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麻画是谁画的呢？
麻的筆畫：11畫。麻拼音： má釋義：1、草本植物，種類很多。2、指“芝麻”。3、像腿、臂被壓后的那種不舒服的感覺。4、感覺不靈，或喪失感覺，引申為思想不敏銳。5、面部痘瘢，引申指物體表面粗糙。6、帶細碎斑點的。7、喻紛亂。8、姓。
中國十大古畫是中國繪畫歷史上最燦爛奪目的明珠，主要包括顧愷之的洛神賦圖，仇英的漢宮春曉圖等，其中最經典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仇英的漢宮春曉圖，九余堂漢宮春曉圖縱寬30.6厘米，橫長574.1厘米，非常適合懸掛在寬大明亮的客廳中，奢華大氣，給人們帶來藝術的美的享受，畫卷采用藝克利版畫技術，逼真形象，完美地再現了原作的神韻。 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九：明·仇英《漢宮春曉圖》十大名畫 漢宮春曉圖（縱30.6厘米 橫574.1厘米） 畫卷的作者是明代知名畫家仇英，仇英是太倉人，后來在蘇州定居，是明朝最具代表性的畫師之一，仇英的畫作一般只有簡單的名款，不像明代其他畫家那樣在畫作上題詩，仇英擅長描繪仕女，遠近聞名，漢宮春曉圖是仇英最杰出的代表作，畫卷描繪了漢朝宮殿園林的宏偉景象，使用驚艷的筆墨展現了皇宮中嬪妃的日常生活起居情況，他的這幅漢宮春曉圖在中國仕女繪畫史上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 漢宮春曉圖的主題是漢代的宮廷生活，描繪了宮廷佳麗的生活狀態，整幅畫卷構圖繁瑣，用筆遒勁有力，色彩優雅瑰麗， 畫卷擁有奇木，怪石，華麗的宮殿，構成了人間仙境一般的美麗景色，除了擁有美女的畫像之外，畫卷還重點描繪了嬪妃彈琴下棋，描繪書畫，賞鑒古玩，賞花等娛樂休閑活動。畫卷一開始就是美麗的宮殿外景，楊柳發出嫩芽，春意盎然，宮殿的圍墻外面有一個水潭，鴛鴦白鷴在其中游水嬉戲。一個宮女帶著三個小孩在水塘邊觀看展翅欲飛的白鷴。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六：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千里江山圖》縱51.5厘米，橫1191.5厘米，絹本，青綠設色，無款，據卷后蔡京題跋知系王希孟所作，現藏故宮博物院。作品以長卷形式，描繪了連綿的群山岡巒和浩淼的江河湖水，于山嶺、坡岸、水際中布置、點綴亭臺樓閣、茅居村舍，水磨長橋及捕魚、駛船、行旅、飛鳥等，描繪精細，意態生動。景物繁多，氣象萬千，構圖于疏密之中講求變化，氣勢連貫，以披麻與斧劈皴相合，表現山石的肌理脈絡和明暗變化；設色勻凈清麗，于青綠中間以赭色，富有變化和裝飾性。作品意境雄渾壯闊，氣勢恢宏，充分表現了自然山水的秀麗壯美。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五：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 《韓熙載夜宴圖》是以南唐中書侍郎韓熙載的生活軼事為題材繪制而成。韓熙載(公元907——970年)， 字叔言，山東北誨人，唐末進士，是一位北方貴族，因戰亂南逃，被南唐朝廷留用。后主李煜繼位時，南唐國勢不振，而北方的宋王朝則迅速崛起。李煜對自己小朝 廷的存亡憂慮不安。對于韓熙載，李煜想授他為相，卻又不放心，心情十分矛盾。韓熙載也意識到，表面上雖受惠予南唐朝廷，但畢竟是北方人，也無意為官。身處 逆境的韓熙載，為了免遭可能發生的厄運，不得不在政治上盡量避免與朝廷發生沖突，并在生活上以疏狂自放、縱情聲色的方式，去轉移同僚的視線，蒙蔽朝廷的耳 目。李煜只以為韓熙載生活太放蕩，出于“惜其才”，想通過圖畫對韓熙載起規勸作用。所以，當他得知韓熙載“多好聲伎，專為夜飲，雖賓客棵雜，歡呼狂逸，不復拘制”的消息，便“命顧閎中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繪以上之。”(《宣和畫譜》)這就是《韓熙載夜宴圖》的創作原由。 全卷尺寸：28.7cm*33.55cm 一個宮女透過窗戶眺望外面翩翩起舞的孔雀，孔雀的兩邊是兩個宮女，一個宮女在喂孔雀，另一個宮女依靠在門邊，還有一個宮女提著水壺走下臺階。一名嬪妃站在花園中，看著周圍的宮女為牡丹花澆水，旁邊是嬪妃的同伴，同伴身邊有兩個丫鬟，一個丫鬟在澆水，另一個丫鬟拿著扇子陪伴在左右。院內有一棵梨樹綻放著美麗的白色花朵，有宮女摘下梨花放在盆子中，有的人則摘下梨花插在鬢邊。 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元代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富春山居圖》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紙本，水墨畫。《富春山居圖》始畫于至正七年(1347)，于至正十年完成。《富春山居圖》曾于清代順治年間曾遭火焚，斷為兩段，前半卷被另行裝裱，重新定名為《富春山居圖 剩山圖》，現藏浙江省博物館。被譽為浙江博物館鎮館之寶。后半卷《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前半卷《富春山居圖 剩山圖》縱31.8厘米，橫51.4厘米。后半卷《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縱33厘米，橫636.9厘米。富春山居圖》殘卷之一。始畫于至正七年(1347)，于至正十年完成。該畫于清代順治年間曾遭火焚，斷為兩段，前半卷被另行裝裱，重新定名為《剩山圖》，現藏浙江省博物館。被譽為浙江博物館鎮館之寶。 《富春山居圖》是元代著名書畫家黃公望膾炙人口的一幅名作，世傳乃黃公望畫作之冠。為紙本水墨畫，寬33厘米，長636.9厘米，是黃公望晚年的力作。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峰，工書法、通音律、善詩詞，少有大志，青年有為，中年受人牽連入獄，飽嘗磨難，年過五旬隱居富春江畔，師法董源、巨然，潛心學習山水畫，出名時，已經是年過八旬的老翁了。黃公望把畢生的積蓄都融入到繪畫創作中，嘔心瀝血，歷時數載，終于在年過八旬時，完成了這幅堪稱山水畫最高境界的長卷《富春山居圖》。它以長卷的形式，描繪了富春江兩岸初秋的秀麗景色，峰巒疊翠，松石挺秀，云山煙樹，沙汀村舍，布局疏密有致，變幻無窮，以清潤的筆墨、簡遠的意境，把浩渺連綿的江南山水表現得淋漓盡致，達到了山川渾厚，草木華滋的境界。 《富春山居圖》畫卷為六接的紙本，即是由六張紙連成的畫卷.黃公望（字子久）為元代最負盛名的畫師，在畫史上的影響頗大。他在《山水訣》中，明確提到模寫。他說：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于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之。子久作品存世不多，其中最佳者當屬《富春山居圖》。為了創作《富春山居圖》，他在領略江山釣灘之勝時，袖攜紙筆，凡遇景物，輟即模記。此畫成于至正七年（1347年），此時子久年近八旬，畫中所題文字表明，他為完成此畫而潛心觀察、揣摩費時三四年。張庚在《圖畫精意識》中記載了董其昌對此畫的贊譽，子久畫冠元四家;如富春山卷，其神韻超逸，體備眾法，脫化渾融，不落畦徑。