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九歌》實為十一篇，與“九”不合，后人被“九”字所困惑，有的楚辭學者采取合并、或取或舍等辦法，以合“九”數，因此，出現《九歌》九篇、十篇等說法。《九歌》是《楚辭》的篇名，原為中國神話傳說中的一種遠古歌曲的名稱，戰國楚人屈原在楚地民間祭神樂歌的基礎上改作加工而成，詩中創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戀歌。共十一篇：《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多數篇章皆描寫神靈間的眷戀，表現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傷感；《國殤》一篇，則是悼念和頌贊為楚國而戰死將士。王逸認為是屈原放逐江南時所作，當時屈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所以通過制作祭神樂歌，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但現代研究者多認為作于放逐之前，僅供祭祀之用。

《九歌》篇目考證我廣東人按：《九歌》篇目問題，是楚辭學的一個千年難題。自北宋以來，眾多杰出的學者對它進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這些探索富有啟發性，為研究問題指示了眾多可行的門徑。為這個問題的研究作出杰出貢獻的學者包括晁補之、朱熹、周用、胡文英、蔣驥、王邦采、吳世尚、顧成天、劉夢鵬、青木正兒、陳子展、梅瓊林、黃文煥、林云銘、朱冀、賀貽孫、林庚、徐志嘯、汪瑗、潘嘯龍、陸時雍、李光地、徐煥龍、周健、張壽平、黃鳳顯、方銘、錢澄之、王闿運、徐英、劉永濟、譚介甫、李延陵、程嘉哲、黃露生、李修生、吳龍輝、國光紅、朱東潤、李青石、聞一多、鄭振鐸、姜亮夫、孫作云、蕭兵、陳世驤、王夫之、屈復、梁啟超、支偉成、陸侃如、馮沅君、游國恩、董楚平、袁梅、姚寬、楊慎、吳景旭、紀昀、馬其昶、張元勛、劉樹勝、何新、褚斌杰、雎寬、郭沫若、龔維英、易重廉、林河、劉自兵、吳孟復、夏培文、洪興祖、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雷慶翼、王泗原、章培恒、駱玉明、湯炳正、湯漳平、文見賢、石川三佐男、魏炯若、馬茂元、李大明、李誠、熊良智、聶石樵等。這些古今中外的學者當中，不乏像朱熹、楊慎、王夫之、紀昀、梁啟超等超一流的大家，也不乏像洪興祖、汪瑗、蔣驥、劉永濟、聞一多、姜亮夫、湯炳正、褚斌杰、徐志嘯、方銘、聶石樵、潘嘯龍、駱玉明、蕭兵、金開誠、高路明、雷慶翼、熊良智、黃鳳顯、周健、董楚平、易重廉、湯漳平、梅瓊林、國光紅、李誠等一流的名家。鄙人在眾多前輩學者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略有管窺，成此一文，不揣鄙陋，以就正于大方之家。不過，鄙人始終深信，《九歌》篇目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文本考證的問題，應當用實證主義的方法來解決，只要沿著拙文所提供的思路，搜集更廣泛的文獻，拙文的觀點將會得到更加充分的證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廣東人于古禎州之吾亦愛吾廬。摘要：本文通過對王逸《楚辭章句》、五臣《文選》注、皮日休《九諷》、洪興祖《楚辭補注》的分析，考證出原本的屈原《九歌》的體例是九篇作品加一個亂辭，這九篇作品是《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今本《禮魂》是亂辭，且本來無篇名，“禮魂”二字在亂辭的開頭，原本《九歌》沒有《國殤》。關鍵詞：《九歌》，《國殤》，《禮魂》，《楚辭章句》，五臣注，《九諷》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able of Contents of the Jiuge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zes on the Chuci zhangju by Wang Yi,the Wuchenzhu of the Wenxuan,the Jiufeng by Pi Rixiu and the Chuci buzhu by Hong Xingzu，verifies that the style of the Jiuge by Qu Yuan is nine works with an epilogue，the original works of the Jiuge are Donghuangtaiyi,Yunzhongjun,Xiangjun,Xiangfuren,Dasiming,Shaosiming,Dongjun,Hebo,Shangui,except Guoshang. The Lihun, a new edition , originally written without any title,is the epilogue in the Jiuge.The very word of Lihun 禮魂 was p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pilogue.Key words: Jiuge,Guoshang,Lihun, Chuci zhangju,Wuchenzhu,Jiufeng序言屈原的《九歌》題名為“九歌”，卻包括《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總共十一篇。