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典数据为参考,这次疫情到了哪个阶段?
作者:一動不動的DT君
1960年,庚子鼠年。不斷擴大的旱情造成的全國性糧食短缺,讓中國人在一場饑荒中開始了新的一年。
2020年,又是一個庚子鼠年,又是一場新的危機。一片驚慌失措中,中國人又迎來了一個勢必會被常常提起的春節。
今年春節期間,“肺炎”“武漢”的搜索熱度超過“春節”“過年”,成為中國人關于2020年農歷新年的兩大回憶關鍵詞。
(圖片說明:肺炎、武漢、非典、春節、過年的百度搜索指數)
巨大的搜索量,源自于不斷上升的疫情數字。最新數據顯示,截至1月25日24時,全國確認病例1945例,累計死亡56例,尚有21556人在接受醫學觀察。
與確診病例數據一起上升的,是普遍的焦慮與恐慌、苦澀與不安。但我們也都知道,參照已知疫情樣本,更冷靜地做好該做的事,才能真正“共度時艱”。
我們對比整理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和17年前的非典信息,希望以此作為參照,幫助我們稍客觀地來看待,疫情現在正處于什么樣的發展階段?作為普通個人的我們,在這場疫情中可以做些什么?
1
參照17年前的非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治處于什么階段?
1月24日,普利策獎得主、政策分析師Laurie·Garrett接受媒體采訪時說:“17年前的這個時候,我正在報道那場致死774個感染者、波及37個國家的SARS疫情。所以,2019年12月12日,當我讀到武漢海鮮市場聚集性的肺部感染時,有一種驚人的相似感?!?/p>
起因、發病機制和傳播鏈路的諸多相似之處,的確讓人一下子就把這場“禍從口出”的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與2003年的非典聯系起來。
順著這個思路,我們整理了非典的發展時間線,從首個病例出現到病情結束過程中的諸多時間節點,找到了一些影響傳播的要素,可以為真正認識這場疫情提供一些參考。
但在研究的一開始我們就認識到,如今我們面對的疫情要比非典“迅猛”得多。
從累計病例的數字來看,非典的發展速度是相對平緩的:第一例報告病例之后2個月確診病例升至218例,4個月確診病例破千。
而這次,在首次公開確診病例被報道后的25天,確診病例就已經過千,然后迅速接近2千。
如果細看非典的發展周期,我們就會發現推進傳播的關鍵詞是“人口流動”,而推進確診人數提升的節點是“完成病毒基因測序”。
非典時期,第一次確診人數大幅上漲出現在2月初。2003年的除夕是1月31日,2月初正值春運結束,2月5日-10日廣東省每天新增病例50例以上。之后的春運返工潮,再次帶動了一次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確診病例數量進一步上漲。
緊接著,北京在3月6日接報第一例輸入性非典病例,非典以北京為中轉,開始從中國的心臟地帶流向各地。
反觀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比非典,促成“人口流動”的條件提前了:2020年的春運比往年更早。
再加上,疫情源起的武漢本身就是全國最大的交通樞紐之一,傳播鏈路四通八達。
這兩點都是“人口流動”的放大器,也直接導致了病毒迅速地在全國范圍內傳播。隨之而來的就是不斷增長的恐慌情緒。
讓人稍許有所慰藉的是,在病原的認定研究的速度上,這一次比2003年快了近3個月。
12月30日,武漢衛健委發布《關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稱部分醫療機構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至1月7日,疾控中心專家就已經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1月10日已完成病原核酸檢測。而非典是在2003年4月中,才有科研機構完成了對冠狀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測定。
認定病原體,不僅可以用于臨床甄別,設計PCR檢測試劑,而且對后續的治療方案和疫情防控都很重要。所以在后續的新聞中,我們也能時不時讀到一些讓人“稍微松口氣”的新聞。
與臨床甄別能力相伴的,是更高的確診率。
所以,即使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本身或許沒有非典那樣可怕,但因為我們前面提到的人口流動放大器提前,以及更早出現的確診能力和更快速的信息傳播條件,再加之病毒本身更強的傳播性,這場疫情的爆發(或者說被確診人數)比17年前更加迅猛。
不管是對于政府還是個人,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給人們所預留的準備時間都更短了,恐慌的情緒也來得更加急促。
倉促應戰,對于任何城市和城市中的人,都是很大的考驗。
2
現在的湖北很難,接下來依然艱巨
因為有非典的經驗,我們理所當然認為,這應當是一場可以快速、順利結束的戰役。
身處漩渦中央的武漢市,或者說湖北省,這次的決策層面的表現并不盡如人意,對此我們不再贅述。往回看的追責并不能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對接下來的困難程度有足夠高的警惕和預設,也要有相對應的預案和準備。
根據對已有公開資料的整理,我們認為有兩個突出的難點。即使已經有媒體反復提過,但再強調也不為過。
一是,SARS時期的北京經驗可以平移,但城市情況不同,執行的效果會出現偏差。
回顧17年前的SARS,防控效果全面顯現是出現在5月,我們注意到,從4月至5月,應急政策與措施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全民動員抗擊“非典”,疫情對民眾全面公開;