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唐-閻立本-步輦圖 《步輦圖》絹本，設色，縱：38.5厘米，橫：129.6厘米。 《步輦圖》以唐太宗李世民將文成公主嫁給吐蕃王這一重大事件為背景，表現了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吐蕃使者祿東贊來唐迎親并受到唐太宗召見的場面。畫中包括唐太宗在內共有13個人物。唐太宗雖然不在畫面的中心而偏于橫卷的前半部分，但作者在構圖上巧妙的處理，使以唐太宗為主的人物群體實際上處于畫面視覺的中心，同時也以他為主構成了畫面由內向外輻射的組合關系。唐太宗處于九個侍女的簇擁之下，寬大的體態與威儀莊重的神情，與侍女纖細而趨于動感的塑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構成了畫面視覺上的重中之重。同樣的處理構思也體現在唐太宗前方的三個使臣身上，他們雖然較之侍女們遠離唐太宗，但其與太宗構成對應的視線，使他們乃處于更為重要的視覺地位。造型上選取了鞠躬時的動態，同時，三人的重心都略有后移，亦給人一種趨于不穩定的視覺感受。相比之下，既顯示出使臣的恭敬，又襯托出大唐天子雍容華貴的氣派。 作者的繪畫技巧也達到了相當高超的境界，不但體現在獨具匠心的構圖安排上，具體人物的刻畫同樣十分精彩，線條流暢圓轉，五官塑造精致細膩，深得人物的個性氣質。尤其是三個使臣穿著相貌都反映出濃郁的異域風情。李嗣真在《續畫品錄》中評閻立本的畫說：“至若萬國來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位序。折旋矩度，端簪奉笏之儀；魁詭譎怪，鼻飲頭飛之俗；盡該毫未，倍得人情。”決非虛譽。 圖卷右半是在宮女簇擁下坐在步輦中的唐太宗，左側三人前為典禮官，中為祿東贊，后為通譯者。在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圖焦點。作者煞費苦心地加以生動細致的刻畫，畫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 目光深邃，神情莊重，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風范與威儀。作者為了更好地突現出太宗的至尊風度，巧妙地運用對比手法進行襯托表現。一是以宮女們的嬌小、稚嫩，以她們或執扇或抬輦、或側或正、或趨或行的體態來映襯唐太宗的壯碩、深沉與凝定，是為反襯；二是以祿東贊的誠摯謙恭、持重有禮來襯托唐大宗的端肅平和、藹然可親之態，是為正襯。該圖不設背景，結構上自右向左，由緊密而漸趨疏朗、重點突出，節奏鮮明。 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北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全卷，北宋，張擇端，絹本，淡設色中國十大傳世名畫 清明上河圖 全圖 古畫原版復制品 色較暗 100%忠于原作全圖尺寸縱長:24.8cm 橫長:528cm《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清明時節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東角子門內外和汴河兩岸的繁華熱鬧景象。全畫可分為三段： 首段寫市郊景色，茅檐低伏，阡陌縱橫，其間人物往來。 中段以“上土橋”為中心，另畫汴河及兩岸風光。中間那座規模宏敞、狀如飛虹的木結構橋梁，概稱“虹橋”，正名“上土橋”，為水陸交通的匯合點。橋上車馬來往如梭，商販密集，行人熙攘。 后段描寫的是市區街道，城內商店鱗次櫛比，大店門首還扎結著彩樓歡門，小店鋪只是一個敞棚。此外還有公廨寺觀等。街上行人摩肩接踵，車馬轎駝絡繹不絕。行人中有紳士、官吏、仆役、販夫、走卒、車轎夫、作坊工人、說書藝人、理發匠、醫生、看相算命者、貴家婦女、行腳僧人、頑皮兒童，甚至還有乞丐。他們的身份不同，衣冠各異，同在街上，而忙閑不一，苦樂不均。城中交通運載工具，有轎子、駝隊、牛、馬、驢車、人力車等。車輛有串車、太平車、平頭車等諸種，再現了汴京城街市的繁榮景象。高大的城門樓名東角子門，位于汴京內城東南。 全卷畫面內容豐富生動，集中概括地再現了12世紀北宋全盛時期都城汴京的生活面貌。 此畫用筆兼工帶寫，設色淡雅，不同一般的界畫，即所謂“別成家數”。構圖采用鳥瞰式全景法，真實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繪了當時汴京東南城角這一典型的區域。作者用傳統的手卷形式，采取“散點透視法”組織畫面。畫面長而不冗，繁而不亂，嚴密緊湊，如一氣呵成。畫中所攝取的景物，大至寂靜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聳的城郭;小到舟車里的人物，攤販上的陳設貨物，市招上的文字，絲毫不失。在多達500余人物的畫面中，穿插著各種情節，組織得有條不紊，同時又具有情趣。 后幅有金張著、明吳寬等13家題記，鈐96方印。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清·朗世寧·百駿圖清·朗世寧·百駿圖縱94.5cm橫776.2cm 絹本設色長卷 郎世寧畫《百駿圖卷》為清代繪畫神品上上，原圖絹本縱94.5公分橫776.2公分，藏宮廷大內人莫能觀。滿清鼎革溥儀出走，清宮為故宮博物院，方得以瀏覽。此后故宮博物院付梓在故宮周刊發表遂公開于世，蜚聲世界藝壇。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本幅畫描繪的是姿態各異之駿馬百匹，放牧游息于草原的場面。馬匹們或臥或立、或嬉戲、或覓食，自由舒閑，聚散不一；在具體的表現手法上，郎世寧發揮了西洋畫法中常用的前重后輕、前實后虛、前大后小等寫景方法，使畫面產生空曠深遠的景界，草木、山水、人物無不寫實精致。全幅色彩濃麗，構圖繁復，形象逼肖。如畫中馬匹、人物、樹木、土坡皆應用了光的原理，使物象極富立體感；而如松針、樹皮、草葉等的墨線勾勒，石塊土坡的皴擦等仍含有中國傳統手法，即使是馬匹及樹干上的陰影表現，亦是以中國傳統的渲染方法來完成。此圖繪於雍正六年（1728），堪稱郎氏早期典型代表作品之一。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唐-韓滉-五牛圖 《五牛圖》，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珍品。麻紙本，縱20.8厘米，橫139.8厘米，無款印。作者是唐代著名的宰相韓滉。 唐·韓滉《五牛圖》(723-787)〔唐〕字太沖，長安(今陜西西安)人,少師休之子。那時，韓干以畫馬著稱，韓滉以畫牛著稱，后人稱為“牛馬二韓”。這幅《五牛圖》，是韓滉最為傳神的一幅。5頭健碩的老黃牛，在這位當朝宰相筆下被“人格化”了，傳達出注重實際、任勞任怨的精神信息。 它問世后，收藏者包括趙構、趙伯昂、趙孟頫、乾隆等著名人物。在明代，它幾易其主。清兵入關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乾隆年間，才從民間收集到宮中珍藏。1900年，八國聯軍洗劫紫禁城，《五牛圖》被劫出國外，從此杳無音訊。上個世紀50年代，它被一位寓居香港的愛國人士發現。 1950年初，周恩來總理收到這位愛國人士的來信，信中說，唐代韓滉的《五牛圖》近日在香港露面，畫的主人要價10萬港幣，自己無力購買，希望中央政府出資盡快收回國寶。