對于《九歌》篇目名實不符的問題，古今學者們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解釋。然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至今還沒有一個定論。本文試圖為這個問題的解決貢獻一點綿薄之力。北宋晁補之最早提出了《九歌》篇目名實不符的問題。他在《重編楚辭·離騷新序》中說：《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遠游》、《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為十一，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后。又不可合十一以為九。晁補之對他所看到的《九歌》文本感到困惑，提出了《九歌》篇目問題，然而嚴格來講，他并不能算對他所提出的問題作出了明確的解釋。南宋朱熹在《楚辭集注》附《楚辭辯證》中說：篇名《九歌》，而實十有一章，蓋不可曉，舊以九為陽數者，尤為衍說。……今姑闕之，以俟知者，然非義之所急也。朱熹對這個問題表示存疑，態度是很嚴謹的。他又批判了陽九說，但卻沒有說明理由。而認為“非義之所急”的看法，則不大科學，因為如果不弄清楚這個問題，一定會影響對《九歌》的詩義進行最準確的理解。自宋以后，經歷明、清兩代，到近、現、當代，眾多的學者對《九歌》篇目問題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解釋。這些眾多的解釋，大體可分為四派觀點：一、認為“九”是實數；二、認為“九”是約數；三、認為“九”不是數，而對其進行字義解釋；四、認為“九歌”是專名。認為“九”是實數的一派又可大體分為合篇說、去篇說、合篇去篇說、迎送神曲說；認為“九”是約數的一派又可大體分為十篇說、十一篇說；認為“九”不是數，而對其進行字義解釋的，又可大體分為九天說、九為糾說、九為鬼說、九為終說、龍歌說、槱歌說；認為“九歌”是專名的一派，又可大體分為舊題說、古歌舞名說、古樂名說、表陰陽關系說、編輯擬名說。但它們都提不出合理的證據，都是假說。本文不擬對它們進行一一辨析。而直接對《九歌》篇目問題進行考證。漢唐人的陽九說對《九歌》篇目問題的研究，似乎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是令宋代以后的人們困惑不已的《九歌》篇目問題，對漢唐人來說是不存在的。《九歌》的篇目多少，影響著對屈原作品的總數的判定。漢唐人只有屈原作品二十五篇的說法，此外，再沒有像宋代以后的學者那樣至少是因為對《九歌》的篇目多少感到困惑而產生的屈原作品總數究竟為多少篇的異說。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唐代韓愈就坦然地說：“屈原離騷二十五。”他們都明確說屈原的作品是二十五篇，并沒有像北宋的晁補之那樣對屈原的作品篇數多少感到困惑。漢唐人并沒有提出過《九歌》篇目問題。那么，漢唐人是如何解釋《九歌》的“九”的意思的呢？第一個為全本《楚辭》作注的東漢的王逸在《楚辭章句》的《九歌序》中無說，而在《九辯序》中說：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璣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那么，這個后人所指為的所謂的陽九說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認為“九”是個數字，然而到底指的是實數呢，還是約數呢？“九星”、“九州”、“九竅”的“九”，在戰國以來的典籍中多指為實數，從而可以假設王逸所說的“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中的“九”都是實數“九”，《九歌》與《九章》一樣，都是九篇。并且，王逸自己作有《九思》，而《九思》就是九篇作品加一個亂辭，亂辭是不能算獨立的一篇的，所以，《九思》就是九篇，《九思》題中的“九”就是實數“九”。于是，可以再一次假設王逸用“陽之數”作解釋的“九”應該指的就是實數“九”，王逸所見到的《九歌》就是九篇。南朝梁昭明太子在編《文選》的時候也選入了《楚辭》的一些篇章，包括《九歌》六首（《六臣注文選》卷32標為“《九歌》四首”、卷33標為“《九歌》二首”）、《九章》一首、《九辯》的一些章節，唐代的五臣為《文選》作注時也有一些說法。