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aptic Self》中曾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由于人的大腦是經過漫長的進化年代“堆積”起來的，也就是說，從爬行動物到哺乳動物到高級靈長類這些進化階段，我們的大腦從只有原始的反射模塊，到擁有初步的情感區域，一直到神奇的具有6層結構的“新皮質”所支撐的高級認知能力，一步步走來。這個過程并非上帝預先編程架構好的，而更像是在既有結構上“疊床架屋”，比如，大腦從內到外基本上是按照進化年代來排序的，比如嚙齒類等一些小型哺乳動物的新皮質是光滑的，這是新皮質在進化出高級靈長類之前的樣子，后來為了解決大腦中空間不夠的問題，進化之手發明了大腦皮層溝回，通過這些褶皺，在不增加太多占用面積體積的前提下使得大腦皮層表面積暴漲，正是這些褶皺使得靈長類進化出獨特的高級認知活動，如工作記憶，語言。這種“堆砌式”的進化有它節省和復用的好處（《Kluge》），然而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奇特的“進化時滯”效應——進化年代較近的大腦模塊和較久遠的模塊之間要達成完美溝通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這之前便會造成多個模塊之間面對同一個問題決策不一致的問題。

我們的高級認知模塊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很重要，必須提前準備并持之以恒，然而我們內心的另一個小聲音卻在萬般阻撓我們把屁股從床上挪開或者把眼睛從網頁上挪開；我們明明知道賭博，煙酒，犯罪是不對的，然而內心的一個小聲音卻在喋喋不休地催我們動手去做。我們明明知道高糖高脂肪的食物不宜多吃，但內心的一個小聲音卻總是慫恿著再吃最后一勺（不禁讓人想起《傀儡人生》）。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很多時候在這個爭端中敗下陣來的卻是代表更先進生產力的高級認知模塊，更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在大多數時候我們的高級認知模塊似乎根本就沒有啟用，而是憑借著本能或直覺“自動駕駛”自己的身體（《Gut Feelings》）。

這里的原因是明顯的：設想一下，人類的高級認知模塊是在相對較近的進化年代出現的，然而原始的情感和條件反射模塊卻在千萬年的進化長河中忠實地保護著我們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下來并努力繁衍后代（《Mean Genes》），這些模塊似乎“理應”擁有更強大的力量，然而工業時代的到來將人類生存的環境極大的改變了，我們大腦的原始模塊適應的是遠古時期的生活，以采集狩獵為主題的社會構成，這跟現代工業文明相差頗大，舉個例子，我們的社會交往本能令我們非常顧及自己的面子（面子不僅是一個東方文化中的東西， 在全球都存在），面子可以與很多東西關聯——與異性的交往成敗，在對手面前是否挺身而出，在困難的任務面前是否完成得很好，這里的邏輯是很明顯的：一次糟糕的社會性事件會降低我們的聲譽，在遠古社會，聚居群體較小，成員之間依賴性很高，糟糕的聲譽會導致被賴以生存的群體排擠出去，危機自身的一切，所以我們往往有著不顧一切捍衛自己的面子原始沖動，《Bounded Rationality》里面曾經提到這樣的一個例子：兩個男人因為酒吧里面的一點小爭執最終大打出手乃至一方殺了另一方。在類似酒吧這樣的一個眾目睽睽的社會場所，人們往往會為面子而惱羞成怒，作出過激行為，而我們的大腦同時又會認為我們仍然處在沒有法制的遠古社會，所以殺人便有了可能，事實上我們不難想象在遠古社會殺人可以轉化為力量和能力的聲譽，由于進化的鈍刀還沒有來得及磨平我們遠古時期的“棱角”，所以只有少部分“理性大腦”強大的人才能夠作出適應現代工業社會的行為；《Mean Genes》上面說了這么個例子：在遠古社會我們在向姑娘求愛的時候會小心謹慎，因為一次洋相會很快被傳遞開來從而使得我們變成整個群落的笑柄，然而在現代社會，尤其是人口流動劇烈，人際關系變動頻繁的大城市，社交失敗的成本近乎于0，所以正確而理性的做法卻是永遠都勇敢地邁出第一步。

因為我們的大腦中同時存在著遠古的自我，和現代的自我，并且兩者并沒有完美協調，所以才會出現“如著作等身的教授，聰明的數學家，藝術家同樣有可能成為性引誘的犧牲品，同樣可能犯七宗罪，同樣可能成為焦慮和憂郁癥的患者”（《Synaptic Self》）（不禁讓人想起前陣子著名的泰格伍茲事件）。

然而除了這些極端情況之外，普通人也常常受到困擾——明知正確的事情就是沒法去做。仔細想想這簡直是一句類似悖論的話：既然你的大腦認可某種做法是正確的，而同樣又是你的大腦主管你的行為，那為什么偏偏你沒法執行呢？這就說明主管行為的并不僅僅是你的“認知”模塊，認知模塊發完話之后自會有更強大的情緒模塊藐視“上級”的決定。所以我們常常哀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和別人作斗爭，而是和自己作斗爭。