周總理立即給文化部下達指示，鑒定真偽，不惜一切代價購回，并指示派可靠人員專門護送，確保文物安全。文化部接到指示后，立即組織專家赴港，鑒定《五牛圖》確系真跡，經過多次交涉，最終以6萬港元成交。《五牛圖》回到故宮時，畫面洞孔累累，殘破不堪。故官博物院組織專家，用了幾年時間，才將它修復完好。 今天我們終于有幸看到這幅《五牛圖》，其用筆之細，描寫之傳神，牛態之可掬，幾可呼之欲出。它的珍貴還在于，中國古代留存今世的多為花鳥人物，以牛入畫，且如此生動者，《五牛圖》堪稱孤品。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宋摹 顧愷之 洛神賦圖洛神賦圖卷 宋代 縱51.2cm，橫1157cm 宋摹 顧愷之 洛神賦圖 原作27X677cm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原《洛神賦圖》卷，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繪制(宋摹)，絹本，設色 【名稱】：洛神賦圖(宋摹) 【類別】：字畫 【文物原屬】：原屬圓明園珍品【文物現狀】：這幅畫現在有四個摹本，分別藏于遼寧省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美國弗利爾藝術博物館等處。《洛神賦圖》根據曹植著名的《洛神賦》而作，為顧愷之傳世精品。這卷宋摹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顧愷之藝術的若干特點，千載之下，亦可遙窺其筆墨神情。全卷分為三個部分，曲折細致而又層次分明地描繪著曹植與洛神真摯純潔的愛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時空中自然地交替、重疊、交換，而在山川景物描繪上，無不展現一種空間美。
董其昌 簡介概況 文人畫（Southern School），亦稱“士夫畫”，中國畫的一種。泛指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畫。以別于民間畫工和宮廷畫院職業畫家的繪畫，北宋蘇軾提出“士夫畫”，明代董其昌稱道“文人之畫”，以唐代王維為其創始者，并目為南宗之祖（參見“南北宗”）。但舊時也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階層的繪畫藝術，鄙視民間畫工及院體畫家。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曾說：“自古善畫者，莫非衣冠貴胄，逸士高人，非閭閻之所能為也。”此說影響甚久。近代陳衡恪則認為“文人畫有四個要素：人品、學問、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通常“文人畫”多取材于山水、花鳥、梅蘭竹菊和木石等，借以發抒“性靈”或個人抱負，間亦寓有對民族壓迫或對腐朽政治的憤懣之情。他們標舉“士氣”、“逸品”，崇尚品藻，講求筆墨情趣，脫略形似，強調神韻，很重視文學、書法修養和畫中意境的締造。姚茫父的《中國文人畫之研究·序》曾有很高的品評：“唐王右丞（維）援詩入畫，然后趣由筆生，法隨意轉，言不必宮商而邱山皆韻，義不必比興而草木成吟。”歷代文人畫對中國畫的美學思想以及對水墨、寫意畫等技法的發展，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文人畫是畫中帶有文人情趣，畫外流露著文人思想的繪畫。它不與中國畫三門：山水、花鳥、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與工、寫有所區分。他是中國繪畫大范圍中山水也好，花鳥也好，人物也好的一個交集。陳衡恪解釋文人畫時講 “ 不在畫里考究藝術上功夫，必須在畫外看出許多文人之感想 ” 。此之，所謂文人畫或謂以文人作畫，知畫之為物。是性靈者也，思想者也，活動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單純者也 ” 。說明了文人畫所具有的文學性、哲學性、抒情性。在傳統繪畫里它特有的 “ 雅 ” 與工匠畫和院體畫所區別，獨樹一幟。 [編輯本段] 宋代以前 文人畫的由來可以追溯到漢代，張衡、蔡邕皆有畫名。畫品雖不傳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姚最“不學為人，自娛而已”成為文人畫的中心論調。使歷代文人將其尊為繪畫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充分體現了文人自娛的心態。 唐代詩歌盛行，大詩人王維以詩入畫。使后世奉他為文人畫的鼻祖。他的繪畫作品成為后世文人畫家的范本。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蔚然成風，代代相傳。宋代以前，中國繪畫已經得到顯著的發展，出現了“三家山水”和“徐黃體異”的花鳥畫。 宋代 宋代建立了皇家畫院。據《畫繼》作者鄧椿記述，宋徽宗親自主持畫院，講求“形似”和“法度”，法度是要學習傳統，形似是要真切細致地再現客觀事物。宋徽宗以寫實、形似為主導思想，發展精工細刻的作風。宣和畫院的上述畫風在南宋紹興畫院繼續得到發展，畫家追求形象的逼真，構圖的提煉。總的說來，兩宋宮廷繪畫都追求高度的“寫實”，有的美術史家把兩宋宮廷繪畫稱為“東方寫實藝術的巔峰”。 寫實藝術發展到極點就容易走向反面。宋代一些具有廣博文化修養的畫家就發現了這一弊端，并從理論和實踐上另辟蹊徑，首次提出了文人畫的理論。 蘇軾第一個比較全面的闡明了文人畫理論，對于文人畫體系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畫”這一概念，“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后發，看數尺許便倦。漢杰真士人畫也。”（《東坡題跋?跋宋漢杰畫》），其次，他抬高了畫家王維的歷史地位，表現出將文人畫家與職業畫家（畫工）分開來的愿望：“吳生雖絕妙，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于象外，有如仙鬲謝龍樊。”（鳳翔八觀?王維吳道子畫） 再次，他倡導詩情畫意的文人畫風格，反對完全追求形似的畫工風格，“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從繪畫實踐上看，蘇軾的《枯木怪石圖》可以看到他的美學實踐，另外文同的墨竹圖與蘇軾共同開創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畫題材。人物畫方面，具有很高文學、書法、古物鑒賞能力的李公麟把唐代的“白畫”創造性的發展為白描，這種脫離色彩的線條更加強調書法功力和抽象的審美情趣，更加符合文人的審美標準。南宋米芾、米有仁父子獨創的“云山戲墨”和“米點皴”，標志著山水畫以簡代密地轉變，經元初的高克恭繼承發展，對元明清的文人畫產生了巨大影響。 元代 元代文人處境相當卑賤，文人士大夫放棄仕進，疏于人事。在宋代主要作為仕宦文人業余文化生活的文人畫，開始更多地轉入在野文人手中，成為他們超越苦悶人生重返自然的慈航。畫家心中的山水，寄寓了畫家遠離塵世的理想，融入畫家忘情于大自然的自由心境，也滲入了無可奈何的蕭條淡泊之趣。 隨著元統治者吸收亡宋遺民參加政權和文化建設，在南北美術交流中，出現了在變革中影響一代繪畫風氣的趙孟頫。