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的中国大乘禅法
承前啟后的中國大乘禪法
五臺山塔院寺漢代,與安世高齊名的是來自大月氏國的支婁迦讖,他比安世高
稍晚一些來到中國,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將大乘般若學和大乘禪法傳入中土的。
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支讖傳》)記載:支婁迦讖“操行淳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群經,志存宣法。漢桓帝末,游于洛陽,以靈帝光和、中平之間(178-189)傳譯胡文”。支婁迦讖在洛陽的十多年中,先后譯出佛經十四部二十七卷,多數是大乘佛教的經典,主要有宣說諸法性空的《道行般若》和介紹大乘禪法的《首楞嚴三昧經》、《般舟三昧經》等。由于支婁迦讖所傳的禪是在大乘般若學指導下的大乘禪,因此被稱為“大乘般若禪”。
大乘般若學,是佛教中最早出現的大乘佛教學說,核心是世界萬法皆因緣和合,沒有恒常不變的自性或實體,諸法都是虛幻不實的,認識到萬法皆空的義理,就明白了宇宙的真實相,就能獲得解脫。
顯通寺般若是梵文的音譯,意譯為“智慧”,它是觀悟萬法皆空,最終覺悟心智的大智慧,佛教通常用“圣智”來表述它,以區(qū)別于世俗所講的聰明智慧。
般若的特點是觀悟諸法實相,支婁迦讖所譯《道行般若經》由于受老莊思想的影響,為了便于人們理解和接受,便用“本無”來替代“性空”,經中反復強調“一切本無”,“本無”亦“本無”。甚至佛與佛法也是本無。經中破斥一切,是為了通過“破斥”來“顯示”超言絕相、不可執(zhí)著的真諦。這是般若學“破邪顯正”的“遮詮”,通過否定來達到肯定,但不從正面肯定任何東西。經中所講的“空”并不是說萬法不存在,旨在說明存在的萬法都無自性、不真實,不可執(zhí)著。萬法性空的真諦就存在于對萬法真實性的否定之中,而不是離萬法之外另有獨立的存在。經中所講色與空是二而一的統(tǒng)一,即“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認識到“色”是假有,就明白了性空的“真”,破除了世俗的邪見,才能獲得“正見”。這個“正見”是在對世俗認識的否定之中,任何計較執(zhí)著,哪怕是執(zhí)著“空”,也是不符合“空觀”要求的。這種對一切加以否定以顯示佛法真諦的思維方式對般若禪觀產生了深刻影響,“萬法性空”的理論成為般若禪的思想基礎。
對于如何在般若的指導下進行禪定的修習問題,支婁迦讖在譯出《道行般若經》的同時,另外譯出《般舟三昧經》和《道楞嚴三昧》,分別對大乘禪法中最有代表性的“般舟三昧”和“首楞嚴三昧”作了詳細講解。
“首楞嚴三昧”是梵文的音譯,此譯“健行定或健相三昧”。謂健步如飛,易于成佛;其性堅固,諸魔無能壞者。修習“首楞嚴三昧”,有別于小乘安般禪必須坐禪調息、觀察特定對象、進行特定思維等做法,強調截斷人們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通過玄思冥想來證悟“無礙智慧”,從而獲得神通和“入大滅而不永滅”的境界。經中說:“首楞嚴三昧,不以一事一緣一義可知,一切禪定、解脫、三昧、神通如意、無礙智慧,皆統(tǒng)攝在首楞嚴中”。修此三昧“一身能遍至無余佛國,能以佛一切神力,無量眾生皆得饒益”。這個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達到,唯十地菩薩方能證得。十地菩薩若得此三昧,便能擁有一切不可思議神通,獲得超脫生死的涅槃永樂。“皆能出現于般涅槃而不永滅,示諸形色而不壞色相,遍游一切諸佛國土而于國土無所分別”。
菩薩頂由于“楞嚴三昧”禪法可以通過禪定而獲得神通進而達到永遠不滅的至高境界,這與中土玄學方士煉丹冀求羽化成仙,以求長生不老的思想非常吻合,因此這種禪法在漢晉時期一度非常盛行。從支婁迦讖初譯到東晉鳩摩羅什再譯,兩百多年時間里先后有七八種不同譯本出現,說明了當時人們對《首楞嚴三昧經》的重視。經中一切皆如幻化的說法,在漢魏時期并沒有受到太多人接受,直到魏晉玄學和般若興起后才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進而對如來禪產生了深刻影響。如來禪正是借助于般若破斥一切的否定方法而破除了早期小乘禪法的形式化傾向,由拘泥于坐禪數息而逐漸轉向從根本上對佛心祖意的領悟。