《九歌》五臣注說：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這也是后人所指為的所謂的陽九說。五臣也是認為“九”是個數字。與王逸不同的地方是多了一個“極”字。后人有的因此指為“極數說”，并認為“極數”即是“約數”。然而，五臣所謂的“陽數之極”到底指的是“實數”還是“約數”，仍然是不明確的。《九章》五臣注則說：九義與《九歌》同。《九章》是九篇，《九歌》是十一篇，如此怎么能說“九義與《九歌》同”呢？《九辯》五臣注又說：九義亦與《九歌》同。《文選》選入《九辯》的一些章節時，標為“《九辯》五首”，如此看來，唐代以前的人們認為《九辯》的“九”是個數字的看法是存在的，并且極有可能就是認為是實數“九”，《九辯》或其“正文”就是九首。那么，所謂的以“陽之數”、“陽數之極”來解釋“九”這個數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解釋“九”說：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顯然，許慎在解釋“九”時說“陽之變也”，其玄之又玄是與王逸、五臣的說法不相上下的。又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四”說：陰數也。解釋“五”說：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解釋“六”說：《易》之數，陰變于六，正于八。這里也解釋了“八”是陰“正于八”。解釋“七”說：陽之正也。從一，微陰從中斜出也。由此可見，許慎也是以陰陽之說來解釋“四”、“五”、“六”、“七”、“八”的，不僅僅解釋“九”時才這樣。顯然，許慎是以陰陽之說來解釋“四”、“五”、“六”、“七”、“八”、“九”這些具體的數字。那么，又可以假設王逸以“陽之數”、五臣以“陽數之極”作解釋的《九歌》的“九”，應該是一個具體的數字，即實數“九”。還有，《文選》選入《七發》，標為“《七發》八首”，《七發》李善注說：《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辭·七諫》之流。又李善注、五臣注都說：七者，少陽之數，欲發陽明于君也。八首者，第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諫，不欲犯其顏，末一首，始陳正道以干之。可見，對于“七”，李善、五臣解釋為“少陽之數”，都是以陰陽之說來作解釋的。同時，表明五臣不只是在解釋《九歌》的“九”時才用陰陽之說來解釋。《七發》雖然名為八首，但內容是“七事”，而且“八首者，第一首是序”，后七首才是“正文”，換言之，《七發》的“正文”就是七首。可以認為，李善、五臣用“七者，少陽之數”來解釋的《七發》的“七”就是實數“七”，那么，可以假設五臣用“九者，陽數之極”作解釋的《九歌》的“九”就是實數“九”。再者，李善認為《七發》“猶《楚辭·七諫》之流”，“七者，少陽之數”一語非止解釋《七發》的“七”，也是解釋《七諫》的“七”。而《七諫》包括《初放》、《沈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謬諫》七篇，最后有一個亂辭，而亂辭不算獨立的一篇。所以，《七諫》正好是七篇。《七諫》的“七”就是具體的實數“七”。李善用“少陽之數”作為其題中的“七”的解釋的《七諫》正好是七篇，那么，更可以假設五臣用“陽數之極”作為其題中的“九”的解釋的《九歌》在五臣當日所見也應該是九篇，《九歌》的“九”也是一個具體的實數，就是實數“九”。原本《九歌》的體例是九篇加一個亂辭王逸《楚辭章句》的《九辯序》說：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至于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下同。）這段序言說劉向、王褒對于屈原的《九歌》、《九章》“依而作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即模仿屈原的《九歌》、《九章》寫了自己的作品。劉向的作品是《九嘆》，王褒的作品是《九懷》。而且，這些作品題名中的“九”的意義都是相同的。劉向的《九嘆》，包括《逢紛》、《靈懷》、《離世》、《怨思》、《遠逝》、《惜賢》、《憂苦》、《愍命》、《思古》（篇名據文淵閣本《楚辭章句》），體例上是九篇，九篇每篇篇后都有“嘆曰”的部分作為亂辭。《九嘆》模仿的是屈原《九章》的體例，《九章》由《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九篇組成，但并不是每篇篇后都有“亂曰”部分的亂辭。《涉江》、《哀郢》、《抽思》、《懷沙》四篇有“亂曰”部分作為亂辭，《悲回風》一篇有“曰”的部分作為亂辭，應該是脫落了一個“亂”字。其余四篇則沒有亂辭。按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贊中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司馬遷在此只提到《哀郢》，并未提到《九章》的總名。