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讀書 | 何為“社會”？——《“社會”的發現：晚清民初“社會”概念研究》深入探究“社會”的生成和普及

《“社會”的發現：晚清民初“社會”概念研究》 是研究“社會”概念興起和廣泛運用的首部系統專著。作者從詞匯史和概念史切入，爬梳了“社會”這一詞語由西方引介到中國，并且逐步普及的過程。全書將清末報刊和著作中使用“社會”一詞的頻次進行量化分析，材料豐富，論證周詳，揭示了“社會”逐漸取代“群”“人群”等詞的原因。同時，作者并不只聚焦于詞語的考證和論述，而是以“社會”一詞為切入，再現了嚴復、梁啟超等近代學人對“社會”概念的討論，呈現晚清民初各種思想和潮流的角力、爭持和交替。

《“社會”的發現：晚清民初“社會”概念研究》，承紅磊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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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社會”及其含義

梁對“群”“人群”“社會”的使用有一個轉變的過程，而最終“社會”一詞在這種競爭中勝出。但新詞“社會”究竟提供了怎樣的可能性？也即梁借助“社會”一詞表達了什么樣的新觀念？

從梁的文章來看，“社會”主要有五種含義：

第一是作為倫理上盡義務的對象。如前所述，流亡日本后，“養吾人國家思想”是梁在此一時期所關注的一個持續的主題。但是梁的主題非僅國家思想而已，實際乃是群體思想。在此點上，社會觀念與國家觀念相輔相成。如在《新史學》中，梁強調以往史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以至“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也”。以此為基礎，梁重新定義了“歷史”：“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在1900年，梁已討論到中國人被譏為“一盤散沙”，主要是因為無“合群之德”，而所謂“合群之德”，即指“以一身對于一群，常肯絀身而就群。以小群對于大群，常肯絀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內部固有之群，以敵外部來侵之群”。在《新民說》之《論公德》中，梁解釋“公德”為：“人群之所以為群，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梁認為“新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于一團體之事也”。中國“君臣”一倫不足以盡國家倫理，“朋友”一倫也不足以盡社會倫理。梁并認為：“群之于人也，國家之于國民也，其恩與父母同。蓋無群無國，則吾性命財產無所托，智慧能力無所附，而此身將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故報群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茍放棄此責任者，無論其私德上為善人、為惡人，而皆為群與國之蝥賊。”這里已經在樹立“群”(社會)與國家相似的正當性了。梁宣稱“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萬千條理即由是生焉。本論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為綱，以一貫之者也”。此時梁已屢次強調對社會應盡之義務，如對留日學生則曰“被社會之推崇愈高者，則其天職亦愈高”，稱自己之言論時則曰“以是為對社會之一責任而已”。

第二是作為個人活動之背景，在此意義上的“社會”又常常是被作為需要戰斗、克服的對象來說的。梁自作文章中第一次較多使用“社會”一詞是在為其師所作的傳記中。他區分人物為應時人物和先時人物，“先時人物者，社會之原動力，而應時人物所從出也。質而言之，則應時人物者，時勢所造之英雄；先時人物者，造時勢之英雄也”。在梁看來，“凡真人物者”，“或順勢而為社會導，或逆勢而與社會戰。不能為社會導者，非人物也；不敢與社會戰者，非人物也”。梁評價其師為“中國先時之一人物”，其實，梁又何嘗不以此要求自己？這在其《舉國皆我敵》一詩中最為明顯：

舉國皆我敵兮，吾能勿悲！吾雖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辭。世非混濁兮，不必改革，眾安混濁而我獨否兮，是我先與眾敵。闡哲理指為非圣兮，倡民權謂曰畔道。積千年舊腦之習慣兮，豈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責，覺后是任。后者終必覺，但其覺匪今。十年以前之大敵，十年以后皆知音。……眇軀獨立世界上，挑戰四萬萬群盲。一役戰罷復他役，文明無盡兮競爭無時停。百年四面楚歌里，寸心炯炯何所攖。

在梁看來，當日中國之“社會”為一“久經腐敗之社會”或“幾無一部分而無病態”，原因之一乃“專制政體之陶鑄”。梁說：“吾民族數千年生息于專制空氣之下，茍欲進取，必以詐偽。茍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兩種性質之人，即其在社會上占最優勝之位置者也。而其稍缺乏者，則以劣敗而澌滅，不復能傳其種于來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遺傳，盤踞于社會中，而為其公共性。種子相熏，日盛一日，雖有豪杰，幾難自拔。”因此梁認為不僅有提倡公德之必要，還應提倡私德，其重點則為“正本”“慎獨”“謹小”。

正因為深知成為“人物”之不易，他十分崇拜英雄，并借用卡萊爾(原文作卡黎爾)之言曰：“英雄者，上帝之天使，使率其民以下于人世者也。……征諸古今東西之歷史，凡一國家、一時代、一社會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與否為斷。”梁甚至認為“非以血洗血，則不能改造社會，而發揚世界之大精神。而欲改造社會，必先自改造我躬始”。梁似乎忘記了他早前講過“英雄者不祥之物也”。

梁之“新民說”可能也受到此種對“社會”看法之影響，其言曰：“能去舊染之污者，謂之自新；能去社會舊染之污者，謂之新民”。在此種意義上，梁也曾用到對“社會”定性之“社會性質”，不過還不太常用。

第三是用作生活的一個側面，如區分“政治上”“社會上”，以及區分“社會”和“國家”。梁認為周、秦之間諸子時代的中國思想，在“政治上之思想”“社會上之思想”“藝術上之思想”，“皆有亭毒六合包羅萬象之觀”，較希臘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此意義上，“國家”與“社會”開始有微弱區分。如梁認為當時之國家競爭，“非屬于國家之事，而屬于人群之事”，不過此處之“國家”意為“一姓私產”，“人群”則偏重于國民。

對“政治”與“社會”，“國家”與“社會”所做之區分，使梁注意到“社會”問題，進而萌生改良社會之念。梁認為中國“三千余年，而所謂家族之組織，國家之組織，村落之組織，社會之組織，乃至風俗、禮節、學術、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現象”，“巋然與三千年前無以異”。因此只在政治上努力，無法解決根本問題。況且“群俗不進，則并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見其能達也”。在梁看來，當日之社會，“其尋常人隨波逐流，為腐敗之空氣所吞滅。若其少年踸踔有氣之士，則其舉動又往往奔軼于道德之范圍外”，這是因為“社會一種秋冬之氣，實有以造之。欲為根本的救治，非春夏其社會焉不可”。

梁還從社會組織上覺察到中國與西方的不同，他在論述國人“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時稱“吾中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認為這是周代宗法制猶存。這與嚴復在《社會通詮》中的觀點是一致的。

作者：承紅磊

文：承紅磊 編輯：蔣楚婷 責任編輯：朱自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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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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