如果說蘇軾是文人畫的積極提倡者，那么趙孟頫就是開元代文人畫風氣的領袖。作為美術理論家，趙孟頫在《松雪齋集》中主張“以云山為師”，“作畫貴有古意”和“書畫同源”，為文人畫的創作奠定了理論基礎；董其昌紹述：“趙文敏（趙孟頫）問畫道于錢舜舉（錢選），何以稱士氣？錢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即可無墨而飛，不爾便入邪道，愈工愈遠。” ”又引申為：“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為士氣。都重視把書法的筆墨情趣引入繪畫，勾勒線條亦具文人的典雅風格。 在元代繪畫實踐上，元初以趙孟頫、高克恭等為代表的士大夫畫家，提倡復古，回歸唐和北宋的傳統，主張以書法筆意入畫，因此開出重氣韻、輕格律，注重主觀抒情的元畫風氣。元代中晚期的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四家及朱德潤等畫家，弘揚文人畫風氣，以寄興托志的寫意畫為旨，推動畫壇的發展，反映消極避世思想的隱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堅貞人格精神的梅、蘭、竹、菊、松、石等題材，廣為流行。其代表人物倪云林就有一段具有代表意義的文人畫論：“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為蘆，仆亦不能強辯為竹，真沒奈覽者何。” （倪瓚：《題為張以中畫竹》）文人山水畫的典范風格至此形成。 明代 明代初年畫家分為兩派，一派始忠于宋元文人畫的傳統，另一派是復古派，即明初復興的皇家畫院中繼承南宋“馬夏”院體山水畫傳統的戴進、吳偉等人。但“吳門派”為代表的明代文人畫，掃除了“復辟”的“院體”畫，把元人奠定的文人水墨風格推向更高一個階段，其主要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與仇英。吳派畫家的主要成員大多屬于詩書畫三絕的文人名士，他們敏感或切身體驗到仕途的險惡，于是淡于仕進，優游林下，以詩文書畫自娛，他們尚意趣、精筆墨、繼承“士氣”的元人繪畫傳統，表現自己的品格情懷。 晚明董其昌一出，拓展文人山水畫新境界。至此，文人畫在實踐和理論上均已發展成熟，而董其昌則予以總結，遂使以文人畫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傳統山水畫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董其昌之于繪畫的最大影響，在于他提出了山水畫“南北宗”和“文人畫”的理論：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寬為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家黃子久、王叔明、倪云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遙接衣缽。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李大將軍之派，非吾曹易學也。（《畫禪室隨筆?畫源》） 南北宗論以禪喻畫，借用禪宗“南頓北漸”的特點，比喻山水畫南宗畫崇尚士氣、尚質樸、重筆墨，而北宗畫則是畫工畫，重功力、重形似；南北宗論強調文人畫概念，并梳理其宗派體系。從董其昌本人的繪畫實踐來看，這意味著以書法修養融入繪畫實踐，“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以筆墨韻味代替造型原則。董其昌還強調文人畫的“士氣”。 董其昌的南北宗論及其繪畫實踐，哺育了明清一大批山水畫家，其中佼佼者，當為畫史所稱的“四王吳惲”。四王借鑒董其昌南北宗論，對山水畫南宗運動推行、紹述，他們以仿古為名，對南宗畫的創作實踐進行系統總結。在四王正統畫派之外，還有石濤、八大山人和揚州八怪為代表的革新派，八大山人的簡練、石濤的奇僻。但究其本質，四王和石濤、八大山人等人的繪畫雖有區別，但都是為了表現各自的筆墨趣味和獨特個性，因而，四王畫派和石濤一路都是文人畫內部的兩條路子，一條是從創作實踐進行總結和提煉，使中國繪畫走向程式化的道路；另一條路是繼續進行筆墨的藝術實驗與大膽革新，以求進一步發展，兩者皆有顯著的歷史功績，體現了變與繼承的辯證關系。 清代 清代到了文人畫鼎盛的時期，涌現了諸多頂極文人畫家，最突出的是“四僧”，“四僧”中又以八大山人、石濤最為突出。身為明末遺民，他們在書畫中寄寓國破家亡之痛，八大筆法恣肆、放縱、簡括、凝練，造形夸張，意境冷寂。石濤努力體察自然，鄙視陳陳相因，亦步亦趨的畫家，主張“筆墨當隨時代”，“法自我立”，面向生活“搜盡奇峰打草稿”。他的主張對后世的“揚州畫派”、“ 揚州八怪”、虛谷、趙之謙、任伯年、吳昌碩等都起到了深刻的影響。 近代 近代以來，關于中國畫發生了三次論爭，其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以文人畫為特質的中國傳統繪畫，是繼承還是拋棄，是西化還是完全繼承傳統。第一次論爭中，康有為、陳獨秀等要求進行美術革命，并完全采用西方的寫實手法改造繪畫，而陳師曾等人則維護中國文人畫的地位和價值，發表了《文人畫的價值》一文，對中國文人畫進行了理論上的系統總結和闡釋。第二次是四五十年代徐悲鴻提出的“素描為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主張在藝術院校里中國繪畫的學習必須從素描開始，而潘天壽等人則主張恢復中國畫系，中國畫應擺脫西畫的影響獨立發展和教學。第三次是八十年代以來，吳冠中提出現代繪畫理念，要對中國畫進行徹底變革。從創作實踐來看，近現代的中國繪畫有這樣三條道路，并各自產生了大師。一是完全繼承傳統繪畫并繼續探索創新的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陸儼少；二是立足于中國傳統繪畫，并借鑒西方繪畫技巧的劉海粟、潘天壽、李可染；三是采用西方繪畫技巧，并融合中西方各種流派的徐悲鴻、林風眠。
這幅畫是仕女畫，像是名人字畫，下歀不清楚，不敢亂說是誰畫的。
五臺山圣境全圖，該圖繪的版刻制作者為“桑葛阿麻名格隆龍住”。這段圖說為我們提供了兩個信息，一是《五臺山圣境全圖》的刻繪目的，即慈化朝拜勝境與游覽五臺山的“四方善士”；同時使勝境之狀能夠流傳，以為后人稽考，這與其他很多文字或圖繪作品的目的是相似或相同的。二是該圖繪的版刻制作者為“桑葛阿麻名格隆龍住”。現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也藏有兩幅名為《五臺山圣境全圖》的輿圖，根據《輿圖要錄》的記錄，一幅時間為同治年間，沒有作者，另一幅記錄為“道光二十六年造”，作者為“格隆龍住”。筆者通過觀察所謂同治年間的那幅輿圖，圖上沒有國會圖書館藏圖下方的“五臺山圣境詩”等注記，也沒有署名和時間，但兩幅圖的內容卻極為相似，很有可能是后來根據道光時候的刻版重新刻繪的。另外一幅筆者還沒有機會看到，但從時間和作者來看卻很相近。現在慈福寺藏有一塊《五臺山圣境全圖》的雕版，據稱為道光二十六年該寺“喇嘛桑葛阿麻名”所雕。查“格隆”為藏傳佛教中比丘的戒律性稱謂，常常用來自稱，所以格隆龍住與喇嘛桑葛阿麻名應該指的是同一個人，可能為自稱與他稱之別。可以推測，國家圖書館所藏道光二十六年的《五臺山圣境圖》與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圖大概都是來源于慈福寺的這塊雕版。國國會圖書館藏《五臺山圣境全圖》略述。這里有詳細的介紹你可以看看。