《Phantoms in the Brain》提到這么一個有趣的例子：我們看到老朋友時會自然微笑，然而站在攝影師面前我們卻經常“擠”出難看而別扭的微笑。我們常常說第一種微笑是發自內心的，第二種笑則是有意做出來的。事實上這兩種微笑的確涉及到兩種不同的機制，只不過不是心臟和面部肌肉，而是兩個不同的大腦模塊。自然、下意識的微笑來自于大腦中位于進化年代較古老的丘腦和進化年代較新近的大腦皮層之間的一個叫做“基底核”（basal ganglia）的結構，而有意識的笑則是由大腦中的動作皮層控制的。而這兩者只有前者具有正版的微笑神經回路，當我們看到朋友的時候，朋友的臉龐的視覺映像通過視覺神經傳導到我們的情緒模塊（邊緣系統），并進而被轉發到基底核，后者的微笑回路負責調動面部肌肉生成一個真正自然的微笑，整個過程在不到一秒內完成，在這個時間里你的高級認知模塊根本還沒來得及活動呢。

有些時候一些人會因為中風而導致一側運動皮層受損，如果你叫他對著攝影師笑，你會發現他擠出的是半邊臉的山寨微笑，另一邊臉（對應受損的運動皮層的那一邊）則不笑。然而神奇的是如果他見到老朋友，則會發出兩邊對稱的、自然的微笑，因為控制自然微笑的基底核沒有受到損傷。

而在極少數情況下，則會出現一種恰好相反的情況：中風損傷了一個人的基底核，影響了半邊臉的微笑回路，一開始這個人自己也注意不到，直到他對妻子自然微笑，妻子會驚訝地發現他臉上只有“一半”微笑。然而，如果攝影師叫他微笑，他卻能夠做出對稱的微笑，雖然是不自然的那種，因為控制有意識微笑的運動皮層并沒有損傷。

就像兩種微笑一樣，我們的大腦在同一個決策上經常有不同模塊的參與，有的人更偏向使用直覺進行決策（《Predictably Irrational》），有的人則更偏向于理性分析，而事實上這兩者并沒有孰優孰劣之分，只是在不同的場合適用，無法駕馭這兩種決策引擎的人要么一方壓倒另一方，要么就是陷入糾結。

我們在選擇職業的時候“聽從內心的召喚”，因為我們對事物的熱情來自于我們的情感系統，沒有這個系統的支持，我們很難在一件事情上持之以恒的專注投入，emotion（情緒）和motion（動力）本就是同根生，說明人們很早就了解到情緒和動力的關系。對此有這么一個真實事件（記不得在哪本心理學書上看到的了，記得的朋友請留言。），一個事業順利的中年男人，原本過著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但有一天不幸遭遇了車禍，車禍損傷了他的頭部，他的情緒大腦遭到了損壞，后來雖然他健康方面痊愈了，然而卻從此對任何事情都無動于衷，再沒有動力去發展他的事業，照顧他的家庭，對他來說發生什么都是無所謂的。事實上，我們所謂的生活的意義便來源于情感系統。

我們在面對道德問題的時候聽從“良知的召喚”，因為漫長的進化給了我們一套非常優秀的天生道德判斷神經回路（《社會性動物》），只要聽從良知的召喚我們便能在道德的平衡木上走得穩穩當當。

我們對于很多事情的決策判斷都刻畫在天性里面，然而同樣也正是這些天性在很多時候會讓我們陷入困境，我們“能存儲能量就盡量存儲能量”的食物攝取天性雖然適合遠古社會，然而在能量充裕的現代社會卻導致大量人的超重。《How We Decide》上有這么一個有意思的實驗：讓一群人走過一個屋子，屋子的中間放著一個桌子，上面有誘人的巧克力蛋糕，也有水果沙拉，讓其中一部分人默記某個7位數字序列，另一部分人則只默記2位數（當然，實驗者會為默記數字的原因編造一個謊言，例如測試記憶能力），實驗結果是，那些默記7位數字的人更可能選擇巧克力蛋糕，因為記憶數字過載了我們的高級認知模塊，使得它無暇和原始大腦的決定作抗爭。

我們對于未來的懲罰和收益都估計不足，傾向于就眼下的損益進行決策。這就導致我們天性在決策方面目光短淺，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我們會在大學階段花費大量的時間去進行學習之外的娛樂，這些娛樂都有一個典型的特點，就是能夠立即獲得愉悅，并且并不會導致立即的損失。畢業看似遙遙無期，我們很難提前幾年就設想幾年后的危機，畢竟，未來的事情誰說得清呢？也許我們的遠古生活告訴我們的真理就是，幾年后的潛在收益跟眼下唾手可得的好處無法相比。

