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签是下一个支付宝电子签是下一个支付宝?
文 |劉雨潔、王與桐
編輯 |石亞瓊
封面來源｜視覺中國
疫情隔離，讓原本稀松平常的合同“蓋章”成為困難。
抗擊疫情成為首要任務，三大一線城市，陸續開始了封閉與半封閉狀態 。而電子簽賽道也在這個特殊時期 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從增速來看：
微信指數顯示，四五月電子簽搜索量增長快速；
法大大2022年Q1，新增注冊用戶同比增長178%，平臺日均簽約量同比增長130%，咨詢量是往年同期的3倍；
e簽寶告訴36氪，他們今年比去年同期客戶數增長了100%；
上上簽2022年Q1平臺電子簽約量比上一年同比增長30%。
增長是因為確實成為了剛需。2022年3月底，e簽寶向100萬中小企業免費發放電子合同，履行社會責任；2022年開春后，法大大面向全社會個人及企業用戶，每個賬號提供500份免費電子合同簽署權益。
也因此，電子簽行業大幅減少了獲客成本。
增長還在繼續。“再過幾年，一想到簽合同大家會很習慣地掏出手機來簽署，像移動支付一樣方便快捷。”e簽寶CEO金宏洲提到。
未來，電子簽是否能成為下一個支付寶？
來源：微信指數
01 疫情反撲，癢點成為剛需
“剛需”實實在在出現了。
3月底，因為附近有陽性病例，位于上海的A公司居家辦公。但其合作方K公司希望能夠在Q1簽完合同，但K公司無法支持A提出的電子簽方案，于是A公司開始了漫長的線下合同之旅：
居家辦公的法務員工，讓閃送去公司取公章；而公章一般都放在較為機密的地方，閃送員需要拿到通行證后，再進入工區，再同法務視頻通話以找到公章；拿到公章，閃送員送到法務手里；蓋好章后，再將合同寄往北京。
且不論這個過程中，A公司將公司最為重要的公章交到無關緊要的人手里，風險極大。在四月，上海全面封鎖，閃送、快遞的操作，也不再可行。
A公司的經歷并非孤例。這也解釋了疫情當中，電子簽行業的增長。
“疫情之前，我們看到大量的企業，他們的業務已經有很大程度的數字化了，但簽名和蓋章還在線下完成，所以導致整個業務沒辦法在線上實現很好的閉環。”法大大創始人兼CEO黃翔稱，電子簽的切入點很小，但“齒輪”所在的位置很關鍵。
一直以來，電子簽的長期價值備受關注，而疫情帶來的集中矛盾正在迫使大量企業用戶“試用”一批新鮮事物。
除了推動業務正常運行的需要外，電子簽章的低成本也是一個小賣點。實際上，如果按照e簽寶官網上列出的價格，一家十萬份合同量的公司需要為電子簽合同支付的費用大概僅在20-30萬左右。而在法大大的官網定價里，最高一檔為14998元/5000份，用量越大，價格越低。如果使用順豐等物流服務，即使在企業客戶的優惠價格下，合同的郵寄費用也能達到百萬級別。而在存儲管理方面，這10萬份紙質合同約占用1000個文件盒，根據三年訴訟有效期，公司平時會整理歸檔并保留3000個文件盒，到期后再進行清理。這在經濟發展預期不樂觀的情況下，理論上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那么，疫情當中，電子簽主要在哪些領域獲得增長？
雖然電子簽服務商做的基本都是2B生意，但從法大大的業務來看，疫情期間，供應鏈、采購、銷售、人力資源管理等場景需求激增，同時在防疫工作相關的細分場景也有更多應用，比如企業、學校復工復學前需要提交核酸檢測申報、簽署疫情防控承諾書等場景。這些場景的特征是單方實名簽署，偏B2B2C的場景，不像合同涉及雙方或者多方的簽署。
在疫情前，電子簽已經經歷了“信息化”的階段，其更多應用場景也是更偏C端應用的——涉及客群大、頻次高，在這種場景下，紙質合同不僅不環保，會產生大量紙張，并且還會造成大量倉儲的浪費；更重要的是，一旦產生糾紛，要在一堆合同中找到某份特定合同，并不是簡單、輕松的工作。
早在五六年前，一些大型連鎖酒店就已經實行了電子簽入住的協議簽署模式。這不但可以給集團節約成本，也可以直接實現線上、線下信息的打通，幫助企業實現信息化轉型。
但在疫情期間，由于一些地區會要求入住酒店需要簽署防疫保證書，使得信息的采集又回到了線上、線下割裂的局面。
由此來看，基于在C端場景的積累，電子簽廠商會更容易突破疫情下更多C端場景的需求。
在當前疫情反撲階段，增長最快的莫過于防疫、校園場景場景。防疫承諾書、復工復學申報等場景，由于疫情“無接觸”的要求，讓電子簽成為剛需。