中國十大古畫是中國繪畫歷史上最燦爛奪目的明珠，主要包括顧愷之的洛神賦圖，仇英的漢宮春曉圖等，其中最經典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仇英的漢宮春曉圖，九余堂漢宮春曉圖縱寬30.6厘米，橫長574.1厘米，非常適合懸掛在寬大明亮的客廳中，奢華大氣，給人們帶來藝術的美的享受，畫卷采用藝克利版畫技術，逼真形象，完美地再現了原作的神韻。 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九：明·仇英《漢宮春曉圖》十大名畫 漢宮春曉圖（縱30.6厘米 橫574.1厘米） 畫卷的作者是明代知名畫家仇英，仇英是太倉人，后來在蘇州定居，是明朝最具代表性的畫師之一，仇英的畫作一般只有簡單的名款，不像明代其他畫家那樣在畫作上題詩，仇英擅長描繪仕女，遠近聞名，漢宮春曉圖是仇英最杰出的代表作，畫卷描繪了漢朝宮殿園林的宏偉景象，使用驚艷的筆墨展現了皇宮中嬪妃的日常生活起居情況，他的這幅漢宮春曉圖在中國仕女繪畫史上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 漢宮春曉圖的主題是漢代的宮廷生活，描繪了宮廷佳麗的生活狀態，整幅畫卷構圖繁瑣，用筆遒勁有力，色彩優雅瑰麗， 畫卷擁有奇木，怪石，華麗的宮殿，構成了人間仙境一般的美麗景色，除了擁有美女的畫像之外，畫卷還重點描繪了嬪妃彈琴下棋，描繪書畫，賞鑒古玩，賞花等娛樂休閑活動。畫卷一開始就是美麗的宮殿外景，楊柳發出嫩芽，春意盎然，宮殿的圍墻外面有一個水潭，鴛鴦白鷴在其中游水嬉戲。一個宮女帶著三個小孩在水塘邊觀看展翅欲飛的白鷴。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六：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千里江山圖》縱51.5厘米，橫1191.5厘米，絹本，青綠設色，無款，據卷后蔡京題跋知系王希孟所作，現藏故宮博物院。作品以長卷形式，描繪了連綿的群山岡巒和浩淼的江河湖水，于山嶺、坡岸、水際中布置、點綴亭臺樓閣、茅居村舍，水磨長橋及捕魚、駛船、行旅、飛鳥等，描繪精細，意態生動。景物繁多，氣象萬千，構圖于疏密之中講求變化，氣勢連貫，以披麻與斧劈皴相合，表現山石的肌理脈絡和明暗變化；設色勻凈清麗，于青綠中間以赭色，富有變化和裝飾性。作品意境雄渾壯闊，氣勢恢宏，充分表現了自然山水的秀麗壯美。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五：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 《韓熙載夜宴圖》是以南唐中書侍郎韓熙載的生活軼事為題材繪制而成。韓熙載(公元907——970年)， 字叔言，山東北誨人，唐末進士，是一位北方貴族，因戰亂南逃，被南唐朝廷留用。后主李煜繼位時，南唐國勢不振，而北方的宋王朝則迅速崛起。李煜對自己小朝 廷的存亡憂慮不安。對于韓熙載，李煜想授他為相，卻又不放心，心情十分矛盾。韓熙載也意識到，表面上雖受惠予南唐朝廷，但畢竟是北方人，也無意為官。身處 逆境的韓熙載，為了免遭可能發生的厄運，不得不在政治上盡量避免與朝廷發生沖突，并在生活上以疏狂自放、縱情聲色的方式，去轉移同僚的視線，蒙蔽朝廷的耳 目。李煜只以為韓熙載生活太放蕩，出于“惜其才”，想通過圖畫對韓熙載起規勸作用。所以，當他得知韓熙載“多好聲伎，專為夜飲，雖賓客棵雜，歡呼狂逸，不復拘制”的消息，便“命顧閎中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繪以上之。”(《宣和畫譜》)這就是《韓熙載夜宴圖》的創作原由。 全卷尺寸：28.7cm*33.55cm 一個宮女透過窗戶眺望外面翩翩起舞的孔雀，孔雀的兩邊是兩個宮女，一個宮女在喂孔雀，另一個宮女依靠在門邊，還有一個宮女提著水壺走下臺階。一名嬪妃站在花園中，看著周圍的宮女為牡丹花澆水，旁邊是嬪妃的同伴，同伴身邊有兩個丫鬟，一個丫鬟在澆水，另一個丫鬟拿著扇子陪伴在左右。院內有一棵梨樹綻放著美麗的白色花朵，有宮女摘下梨花放在盆子中，有的人則摘下梨花插在鬢邊。 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元代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富春山居圖》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紙本，水墨畫。《富春山居圖》始畫于至正七年(1347)，于至正十年完成。《富春山居圖》曾于清代順治年間曾遭火焚，斷為兩段，前半卷被另行裝裱，重新定名為《富春山居圖 剩山圖》，現藏浙江省博物館。被譽為浙江博物館鎮館之寶。后半卷《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前半卷《富春山居圖 剩山圖》縱31.8厘米，橫51.4厘米。后半卷《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縱33厘米，橫636.9厘米。富春山居圖》殘卷之一。始畫于至正七年(1347)，于至正十年完成。該畫于清代順治年間曾遭火焚，斷為兩段，前半卷被另行裝裱，重新定名為《剩山圖》，現藏浙江省博物館。被譽為浙江博物館鎮館之寶。 《富春山居圖》是元代著名書畫家黃公望膾炙人口的一幅名作，世傳乃黃公望畫作之冠。為紙本水墨畫，寬33厘米，長636.9厘米，是黃公望晚年的力作。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峰，工書法、通音律、善詩詞，少有大志，青年有為，中年受人牽連入獄，飽嘗磨難，年過五旬隱居富春江畔，師法董源、巨然，潛心學習山水畫，出名時，已經是年過八旬的老翁了。黃公望把畢生的積蓄都融入到繪畫創作中，嘔心瀝血，歷時數載，終于在年過八旬時，完成了這幅堪稱山水畫最高境界的長卷《富春山居圖》。它以長卷的形式，描繪了富春江兩岸初秋的秀麗景色，峰巒疊翠，松石挺秀，云山煙樹，沙汀村舍，布局疏密有致，變幻無窮，以清潤的筆墨、簡遠的意境，把浩渺連綿的江南山水表現得淋漓盡致，達到了山川渾厚，草木華滋的境界。 《富春山居圖》畫卷為六接的紙本，即是由六張紙連成的畫卷.黃公望（字子久）為元代最負盛名的畫師，在畫史上的影響頗大。他在《山水訣》中，明確提到模寫。他說：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于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之。子久作品存世不多，其中最佳者當屬《富春山居圖》。為了創作《富春山居圖》，他在領略江山釣灘之勝時，袖攜紙筆，凡遇景物，輟即模記。此畫成于至正七年（1347年），此時子久年近八旬，畫中所題文字表明，他為完成此畫而潛心觀察、揣摩費時三四年。張庚在《圖畫精意識》中記載了董其昌對此畫的贊譽，子久畫冠元四家;如富春山卷，其神韻超逸，體備眾法，脫化渾融，不落畦徑。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唐-閻立本-步輦圖 《步輦圖》絹本，設色，縱：38.5厘米，橫：129.6厘米。 