫通，需要強迫自己把相關的背景都了解透徹，“備課是為科研打下基礎，也是個自我修養的過程。”陳潤生說，“所以你問我多少問題，我都不會打啵（卡殼）的。”
“當院士前后，從來沒有任何區別”
從坐公共汽車去玉泉路校區到坐車去雁棲湖校區、從1988年的一間小教室到2020年的大禮堂、從50歲到80歲，地方、人數、年齡——周圍的一切都在變化，唯獨陳潤生沒有變，他講課的聲音一直持續了33年，從未間斷，仿佛穿透了時間，而音量卻絲毫未減。
“記得有一門《生物信息學》，開課老師是陳潤生院士。即使年近80歲高齡，陳老師依然每周堅持到雁棲湖校區授課，一次課近3個小時，陳老師講得滿懷激情、毫無倦意。但是，偶然一次我看到，下課后陳老師深深陷在椅子里，閉眼休息很久才慢慢起身繼續上課。這給我帶來了很深沉的感動。”3年前，國科大2017級學生安子楊在“科苑學子”公眾號上寫下這樣一段話。
陳潤生觀看學生張瑞瑾做實驗
最初上課時，陳潤生還是一名普通科研工作人員，如今的陳潤生，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對于給學生上課這件事，陳潤生說：“我就不知道當了院士后有什么區別，從來沒有任何區別。”無論是到玉泉路校區還是到雁棲湖校區給學生上課，他不到6點就起來了，6:50準時出發，上課成為他的習慣。
有一次上課時，他講到哈佛的干細胞試驗，將一只鸚鵡腦中的某些核團破壞，鸚鵡就不能學舌了；將另外一只鸚鵡腦子里取出來的干細胞誘導分化，再導入原來那只鸚鵡，那只鸚鵡又能學舌了，學生在課堂上問他，“那恢復學舌后的鸚鵡唱的歌是否還跟之前一樣？”這個學生的問題給陳潤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從那以后每次講課都會想起。
“這是很好的問題，我沒有答案，不過我相信不是原來的歌了，即使能力恢復了，但是原來的核團被破壞了。”他說，“科研是需要有創造力的，不需要照本宣科，要思考，提出科學問題，否則沒什么意思，歷史不會記錄你，創新最重要。”
在陳潤生眼里，科學發展不是一個人的事，科學是社會發展的表現。他認為最對得起學生的就是，教育他們在研究方法上有創新，“文獻是基礎，供你超越，而不是模仿。循規蹈矩很容易，打破常規很難。”
讓他驕傲的是，幾乎國科大與生物學有關的人都聽過這個課，“學生們滿意是最讓我感到欣慰的，我對獲獎從來沒有感覺，什么獎都無所謂。”
當時還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他只知道學習，將來去滿足國家的需要。那時候不會想升官發財，直到現在他依然不會去想這樣的問題，“我從事科研工作50多年，從來沒有在論文署名上有過爭議，愛把我放哪兒放哪兒。我自己給自己取了個微信名叫‘微不足道’，我自己非常不樂意跟他們去爭那些東西，但正因為你腳踏實地，你沒有吃任何虧，該得到的都會有，這些東西不是說你削尖腦袋去硬鉆營能得來的。”
現在，80歲的陳潤生聲音依然洪亮，他擯棄了那些令人心顫的雜念，全神貫注地走自己腳下的人生之路。這亦得益于他的生活態度，“一不鍛煉，二不養生。”他說，“其實，關鍵問題就是你的狀態，精神狀態是最重要的，很多人想很多亂七八糟根本不需要想的事，想了你也解決不了，最重要是所有的事都想得開。”
陳潤生笑起來，單眼皮，黝黑的眼珠透著光，他的聲音在狹小的會議室起伏著，蘊含著某種哲理，亦在課堂上傳遞了30余年，從未間斷。
陳潤生院士
記者手記
陳潤生在一間10平方米的會客室，用一句一句鏗鏘有力的話講述著自己的經歷，進入人生的第八十個年頭，聲音依然洪亮、高亢、有力，讓人聽得明白、透徹。而這聲音從1988年一直傳遞到今天，從未間斷，經過滄海桑田的打磨，似乎更有力量，仿佛觸及靈魂。陳先生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聲音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春雨般富有感染力，這或許和他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讀書時當了5年校播音員有關。他也很會做飯，他說家里過年過節最好吃的飯是他做的。問及時間線時，多數事件陳潤生只記得大概，但在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時，他一口就說出了“我是1983年入的黨”，沒有絲毫遲疑。
文字?|?孔維林? 饒丹
圖片?|?涂植鵬
排版 |?袁俞梅
責編 | 謝午陽? 管子卿
(作者系國科大記者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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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陈润生院士：我给自己取了个微信名，叫“微不足道”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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