我們的原始大腦同樣也分不清什么是虛擬什么是真實，在獲得社會成就和聲望的動機的驅使下，即便是虛擬的網絡游戲社會，我們也會投入大量精力，某種意義上我們的大腦并沒有錯，我們的確應該去獲得聲望，只不過它還沒有聰明到跟得上工業文明，它并不明白虛擬世界里面的生存能力和地位并沒有辦法轉化為現實世界的生存能力和地位。

如你所見，很多時候我們只是生活在信息社會的遠古人，如果上帝要為我們目前生出的時代設計人類，我們將會是身體上適合長期久坐不見陽光，眼睛尤其適合長久盯著30厘米以內的物體看，我們情緒上會偏好有節制而健康的飲食，我們的身體發育將不會在肌肉上浪費太多不必要的能量，青少年也不會在青春期強烈渴望冒險和建立小部落內的聲望并為之做出各種危險或可怕的事情，而在執行力上我們則會偏好于執行能夠積累知識和技能的長遠計劃，正如geeks們所崇尚的一句話所言：smart is the new sexy。

然而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才短短數百年，英特網的歷史則更是短的幾十年，和漫長的進化長河相比仿佛一瞬，我們匆匆忙忙把自己推入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而進化的齒輪轉動得卻慢了很多拍，于是我們都成了進化時滯的犧牲品，我們用遠古的雙眼打量著這個世界，關在籠子里的老虎完全不必害怕，但我們還是會汗毛倒豎，汽車釀成的交通事故每天無數，而我們過馬路卻置若罔聞。一句話：我們的情緒大腦仍然停留在20萬年前，而20萬年前是沒有汽車這種物種的。

然而，我們畢竟擁有所有動物中神經元和突觸數量最多，結構最復雜的新皮層。我們擁有神奇的認識自身的能力，這種能力使我們能夠利用情緒系統本身的特點來克服它自身的缺點。

我們做事情難以持之以恒地專注，因為任何一個新鮮刺激的外部信號都足以激活我們強大的情緒大腦，情緒大腦一旦被激活，其神經信號往往輕而易舉地搶占我們的注意力，結果就是我們發現在這個紛繁的世界里很難維護內心的寧靜和專注，于是我們發明各種隔絕干擾的方法來保護我們脆弱的理性大腦，從而能夠讓自己做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的大腦喜歡事情往積極方向發展，有這樣一個實驗：研究者讓被試將手放在冰水中一段時間，有兩個選項可供選擇，一是將手放在非常冷的冰水中60秒并取出，另一是將手放在非常冷的冰水中60秒，然后再在逐漸變得不那么冰的冷水中放30秒再取出。絕大多數人認為第二種選擇更為不那么痛苦。然而從經歷的“客觀”痛苦上講，很明顯第二種情況下人要受更多的罪。但是那種“情形正在變得越來越好”可以帶來明顯的正面情緒，于是第二種情況下的主觀痛苦要小于第一種情況。而GTD的原理正是如此：通過提供不斷的進展，讓執行者意識到事情正在朝向完成不斷邁進，這種正面趨勢所帶來的積極情感能夠進一步激勵個體把事情執行到底。

總之我們發明各種認知方法來“誘使”或“要挾”我們的情緒大腦同意去執行一件事情：我們向朋友承諾我們要做的事情，于是我們的情緒大腦會迫于信譽受損的壓力而去主動完成這件事情。而加入互助學習小組則本質上是利用大腦的從眾本能和同儕壓力。《Nudge》上提到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一百美元的論文催繳金”：為了“逼迫”自己在計劃時間內完成論文，戴維將三張100美元的支票預先交給泰勒，戴維每延遲一個月完成論文，泰勒便可以提取其中一張支票并將錢用于開聚會（而且還不邀請戴維參加:)），顯然，戴維的情緒大腦很難容忍這樣吃虧的冤枉事，所以為了避免它，便忠實地督促戴維把論文按時搞定了。此外還有“減肥違約金”，“夏令時”，“圣誕節省錢俱樂部”以及著名的“Save more tomorrow”等很多有意思的例子。

最后，經常動用理性思考也能夠鍛煉理性大腦的“實力”，在更多的決策場合獲得壓倒性優勢。神經科學顯示，大腦的模塊的確遵循用進廢退的原則（《The Brain That Changes Itself》），一個經典的證據是鋼琴家的大腦中對應手指的神經回路占用面積要比正常人大很多。另一個有意思的證據是，如果一個人失明了，那么負責接受視覺信號的神經回路往往會被聽覺所侵占（人們常說瞎子的聽覺格外靈敏難道便是這個原因？）

上帝給了我們一個過了時的原始大腦，但同樣也更新了我們的新皮層，能否不被20萬年前的自己綁架，取決于你是否認識到關于大腦的進化歷史，和能否正確使用你的理性大腦。

from:http://mindhacks.cn/2010/03/18/escape-from-your-shawshank-part3/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逃出你的肖申克（三）：遇见20万年前的自己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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