《步輦圖》以唐太宗李世民將文成公主嫁給吐蕃王這一重大事件為背景，表現了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吐蕃使者祿東贊來唐迎親并受到唐太宗召見的場面。畫中包括唐太宗在內共有13個人物。唐太宗雖然不在畫面的中心而偏于橫卷的前半部分，但作者在構圖上巧妙的處理，使以唐太宗為主的人物群體實際上處于畫面視覺的中心，同時也以他為主構成了畫面由內向外輻射的組合關系。唐太宗處于九個侍女的簇擁之下，寬大的體態與威儀莊重的神情，與侍女纖細而趨于動感的塑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構成了畫面視覺上的重中之重。同樣的處理構思也體現在唐太宗前方的三個使臣身上，他們雖然較之侍女們遠離唐太宗，但其與太宗構成對應的視線，使他們乃處于更為重要的視覺地位。造型上選取了鞠躬時的動態，同時，三人的重心都略有后移，亦給人一種趨于不穩定的視覺感受。相比之下，既顯示出使臣的恭敬，又襯托出大唐天子雍容華貴的氣派。 作者的繪畫技巧也達到了相當高超的境界，不但體現在獨具匠心的構圖安排上，具體人物的刻畫同樣十分精彩，線條流暢圓轉，五官塑造精致細膩，深得人物的個性氣質。尤其是三個使臣穿著相貌都反映出濃郁的異域風情。李嗣真在《續畫品錄》中評閻立本的畫說：“至若萬國來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位序。折旋矩度，端簪奉笏之儀；魁詭譎怪，鼻飲頭飛之俗；盡該毫未，倍得人情。”決非虛譽。 圖卷右半是在宮女簇擁下坐在步輦中的唐太宗，左側三人前為典禮官，中為祿東贊，后為通譯者。在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圖焦點。作者煞費苦心地加以生動細致的刻畫，畫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 目光深邃，神情莊重，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風范與威儀。作者為了更好地突現出太宗的至尊風度，巧妙地運用對比手法進行襯托表現。一是以宮女們的嬌小、稚嫩，以她們或執扇或抬輦、或側或正、或趨或行的體態來映襯唐太宗的壯碩、深沉與凝定，是為反襯；二是以祿東贊的誠摯謙恭、持重有禮來襯托唐大宗的端肅平和、藹然可親之態，是為正襯。該圖不設背景，結構上自右向左，由緊密而漸趨疏朗、重點突出，節奏鮮明。 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北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全卷，北宋，張擇端，絹本，淡設色中國十大傳世名畫 清明上河圖 全圖 古畫原版復制品 色較暗 100%忠于原作全圖尺寸縱長:24.8cm 橫長:528cm《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清明時節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東角子門內外和汴河兩岸的繁華熱鬧景象。全畫可分為三段： 首段寫市郊景色，茅檐低伏，阡陌縱橫，其間人物往來。 中段以“上土橋”為中心，另畫汴河及兩岸風光。中間那座規模宏敞、狀如飛虹的木結構橋梁，概稱“虹橋”，正名“上土橋”，為水陸交通的匯合點。橋上車馬來往如梭，商販密集，行人熙攘。 后段描寫的是市區街道，城內商店鱗次櫛比，大店門首還扎結著彩樓歡門，小店鋪只是一個敞棚。此外還有公廨寺觀等。街上行人摩肩接踵，車馬轎駝絡繹不絕。行人中有紳士、官吏、仆役、販夫、走卒、車轎夫、作坊工人、說書藝人、理發匠、醫生、看相算命者、貴家婦女、行腳僧人、頑皮兒童，甚至還有乞丐。他們的身份不同，衣冠各異，同在街上，而忙閑不一，苦樂不均。城中交通運載工具，有轎子、駝隊、牛、馬、驢車、人力車等。車輛有串車、太平車、平頭車等諸種，再現了汴京城街市的繁榮景象。高大的城門樓名東角子門，位于汴京內城東南。 全卷畫面內容豐富生動，集中概括地再現了12世紀北宋全盛時期都城汴京的生活面貌。 此畫用筆兼工帶寫，設色淡雅，不同一般的界畫，即所謂“別成家數”。構圖采用鳥瞰式全景法，真實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繪了當時汴京東南城角這一典型的區域。作者用傳統的手卷形式，采取“散點透視法”組織畫面。畫面長而不冗，繁而不亂，嚴密緊湊，如一氣呵成。畫中所攝取的景物，大至寂靜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聳的城郭;小到舟車里的人物，攤販上的陳設貨物，市招上的文字，絲毫不失。在多達500余人物的畫面中，穿插著各種情節，組織得有條不紊，同時又具有情趣。 后幅有金張著、明吳寬等13家題記，鈐96方印。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清·朗世寧·百駿圖清·朗世寧·百駿圖縱94.5cm橫776.2cm 絹本設色長卷 郎世寧畫《百駿圖卷》為清代繪畫神品上上，原圖絹本縱94.5公分橫776.2公分，藏宮廷大內人莫能觀。滿清鼎革溥儀出走，清宮為故宮博物院，方得以瀏覽。此后故宮博物院付梓在故宮周刊發表遂公開于世，蜚聲世界藝壇。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本幅畫描繪的是姿態各異之駿馬百匹，放牧游息于草原的場面。馬匹們或臥或立、或嬉戲、或覓食，自由舒閑，聚散不一；在具體的表現手法上，郎世寧發揮了西洋畫法中常用的前重后輕、前實后虛、前大后小等寫景方法，使畫面產生空曠深遠的景界，草木、山水、人物無不寫實精致。全幅色彩濃麗，構圖繁復，形象逼肖。如畫中馬匹、人物、樹木、土坡皆應用了光的原理，使物象極富立體感；而如松針、樹皮、草葉等的墨線勾勒，石塊土坡的皴擦等仍含有中國傳統手法，即使是馬匹及樹干上的陰影表現，亦是以中國傳統的渲染方法來完成。此圖繪於雍正六年（1728），堪稱郎氏早期典型代表作品之一。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唐-韓滉-五牛圖 《五牛圖》，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珍品。麻紙本，縱20.8厘米，橫139.8厘米，無款印。作者是唐代著名的宰相韓滉。 唐·韓滉《五牛圖》(723-787)〔唐〕字太沖，長安(今陜西西安)人,少師休之子。那時，韓干以畫馬著稱，韓滉以畫牛著稱，后人稱為“牛馬二韓”。這幅《五牛圖》，是韓滉最為傳神的一幅。5頭健碩的老黃牛，在這位當朝宰相筆下被“人格化”了，傳達出注重實際、任勞任怨的精神信息。 它問世后，收藏者包括趙構、趙伯昂、趙孟頫、乾隆等著名人物。在明代，它幾易其主。清兵入關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乾隆年間，才從民間收集到宮中珍藏。1900年，八國聯軍洗劫紫禁城，《五牛圖》被劫出國外，從此杳無音訊。上個世紀50年代，它被一位寓居香港的愛國人士發現。 1950年初，周恩來總理收到這位愛國人士的來信，信中說，唐代韓滉的《五牛圖》近日在香港露面，畫的主人要價10萬港幣，自己無力購買，希望中央政府出資盡快收回國寶。周總理立即給文化部下達指示，鑒定真偽，不惜一切代價購回，并指示派可靠人員專門護送，確保文物安全。文化部接到指示后，立即組織專家赴港，鑒定《五牛圖》確系真跡，經過多次交涉，最終以6萬港元成交。《五牛圖》回到故宮時，畫面洞孔累累，殘破不堪。