與“楞嚴三昧禪”同時興起的還有“般舟三昧”另一具有代表性的禪法,通過念佛而使十方諸佛出現于眼前的一種禪定,也稱為“念佛禪”。“般舟三昧”為梵文的音譯,“般舟”是“出現、佛立”意。因此也可稱為“佛立三昧或佛現前定”。《般舟三昧經》云:“有三昧,名十方諸佛悉在前立”,修行此三昧,會獲得無量的功德,不僅能得長壽、高才、端正美麗的容貌,還能獲得凡人不具有的種種神通自在。可以“得神足遍至諸佛土”,“得佛圣性,諸經法悉受持,皆了知而不忘”,甚至能“功立相滿,自致成佛,威神無量,成佛境界,莊嚴國土”,能“于此間見十方無數佛土,其中人民、天龍、鬼神及蠕動之類,善惡歸趣皆了知”。為了證得此三昧,經中指出“獨一處止念西方阿彌陀佛”的修行方法。一念專念西方阿彌陀佛,經“一日一夜或七日七夜”,即可見阿彌陀佛立于面前,并于命終后“得生阿彌陀佛國”。修此禪定重在要不間斷地常行念佛,后天臺宗將此三昧稱之為“常行三昧”。《般舟三昧經》是第一部將西方凈土信仰傳到中國的經典,這種信仰與佛立前的禪定合而為一,通過心念觀想佛并與佛相應,也就是憶佛念佛,最終蒙佛力而獲得解脫。“般舟三昧”提倡的念佛,為后世中土依靠他力而獲得解脫的阿彌陀佛凈土信仰開了先河,同時也為如來禪提供了破除偶像崇拜和契悟心性機緣的依據。
顯通寺銅殿“般舟三昧”雖然提倡念佛,但同時又以大乘般若“假有性空”義攝持念佛,以般若空觀輔佐修習,通過念佛了悟諸佛如來都是人心所現。為了防止行人執(zhí)著于念佛和念佛所見境象,《般舟三昧經》在宣說專心念佛即可使十方諸佛出現于眼前的同時,又以大乘般若學非有非無、萬法性空的義理來釋疑,認為念佛與念佛所見,都是自心的作用變現,只有不執(zhí)著于佛,通過修般舟三昧而了悟念與所念、見與所見皆為幻化,如此才能真正證入佛的知見。這是大乘般若學破除世俗一切認識的否定式思維方式在念佛禪中的具體運用。
大乘般若說的緣起論,指出宇宙萬法都是因緣和合而生,世上萬事萬物,看似千姿百態(tài),氣象萬千,實質上都是因緣和合而有的幻影與假相,無自性故畢竟‘性空’。人們起心動念,妄想執(zhí)著,才會把假有認為是真實存在。因此,執(zhí)著便成了大乘般若禪衡量解脫與否的關鍵。有所想就是執(zhí)著,就不能得到解脫。哪怕是執(zhí)著見佛,也是癡心的表現,因此經中把念佛所見的十方諸佛比作“夢中所見”。
如果說一切皆空,念佛也是空,念佛所見佛也是空,最終成佛也是空,容易使人落入否定自我信仰、學說和修行方法的偏見中。因此,般若在禪在“破邪”而“顯正”的同時,又強調萬法性空,一切隨心而有,佛也是心念所作。讓人們從一昧向外馳求進而轉為反觀內心,從內心尋求解脫之路。如《般舟三昧經》說:“佛從何所來?我為到何處?自念:佛無所從來,我亦無所至。自念:欲處色處無色處,是三處意所作耳,我所念即見。心作佛,心自見,心是佛心,佛心是我身。心見佛,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見心,心有想為癡心,心無想是涅槃。”
五臺山鐘樓般若禪在突出般若性空的同時,提出“心是佛心”、“心作佛”以及“無想是涅槃”的主張,注重對內在“心”的解脫。告訴我們從“三界”到“佛”都是自心所造,意識所作,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支婁迦讖所譯的佛教經典,在漢代尚未受到人們的重視,直到魏晉伴隨著中土玄學的興起才大放異彩。魏正始(240-249)以后,玄學盛起,玄風大暢。大乘般若學假有性空的義理與老莊玄學談無說有的觀念很接近,二者相互汲取,互相影響,蔚為一代顯學。為大乘般若禪落地生根提供有有利條件,對中國禪學的發(fā)展方向產生了巨大影響。早期禪修側重形式的傾向受到沖擊并不斷作出適應性改變,禪的重心由注重修持形式而逐漸轉向對宇宙實相的證悟。南北朝佛性論興起以后,實相與自心、自性趨于合一,在自性本覺的基礎上,禪修的內容轉向自性自悟,一改壁觀行法轉向隨緣而行的方便禪修。如來禪正是在這樣的時節(jié)因緣下應運而生。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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