《漢書·揚雄傳》：“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可見，揚雄作《畔牢愁》時，《惜誦》以下至《懷沙》是一卷，也沒有《九章》的總名。所以，可以推知屈原《九章》之中的九篇作品最初并不是合編在一起，即并非是一組組詩，所以體例也不一致，有些有亂辭，有些沒有亂辭。《漢書·成帝紀》：“（漢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漢書·楚元王傳》：“（劉歆）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最早提到《九章》之名的是劉向《九嘆·憂苦》：“嘆《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于《九章》。”劉向是《楚辭》的編訂者。揚雄在漢成帝朝之前作《畔牢愁》時，《惜誦》以下至《懷沙》是一卷，且沒有《九章》的總名。而劉向在《九嘆》中最早提到了《九章》。由此可以推測，劉向或劉向、劉歆父子非常有可能是《九章》的編訂及擬名者。《九章》的編訂及擬名者也有可能是別人，時間是在揚雄作《畔牢愁》之后、劉向編訂《楚辭》之前的一段較短的時期。然而不管是何種情況，總之劉向是模仿《九章》創作了《九嘆》，卻每篇篇后都有亂辭，這大概是有意追求整飭的結果。王褒的《九懷》，包括《匡機》、《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九篇作品，九篇之后，加上一個“亂曰”的部分作為亂辭。今本《楚辭章句》的《九思序》說：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雖然《九思序》不是王逸所寫，但《九思》是擬騷作品是無疑的。王逸的《九思》在體例上包括《逢尤》、《怨上》、《疾世》、《憫上》、《遭厄》、《悼亂》、《傷時》、《哀歲》、《守志》九篇作品，九篇之后，加上一個“亂曰”的部分作為亂辭。按照王逸《九辯序》中“依而作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等語，又《九懷》、《九思》明顯不是模仿《九章》的體例，如是模仿《九章》的體例則應該像或者接近于劉向《九嘆》的形式，所以可推知《九懷》、《九思》是模仿屈原《九歌》的體例。由此可知，漢代人王褒、王逸等所見到的《九歌》的體例是由九篇作品加一個亂辭的部分所組成。綜上所述，原本《九歌》的體例是九篇作品加一個亂辭的部分。今本《楚辭章句》的《九歌》序注的內容、風格表明《九歌》無《國殤》原本《九歌》的體例是九篇作品加一個亂辭的部分。今本《九歌》是十一篇。九篇作品加一個亂辭，也可以看作是有十個章節，今本《九歌》的十一篇，可以看作是十一個章節，兩相比較，原本《九歌》必定沒有今本《九歌》的其中一篇。那么，究竟是沒有哪一篇呢？今本《楚辭章句》的《九歌序》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楚辭章句》的《九辯序》也說：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顯然，王逸認為《九歌》是祭歌。《九歌序》中所謂的“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是王逸按照他的以經釋騷的思維方式來解讀《九歌》的兩個著眼點，也即他所認為的《九歌》的主旨、意義所在。而他這樣解讀的結果就是覺得《九歌》的文意復雜多樣、篇章文句錯亂，即他所說的“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通觀今本《楚辭章句》的《九歌》各篇的注語，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王逸分析其主旨、意義都著眼于《九歌序》中所說的“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兩點，解讀詩句處處附會屈原，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語大體上在開頭或開頭不久都是說屈原如何“事神之敬”，把屈原說成是主祭者，接下來便泛濫地附會屈原，說是屈原如何“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泛濫地把屈原與楚懷王聯系起來，說屈原如何憂傷愁思，或表明憂傷愁思的情感，即《九辯序》所說的“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諷諫懷王”，《九歌序》所說的“懷憂苦毒，愁思怫郁”。在這九篇的注語中出現的帶有“言己”兩字的語句，句句都是附會屈原，這九篇注語中的“己”指的都是屈原，與《九歌序》“見己之冤結”中的“己”一致同指屈原。而這樣解讀的結果，如王逸本人所評判的，真的是把《九歌》弄得文意復雜多樣、篇章文句錯亂。所以，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注語的內容、風格是與《九歌序》、《九辯序》所概說的相一致。