故官博物院組織專家，用了幾年時間，才將它修復完好。 今天我們終于有幸看到這幅《五牛圖》，其用筆之細，描寫之傳神，牛態之可掬，幾可呼之欲出。它的珍貴還在于，中國古代留存今世的多為花鳥人物，以牛入畫，且如此生動者，《五牛圖》堪稱孤品。中國古畫十大名畫之：宋摹 顧愷之 洛神賦圖洛神賦圖卷 宋代 縱51.2cm，橫1157cm 宋摹 顧愷之 洛神賦圖 原作27X677cm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原《洛神賦圖》卷，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繪制(宋摹)，絹本，設色 【名稱】：洛神賦圖(宋摹) 【類別】：字畫 【文物原屬】：原屬圓明園珍品【文物現狀】：這幅畫現在有四個摹本，分別藏于遼寧省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美國弗利爾藝術博物館等處。《洛神賦圖》根據曹植著名的《洛神賦》而作，為顧愷之傳世精品。這卷宋摹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顧愷之藝術的若干特點，千載之下，亦可遙窺其筆墨神情。全卷分為三個部分，曲折細致而又層次分明地描繪著曹植與洛神真摯純潔的愛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時空中自然地交替、重疊、交換，而在山川景物描繪上，無不展現一種空間美。
董其昌 簡介概況 文人畫（Southern School），亦稱“士夫畫”，中國畫的一種。泛指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畫。以別于民間畫工和宮廷畫院職業畫家的繪畫，北宋蘇軾提出“士夫畫”，明代董其昌稱道“文人之畫”，以唐代王維為其創始者，并目為南宗之祖（參見“南北宗”）。但舊時也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階層的繪畫藝術，鄙視民間畫工及院體畫家。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曾說：“自古善畫者，莫非衣冠貴胄，逸士高人，非閭閻之所能為也。”此說影響甚久。近代陳衡恪則認為“文人畫有四個要素：人品、學問、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通常“文人畫”多取材于山水、花鳥、梅蘭竹菊和木石等，借以發抒“性靈”或個人抱負，間亦寓有對民族壓迫或對腐朽政治的憤懣之情。他們標舉“士氣”、“逸品”，崇尚品藻，講求筆墨情趣，脫略形似，強調神韻，很重視文學、書法修養和畫中意境的締造。姚茫父的《中國文人畫之研究·序》曾有很高的品評：“唐王右丞（維）援詩入畫，然后趣由筆生，法隨意轉，言不必宮商而邱山皆韻，義不必比興而草木成吟。”歷代文人畫對中國畫的美學思想以及對水墨、寫意畫等技法的發展，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文人畫是畫中帶有文人情趣，畫外流露著文人思想的繪畫。它不與中國畫三門：山水、花鳥、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與工、寫有所區分。他是中國繪畫大范圍中山水也好，花鳥也好，人物也好的一個交集。陳衡恪解釋文人畫時講 “ 不在畫里考究藝術上功夫，必須在畫外看出許多文人之感想 ” 。此之，所謂文人畫或謂以文人作畫，知畫之為物。是性靈者也，思想者也，活動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單純者也 ” 。說明了文人畫所具有的文學性、哲學性、抒情性。在傳統繪畫里它特有的 “ 雅 ” 與工匠畫和院體畫所區別，獨樹一幟。 [編輯本段] 宋代以前 文人畫的由來可以追溯到漢代，張衡、蔡邕皆有畫名。畫品雖不傳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姚最“不學為人，自娛而已”成為文人畫的中心論調。使歷代文人將其尊為繪畫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充分體現了文人自娛的心態。 唐代詩歌盛行，大詩人王維以詩入畫。使后世奉他為文人畫的鼻祖。他的繪畫作品成為后世文人畫家的范本。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蔚然成風，代代相傳。宋代以前，中國繪畫已經得到顯著的發展，出現了“三家山水”和“徐黃體異”的花鳥畫。 宋代 宋代建立了皇家畫院。據《畫繼》作者鄧椿記述，宋徽宗親自主持畫院，講求“形似”和“法度”，法度是要學習傳統，形似是要真切細致地再現客觀事物。宋徽宗以寫實、形似為主導思想，發展精工細刻的作風。宣和畫院的上述畫風在南宋紹興畫院繼續得到發展，畫家追求形象的逼真，構圖的提煉。總的說來，兩宋宮廷繪畫都追求高度的“寫實”，有的美術史家把兩宋宮廷繪畫稱為“東方寫實藝術的巔峰”。 寫實藝術發展到極點就容易走向反面。宋代一些具有廣博文化修養的畫家就發現了這一弊端，并從理論和實踐上另辟蹊徑，首次提出了文人畫的理論。 蘇軾第一個比較全面的闡明了文人畫理論，對于文人畫體系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畫”這一概念，“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后發，看數尺許便倦。漢杰真士人畫也。”（《東坡題跋?跋宋漢杰畫》），其次，他抬高了畫家王維的歷史地位，表現出將文人畫家與職業畫家（畫工）分開來的愿望：“吳生雖絕妙，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于象外，有如仙鬲謝龍樊。”（鳳翔八觀?王維吳道子畫） 再次，他倡導詩情畫意的文人畫風格，反對完全追求形似的畫工風格，“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從繪畫實踐上看，蘇軾的《枯木怪石圖》可以看到他的美學實踐，另外文同的墨竹圖與蘇軾共同開創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畫題材。人物畫方面，具有很高文學、書法、古物鑒賞能力的李公麟把唐代的“白畫”創造性的發展為白描，這種脫離色彩的線條更加強調書法功力和抽象的審美情趣，更加符合文人的審美標準。南宋米芾、米有仁父子獨創的“云山戲墨”和“米點皴”，標志著山水畫以簡代密地轉變，經元初的高克恭繼承發展，對元明清的文人畫產生了巨大影響。 元代 元代文人處境相當卑賤，文人士大夫放棄仕進，疏于人事。在宋代主要作為仕宦文人業余文化生活的文人畫，開始更多地轉入在野文人手中，成為他們超越苦悶人生重返自然的慈航。畫家心中的山水，寄寓了畫家遠離塵世的理想，融入畫家忘情于大自然的自由心境，也滲入了無可奈何的蕭條淡泊之趣。 隨著元統治者吸收亡宋遺民參加政權和文化建設，在南北美術交流中，出現了在變革中影響一代繪畫風氣的趙孟頫。如果說蘇軾是文人畫的積極提倡者，那么趙孟頫就是開元代文人畫風氣的領袖。作為美術理論家，趙孟頫在《松雪齋集》中主張“以云山為師”，“作畫貴有古意”和“書畫同源”，為文人畫的創作奠定了理論基礎；董其昌紹述：“趙文敏（趙孟頫）問畫道于錢舜舉（錢選），何以稱士氣？