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 / 圖蟲

　　文/杜弘禹

　　最近，“996 工作制”引發熱議，“深受其害”的人們紛紛抱怨對此身心俱疲。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似乎也不希望大家一直被死死綁在工作崗位上。

　　4 月 11 日，21 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悉，近日印發的《廣州市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實施方案（2019—2020 年）》（簡稱《方案》），從促進消費的角度，強調要落實帶薪休假制度，并鼓勵錯峰休假和彈性作息。

　　《方案》表示，加快破解制約居民消費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的體制機制障礙，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激發居民消費潛力，并將旅游、文化、體育、健康和養老等列為重點服務消費領域，強調要推動其加快發展。

　　從《方案》來看，針對旅游，除強調要推動全域旅游、豐富旅游產品、提高旅游品質等之外，如將創建 30 個旅游文化特色村，還在相關政策上也作了部署，“落實帶薪休假制度，鼓勵錯峰休假和彈性作息”便是其中之一。

　　這并非廣州首次在官方文件鼓勵實施彈性作息。早在 2015 年出臺的《廣州市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15-2020 年）》，便將“彈性休假”作為政策“亮點”之一。

　　按彼時官方解讀，“彈性作息”是指每周工作 40 小時不改變，但如果單位根據工作安排，可以將 40 個小時安排在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上午，由此帶來周五下午可與周末結合起來休假的安排，亦稱“2.5 天休假”。

　　這份當年在全國率先出臺的文件還明確，有條件的地方和單位可根據實際情況，依法優化調整夏季作息安排，為職工周五下午與周末結合外出休閑度假創造有利條件。

　　隨后，廣東省級層面亦推動，2016 年《廣東省進一步促進旅游投資和消費的實施方案》也強調，鼓勵有條件的單位和企業探索錯峰休假和彈性作息，分段靈活安排休假，支持為職工在周五下午與周末結合外出休閑度假創造便利條件。

　　不止是廣州

　　21 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還注意到，近期再次喊話要“多放假”的并不只廣州。

　　今年 2 月，河北出臺的《關于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實施方案（2019-2020 年）》中，也強調鼓勵錯峰休假和彈性作息，以及明確要探索實施“2.5 天小長假”制度。

　　其實，自 2015 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促進旅游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發布以來，江西、重慶、甘肅、廣西等多地也都出臺過類似政策。此外，部分地方或單位甚至有過實質探索，如江西上饒、長沙市寧鄉縣旅游局等。

　　然而遺憾的是，無論是“彈性作息”還是“2.5 天休假”，喊了許多年，卻一直都是“雷聲大雨點小”，真正落地實施的城市和企業寥寥。這背后的原因并不復雜，一方面，各地出臺的有關文件中，對此的表述均為“鼓勵”或“探索”，不是也不太可能是強制性政策。同時，對象也都強調是“有條件”的地區和地位，并非全部。這意味著政策的剛性和惠及性都較為有限；另一方面，也鮮有地方對此出臺專門的實施方案或細則，導致指導性也較差。

　　當前，隨著經濟發展的變化和轉型升級的持續推進，尤其是為穩定并促進消費，以及包括謀求旅游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和帶動，“彈性作息”或“2.5 天休假”仍被政府、企業和公眾頻頻提及，

　　今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就建議在全國推行“2.5 天小長假”。他認為，從全球范圍看，經濟越發達國家的公民休假時間都比較長，如荷蘭 36 天、丹麥 36 天、瑞典 34 天、法國 37 天、英國 33 天、美國 25 天，但目前我國公民每年法定休假天數為 16 天（不含雙休日），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

　　“設置和實施 2.5 天小長假就是回歸工作的本質，并能讓國民增加更多外出旅游休閑的時間選擇，從而提高人民群眾生活品質。”熊思東建議，可將“2.5 天小長假”以條例化、制度化的形式加以明確，并且全國推行。并且，地方政府要加強落實監督，而對一些確實無法享受“2.5 天小長假”的員工，也應當進一步完善補償機制。

　　社論丨提升生產效率擺脫加班文化

　　日前，“996.ICU”[工作 996，生病 ICU（重癥監護室）]成為熱點話題，它是由中國程序員在國際知名代碼托管網站發起的項目，旨在抵制中國科技企業、互聯網企業中盛行的加班文化。