而《國殤》一篇的注語，則全然不同，純是另一種內容、風格。王逸注《國殤》，根本沒有提及屈原，既沒有著眼于屈原“上陳事神之敬”，沒有提到任何關于祭祀的事情，也沒有著眼于屈原“下以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沒有把屈原與楚懷王聯系起來。在這一篇的注語中出現的帶有“言己”兩字的語句，沒有一句是附會屈原，這一篇注語中的“己”指的都不是屈原，而就是“國殤”。所以說，王逸《國殤》注的風格是實事求是地進行名物訓詁、文意解釋，因而王逸并沒有把《國殤》弄得如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那樣文意復雜多樣、篇章文句錯亂，而是文意一致，篇章結構渾然一體。所以，《國殤》的注語的內容、風格與《九歌序》、《九辯序》所概說的不符合。兩種注語的內容、風格迥異如此。《禮魂》一篇的注語則純粹著眼于解釋祭祀神靈的禮儀、做法，描寫祭祀場面等方面。以下將今本《楚辭章句》的《九歌》各篇的注語逐篇逐條列出，關鍵之處加上著重號：（因篇幅限制，特刪去，請學者自己去翻書，也可以看我稔山人的新浪博客。）從上面的文本我們可以看到，今本王逸《楚辭章句》的《九歌》的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語是一種內容、風格，《國殤》的注語是另一種內容、風格。兩者的不同之處有以下八點：一、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語基本上通篇附會屈原，把屈原說成是主祭者。《東皇太一》共15條注語，附會屈原的有8條，《云中君》共13條注語，附會屈原的有2條，《湘君》共38條注語，附會屈原的有25條，《湘夫人》共36條注語，附會屈原的有13條，《大司命》共25條注語，附會屈原的有11條，《少司命》共21條注語，附會屈原的有9條，《東君》共21條注語，附會屈原的有5條，《河伯》共14條注語，附會屈原的有9條，《山鬼》共23條注語，附會屈原的有13條。而《國殤》共16條注語，沒有一條附會屈原。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除《東君》外，各篇的注語都提到甚至泛濫地提到屈原的名字。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注語中出現的帶有“言己”兩字的語句，句句都是附會屈原，這九篇注語中的“己”指的都是屈原。而《國殤》的注語沒有一條提到屈原的名字，在這一篇的注語中出現的帶有“言己”兩字的語句，沒有一句是附會屈原，這一篇注語中的“己”指的都不是屈原，而就是“國殤”。二、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語基本上在開頭或開頭不久都是說屈原怎樣祭祀神靈，即《九歌序》所說的“上陳事神之敬”。以下逐篇列出。（因篇幅限制，刪去。）三、《九歌序》中說：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這段序言說明王逸認為《九歌》是祭祀神靈的祭歌。從上面第二點關于“上陳事神之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語都認為該篇是祭祀神靈的祭歌，而《國殤》一篇的注語完全沒有提及屈原或者任何人關于祭祀的事情。《國殤》注語表明王逸并沒有把《國殤》當作是祭祀神靈的祭歌，甚至是沒有把《國殤》當作某種祭祀的篇章。四、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語大體上在說了屈原如何“上陳事神之敬”之后，就按照《九歌序》所概括的，說屈原如何“下以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這九篇中，有的說到屈原“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有的說到屈原“見己之冤結”，有的則說到屈原如何“讬”事神“以風諫”。以下逐篇列出。（因篇幅限制，刪去。）五、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語，以漢代人的以經釋騷的思維方式，都把屈原與楚懷王或者楚國聯系起來，說屈原如何“忠君愛國”，塑造了一個“忠君愛國”的屈原形象，表達了一種“忠君愛國”的思想。以下逐篇逐條列出。（因篇幅限制，刪去。）而《國殤》注語完全沒有提到屈原與楚懷王、楚國的關系，連多帶帶提及楚懷王或者楚國都沒有，也沒有說到“君”這個字眼，沒有說到屈原如何“忠君愛國”，甚至根本沒有表達“忠君愛國”的思想，盡管這樣的一個與敵戰斗直至壯烈犧牲的題材在后人看來是多么具有愛國主義意義。六、《九歌序》說“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郁”。就是認為屈原如何憂傷愁思。