錢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即可無墨而飛，不爾便入邪道，愈工愈遠。” ”又引申為：“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為士氣。都重視把書法的筆墨情趣引入繪畫，勾勒線條亦具文人的典雅風格。 在元代繪畫實踐上，元初以趙孟頫、高克恭等為代表的士大夫畫家，提倡復古，回歸唐和北宋的傳統，主張以書法筆意入畫，因此開出重氣韻、輕格律，注重主觀抒情的元畫風氣。元代中晚期的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四家及朱德潤等畫家，弘揚文人畫風氣，以寄興托志的寫意畫為旨，推動畫壇的發展，反映消極避世思想的隱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堅貞人格精神的梅、蘭、竹、菊、松、石等題材，廣為流行。其代表人物倪云林就有一段具有代表意義的文人畫論：“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為蘆，仆亦不能強辯為竹，真沒奈覽者何。” （倪瓚：《題為張以中畫竹》）文人山水畫的典范風格至此形成。 明代 明代初年畫家分為兩派，一派始忠于宋元文人畫的傳統，另一派是復古派，即明初復興的皇家畫院中繼承南宋“馬夏”院體山水畫傳統的戴進、吳偉等人。但“吳門派”為代表的明代文人畫，掃除了“復辟”的“院體”畫，把元人奠定的文人水墨風格推向更高一個階段，其主要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與仇英。吳派畫家的主要成員大多屬于詩書畫三絕的文人名士，他們敏感或切身體驗到仕途的險惡，于是淡于仕進，優游林下，以詩文書畫自娛，他們尚意趣、精筆墨、繼承“士氣”的元人繪畫傳統，表現自己的品格情懷。 晚明董其昌一出，拓展文人山水畫新境界。至此，文人畫在實踐和理論上均已發展成熟，而董其昌則予以總結，遂使以文人畫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傳統山水畫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董其昌之于繪畫的最大影響，在于他提出了山水畫“南北宗”和“文人畫”的理論：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寬為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家黃子久、王叔明、倪云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遙接衣缽。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李大將軍之派，非吾曹易學也。（《畫禪室隨筆?畫源》） 南北宗論以禪喻畫，借用禪宗“南頓北漸”的特點，比喻山水畫南宗畫崇尚士氣、尚質樸、重筆墨，而北宗畫則是畫工畫，重功力、重形似；南北宗論強調文人畫概念，并梳理其宗派體系。從董其昌本人的繪畫實踐來看，這意味著以書法修養融入繪畫實踐，“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以筆墨韻味代替造型原則。董其昌還強調文人畫的“士氣”。 董其昌的南北宗論及其繪畫實踐，哺育了明清一大批山水畫家，其中佼佼者，當為畫史所稱的“四王吳惲”。四王借鑒董其昌南北宗論，對山水畫南宗運動推行、紹述，他們以仿古為名，對南宗畫的創作實踐進行系統總結。在四王正統畫派之外，還有石濤、八大山人和揚州八怪為代表的革新派，八大山人的簡練、石濤的奇僻。但究其本質，四王和石濤、八大山人等人的繪畫雖有區別，但都是為了表現各自的筆墨趣味和獨特個性，因而，四王畫派和石濤一路都是文人畫內部的兩條路子，一條是從創作實踐進行總結和提煉，使中國繪畫走向程式化的道路；另一條路是繼續進行筆墨的藝術實驗與大膽革新，以求進一步發展，兩者皆有顯著的歷史功績，體現了變與繼承的辯證關系。 清代 清代到了文人畫鼎盛的時期，涌現了諸多頂極文人畫家，最突出的是“四僧”，“四僧”中又以八大山人、石濤最為突出。身為明末遺民，他們在書畫中寄寓國破家亡之痛，八大筆法恣肆、放縱、簡括、凝練，造形夸張，意境冷寂。石濤努力體察自然，鄙視陳陳相因，亦步亦趨的畫家，主張“筆墨當隨時代”，“法自我立”，面向生活“搜盡奇峰打草稿”。他的主張對后世的“揚州畫派”、“ 揚州八怪”、虛谷、趙之謙、任伯年、吳昌碩等都起到了深刻的影響。 近代 近代以來，關于中國畫發生了三次論爭，其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以文人畫為特質的中國傳統繪畫，是繼承還是拋棄，是西化還是完全繼承傳統。第一次論爭中，康有為、陳獨秀等要求進行美術革命，并完全采用西方的寫實手法改造繪畫，而陳師曾等人則維護中國文人畫的地位和價值，發表了《文人畫的價值》一文，對中國文人畫進行了理論上的系統總結和闡釋。第二次是四五十年代徐悲鴻提出的“素描為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主張在藝術院校里中國繪畫的學習必須從素描開始，而潘天壽等人則主張恢復中國畫系，中國畫應擺脫西畫的影響獨立發展和教學。第三次是八十年代以來，吳冠中提出現代繪畫理念，要對中國畫進行徹底變革。從創作實踐來看，近現代的中國繪畫有這樣三條道路，并各自產生了大師。一是完全繼承傳統繪畫并繼續探索創新的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陸儼少；二是立足于中國傳統繪畫，并借鑒西方繪畫技巧的劉海粟、潘天壽、李可染；三是采用西方繪畫技巧，并融合中西方各種流派的徐悲鴻、林風眠。
這幅畫是仕女畫，像是名人字畫，下歀不清楚，不敢亂說是誰畫的。
五臺山圣境全圖，該圖繪的版刻制作者為“桑葛阿麻名格隆龍住”。這段圖說為我們提供了兩個信息，一是《五臺山圣境全圖》的刻繪目的，即慈化朝拜勝境與游覽五臺山的“四方善士”；同時使勝境之狀能夠流傳，以為后人稽考，這與其他很多文字或圖繪作品的目的是相似或相同的。二是該圖繪的版刻制作者為“桑葛阿麻名格隆龍住”。現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也藏有兩幅名為《五臺山圣境全圖》的輿圖，根據《輿圖要錄》的記錄，一幅時間為同治年間，沒有作者，另一幅記錄為“道光二十六年造”，作者為“格隆龍住”。筆者通過觀察所謂同治年間的那幅輿圖，圖上沒有國會圖書館藏圖下方的“五臺山圣境詩”等注記，也沒有署名和時間，但兩幅圖的內容卻極為相似，很有可能是后來根據道光時候的刻版重新刻繪的。另外一幅筆者還沒有機會看到，但從時間和作者來看卻很相近。現在慈福寺藏有一塊《五臺山圣境全圖》的雕版，據稱為道光二十六年該寺“喇嘛桑葛阿麻名”所雕。查“格隆”為藏傳佛教中比丘的戒律性稱謂，常常用來自稱，所以格隆龍住與喇嘛桑葛阿麻名應該指的是同一個人，可能為自稱與他稱之別。可以推測，國家圖書館所藏道光二十六年的《五臺山圣境圖》與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圖大概都是來源于慈福寺的這塊雕版。國國會圖書館藏《五臺山圣境全圖》略述。這里有詳細的介紹你可以看看。
總結
- 上一篇： 取之不尽的下一句是什么呢？
- 下一篇： 爱来的刚好作者是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