　　多年以來，互聯網與金融是中國兩個薪酬最高的行業，從業者是一線城市樓市主要的購買力。在很大程度上，這兩個行業的繁榮主要由過剩流動性推動，帶有很強的泡沫色彩，因此，其高薪屬于價值高估。

　　早期互聯網行業存在巨大的成長紅利，因此，程序員從一開始就擁有很高的報酬：期權與高薪。

　　幾年以前，大量風險資本支持了創業潮，創業公司如雨后春筍，紛紛以高報酬招攬程序員，進一步拉升工資水平。互聯網巨頭之間的激烈競爭也強化了程序員的地位。因此，程序員一方面對應著“財富自由”，尤其是那些已經上市的公司員工；另一方面，就是頻繁加班以及“青春飯”現象。

　　現在，中國互聯網創業領域大量無法盈利但在薪酬上頗為慷慨的公司陸續倒閉，或者裁員求生。互聯網巨頭們在市場紅利基本結束后，由規模擴張轉向重視效率，直接導致了裁員潮：淘汰不思進取的人員，制造危機感，提升勞動效率。

　　在這種背景下，互聯網公司強化了“996”工作制度，是企業與員工地位互換的結果。此前，人才供給少于需求，相關人員漲薪、跳槽比較頻繁，導致程序員薪酬高估；現在，需求萎縮，企業掌握了主導權。裁員和強制性加班是企業應對危機感的反應，并以維持現有薪酬水平為前提。如果普遍降薪則可能導致“好員工”流失，而裁員和強制加班則會剔除能力弱以及不愿奮斗的“差員工”。

　　實際上，加班文化在中國非公企業里長期且普遍存在，比如在制造業工廠，工人薪酬低，為了多賺錢，人們只能接受加班。中國制造低成本優勢長期維持，過去主要是由于工資低，現在主要是由于工時長。在一個因貨幣投放過多而導致居住、飲食以及其他日常消費成本過高的經濟體中，企業不得不提高工人工資，但工人勞動效率并未提升，因此，只有通過延長工作時間來彌補。

　　本質上，就是大部分制造業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過度依賴勞動力成本優勢，沒有提高工資的能力，互聯網、金融等服務業薪酬因持久的泡沫而被高估，當后者開始去泡沫，因為無法降薪，只能裁員和增加工作強度和時間。

　　日前，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發布 2018 年北京市居民時間利用調查報告。結果顯示，就業人群每天工作時間為 8 小時 34 分鐘，比 2008 年增加近 1 小時。這大體代表了全國性趨勢。與 2008 年相比，房價翻了幾倍，收入并未有相同增速，但工作時間大幅增加了。由于房價增長過快以及人口紅利結束，在過去十年，勞動力工資增速高于勞動效率的提升，裁員和加班越來越流行。智聯招聘的數據顯示，2019 年僅有 18.05% 的白領不需要加班，而 2015 年這一數字為 28.6%，也顯示了增加的趨勢。

　　可以看出，中國企業缺乏基于技術競爭力創造更多價值的能力，沒有足夠的盈利支付更高工資。未來，一方面，需要企業加大技術研發投入，也需要宏觀政策避免土地等要素成本上漲過快，出現實質通脹；另一方面，就個人而言，應提高個人專業技能并產生更高的勞動效率。過去，在經濟規模擴張階段，對效率要求不高；將來，則會強化效率競爭，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都被迫參與。這也是世界性現象，因為經濟長期蕭條增加了企業間競爭壓力，即使在硅谷，加班也成為文化的一部分。

　　目前一個潛在的風險是，年輕一代不愿意從事制造業或者無休止的加班，他們需要個人的生活空間，享受生活。而處于轉型的經濟，企業生存壓力加大，要通過增加工時降低成本。如果年輕人因就業壓力被迫接受廣泛而持久的加班文化，則可能會出現類似日本韓國等不婚不育等現象，導致整個社會喪失活力與創新沖動，老齡化加重。

　　遺憾的是，在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過程中，所有經濟主體都會承受很大的競爭壓力，因此，裁員和加班可能是持久的現象。要擺脫這種困境，需要企業和個人都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競爭力，提升生產效率，創造更多價值，從而讓企業擁有支付更高工資且不用加班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要減少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讓利于民，并通過合理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避免通脹。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996”太累了！广州发文鼓励弹性作息，一周休2.5天可能吗？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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