通觀今本《楚辭章句·九歌》的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語，除《東君》外，其余八篇都有一些注語直接附會屈原如何憂傷愁思，至于《東君》，也有一條注語說日神如何“太息”，也是表明了憂傷愁思的情感。以下逐篇逐條列出，關鍵字眼加上著重號。（因篇幅限制，刪去。）七、《九歌序》中說：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既說“信鬼而好祀”，又說“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事神”，可見“鬼”、“神”是通稱的，泛指廣義的神靈。今本《楚辭章句·九歌》的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語多處有“神”字，也有幾處有“鬼”字，而更重要的是這些注語中的“神”、“鬼”，指的都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靈，還有幾處提到某些神靈的名字，這表明王逸認為這九篇祭祀的是從東皇太一到山鬼等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靈。以下對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語逐篇逐條舉證。（因篇幅限制，刪去。）而《國殤》注語中帶有“神”、“鬼”字眼的語句有兩條：言己戰斗，適遭天時，命當墜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言國殤既死之后，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杰也。那么，王逸注語說的“神”、“精神”、“魂魄”、“百鬼”等語是不是指國殤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靈呢？還是指別的什么東西？是否指國殤是人鬼呢？以下做一番考證。（因篇幅限制，刪去。）關鍵的是今本《禮魂》注語說：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具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首先，從第三點的論述中已知，王逸認為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都是祭歌，《國殤》則不是。則“祠祀”一詞與《國殤》無關。再根據本節的論述，從東皇太一到山鬼都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靈，而國殤則是人鬼。那么，今本《禮魂》注中所說的“祠祀九神”中的“九神”，即是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而沒有今本《九歌》所包括的《國殤》之中的“國殤”。電子郵箱：xiezhenhai2009@qq.com

屈原的《九歌》一共有十一篇，具體是：《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九歌》是《楚辭》的篇名，原為中國神話傳說中的一種遠古歌曲的名稱，戰國楚人屈原在楚地民間祭神樂歌的基礎上改作加工而成，詩中創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戀歌。多數篇章皆描寫神靈間的眷戀，表現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傷感；《國殤》一篇，則是悼念和頌贊為楚國而戰死將士。王逸認為是屈原放逐江南時所作，當時屈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所以通過制作祭神樂歌，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但現代研究者多認為作于放逐之前，僅供祭祀之用。

屈原《九歌》，中國古代詩歌集。《九歌》中的詩歌原為楚國民間在祭神時演唱和表演，屈原將其改編與加工，寫成格調高雅的詩歌。《九歌》相傳是夏代樂歌，[1]屈原根據所祭祀神靈不同，共寫有十一篇，[2]分別是：《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和《禮魂》。其中《國殤》一篇專門用于祭奠在戰爭死去將士的英靈。馬承骕歸納《九歌》之作有五說，宗教歌舞、屈原自祭之辭、記事之賦、漢甘泉壽宮歌詩。[3]【名稱】《九歌》[4]【內容】《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年代】戰國【作者】屈原【體裁】騷體詩、楚辭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九歌是谁写的啊？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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