管制公共場所、交通與人群集體活動:
確定定點醫院,集中收治SARS感染者。
(圖片來源:《北京市SARS流行的特征與時空傳播規律》)
可以看到,在這次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過程中,上述從非典中總結的有效應急政策與措施,已經全部施展。盡管大家覺得行動還是太晚了,但與非典時相比已經提前了太多,理應會起到更好的效果。
最大的變數在于,這次的重點城市不是北京,而是武漢以及湖北的其他城市。之前媒體總結的城市抗擊SRAS成功三要素分別是:市民個體、制度體系和醫療專家。
也就是說,在舉全國之力支援了醫療專家之外,還需要落實的是,每個市民個體的意識與責任感,還有細致到毛發的制度體系與執行力——這,才是武漢和湖北現在真正面臨的難關。
二是,湖北不只一個武漢,其周邊城市的防治不容小視。
下圖是一個大家在這幾天應該已經看過好多遍的數據:春運期間武漢的流出人口主要去向。很明顯,由于武漢在湖北省的龍頭地位,春運初期,人口流向最多的就是武漢周邊、湖北省內的其他城市,熱門流向城市最為靠前的14座城市全都來自湖北,它們依次是孝感、黃岡、荊州、咸寧……
但在病情不斷蔓延的情況下,直到1月23日,湖北省才第一次詳細披露除武漢外其他城市的病例情況。
根據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官網公布的最新數據,截至2020年1月25日24時,武漢確診618例,孝感確診55例,黃岡確診122例,荊州確診33例……其中黃岡在2天前還只有12例。
從媒體報道的公開信息來看,因為倉促,這些城市不僅在包括檢驗和醫療設備等醫療物資上缺乏準備,在應急體系與能力方面也捉襟見肘。
就在這幾天,我們已經從各種媒體報道、社交平臺中,看到了這些城市的艱難,尤其是站在疫情最中心的醫務人員和疑似病患。從非典經驗來看,各地可以伸出援手的,除了物資缺口,可能還需要有管理體系、動員能力和執行細節……
當然,現在湖北已經利用強制手段“封省”,所以我們也有必要用數據為這作出解讀。如果在當前局面下,武漢市乃至湖北省仍然可以自由出入,那么節后返程的人潮,將會更快速地把病毒帶到以深圳、上海、廣州、北京為主的一眾大城市。
(圖片說明:春運期間遷入武漢的熱門城市,圖片來源:百度遷徙)
但封城帶來的副作用也很明顯,比如物資不便、醫務人員出行受阻、恐慌情緒……
3
作為普通人,我們可以做些什么
歸根結底,我們現在正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價與冠狀病毒作斗爭。雖然在21世紀,我們已經經歷過SARS和MERS(中東呼吸綜合征),但新型冠狀病毒到來的時候,我們仍然沒辦法輕松快速地解決問題。
但從我們現有的資料來看,還是有兩個應該樂觀的點。
首先是整個社會的動員能力。
與17年前的SARS相比,當前人群流動的頻率、速度、范圍都擴大了,聽起來病毒的控制似乎更難了。
但是17年前沒有智能手機、沒有社交媒體、沒有大數據、沒有人工智能,也沒有如此快速和密集的交通和物流網絡。這些新的基礎設施,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可以支撐更快速的物資調配和信息傳遞,應對病毒傳染,也可以有更迅速的分布式集中控制和更精準的個體防護,“人自為戰”。
其次是,疫情雖然十分嚴峻,但病毒目前并沒有超出想象的“兇惡”。
冠狀病毒是具外套膜的正鏈單股RNA病毒,因為在電子顯微鏡下外觀上有類似日冕的凸起,所以被稱作冠狀病毒。日常生活中有10%的感冒是由冠狀病毒引起,且癥狀較輕,所以常常不被重視。但冠狀病毒的生命力比較強,可以脫離宿主在空氣中殘留一段時間,所以傳染性才會如此之高。
參與過抗SARS的中國臺灣病毒專家蘇益仁表示,傳染性越高的病毒致死率其實越低。
這恰好也符合現狀。從現實情況來看,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速度、范圍都要大于SARS,但目前不到3%的致死率,相較SARS的10%也低了很多。
國際醫學期刊《柳葉刀》的主編就在社交平臺上發言提醒媒體正通過把該病毒稱作“殺手病毒”+“助長恐慌”將事件升級。事實上,該病毒有著中等/一定傳染性、相對低的致病性。用過度夸張的語言來“培育”恐慌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圖片說明:《柳葉刀》主編發言內容)
但蘇益仁也表示,目前仍然處于爆發初期,無法準確地判斷傳播速率和感染率,接下來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觀察時間。
這也是我們要傳達的信息。在防止過度悲觀的同時,也千萬不要盲目樂觀。
畢竟,攻堅才剛剛開始。
我們作為普通人,不管是在湖北,還是在其他地方,在這場抗擊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里還是要繼續強調:不讓自己感染,就是我們普通人最大的貢獻;每個人都安全,大家才能安全。
最后,我們再次奉上這份自診指南,該指南綜合了武漢協和醫院、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希望可以幫助大家,保護好自己和家人,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以非典数据为参考,这次疫情到了哪个阶段?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 上一篇: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最坏的情况要交个底说清
- 下一篇: 院士:中医药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