其次是人力資源場景。對大部分泛互聯網行業來說，盡管疫情封控，但是依舊可以通過員工居家辦公的方式進行業務的推進。但是對于員工的入轉調離，依舊需要合同簽署。在線下辦公場景下，紙質合同是標配，但在疫情特殊時期，企業會傾向使用電子簽的形式，完成員工的線上入轉調離。在這個場景中，企業也會選擇已有的hrSaaS供應商所提供的電子簽服務，比如北森于2018年和上上簽合作，將于下半年開始和e簽寶合作，MOKA的合作方是e簽寶。
圖源見上
金融場景在疫情時期增速也很快。在以往，銀行的貸款業務，用戶可以選擇傳統紙質申請，但上海封控一月有余，封控時期只能通過線上方式，電子簽成為剛需。比如嘉興銀行通過使用法大大的電子簽名做電子核保，以審批貸款，能夠為企業解決燃眉之急。銀行其實是最早在C端場景實現用戶信息及簽名數字化的行業之一，只是出于數據安全和業務復雜性的考慮，目前以第一方系統為主，還未廣泛開放與電子簽服務商的合作。
圖源見上
02 產業誕生20多年，被疫情“加速 ”的非接觸經濟
國內電子簽市場則從1998年開始萌芽，至今已經形成較為完善的產業鏈：上游包括實名認證服務商、時間戳服務機構、CA機構等，中游包括第三方電子簽名平臺，下游包括各類終端用戶（政府機構、互聯網平臺、金融機構等）以及消費者個人用戶。
圖源見上
在早期，電子簽名市場主要玩家為傳統電子簽章平臺以及各地CA（電子認證）機構，他們處于產業鏈上游，業務更聚焦政務市場。較為明顯的案例有銀行場景，多年前開始，在銀行辦理業務時，就需要在銀行提供的設備上進行電子簽名。而銀行所使用的的電子簽并非完全依靠第三方，而是和實名認證服務商、CA機構等進行合作，將其底層技術嵌入銀行的系統。
更廣義的電子簽名，則在2012年以后進入加速發展期，本質上是隨著云計算的大規模鋪開而加速的，一系列互聯網電子簽名公司出現并切入企業市場，最開始在互聯網金融領域全面滲透，后拓展至更多的應用場景。
處于產業鏈中游的第三方電子簽名服務商，成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他們大多提供按年訂閱的SaaS服務，采取多云部署，且成本較低。
目前，中游第三方電子簽軟件廠商雖然有幾十家，但是已經形成了較為明顯的階梯分化：法大大、上上簽、e簽寶、契約鎖、京東云電子簽等處于第一梯隊，市場占有率較高。
2021年，電子簽行業內，法大大、上上簽、e簽寶三家服務商市場占比近60%，京東、騰訊、字節跳動等互聯網巨頭也紛紛入局，除參與戰投合作之外還親自進行了產品布局。
艾媒咨詢顯示，電子簽使用場景的前三個分別是實名認證(50.7%)、審批管理(45.7%)、企業合同管理(43.8%)。電子簽名在金融(9.3%)、地產(8.5%)、汽車(3.6%)等大額合同較多的行業逐漸興起，大中型客戶逐漸增多。
圖源見上
盡 管該賽道也在國內發展將近20年，但在此前，“電子簽”更像錦上添花、可有可無的數字化工具。 中國企業服務土壤并不肥沃，更多的企業傾向于采購能夠給自己帶來營收的服務或者工具，比如營銷，以及在政策的要求下，才會采購相關的系統，比如上世紀由于國家對于財務的要求，使得金蝶、用友一躍成為企服龍頭。 對于電子簽這種能夠節省微小成本的工具，民營企業沒有很強的付費意愿。
對于業務場景偏B端的公司來說尤為如此，其業務有著低頻、大額的特點，合同的線下線上簽署成本差異可以忽略不計，并且線下簽署風險更低。對于這部分企業來說，電子簽基本無法解決任何問題。
在早期嘗試碰壁后，一部分電子簽廠商調整思路，為政府、國企等大客戶服務。而這類客戶的特點是，想要私有部署、定制開發。盡管可以提升客單價，但是每一單的錢賺得更辛苦，也不符合后來的SaaS化趨勢。在疫情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廠商們的業務拓展并不容易。
比如，在知乎一個“電子簽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問題頁面下，來自各大電子簽服務商和第三方公證平臺的幾十篇科普文章，都在努力打破“越落后越安全”的大眾固有印象。比起身為競爭對手，那時的他們更像是一群擁有著相同目的地的航海家，迎起風浪，等待彼岸的出現。
在勤勤懇懇地辟謠和做增長的時候沒人能想到，從前任何形式的市場教育，遠沒有一場封控和物流的失利來得轟轟烈烈。
03 后疫情時代，電子簽行業還需解決幾大難題
“再過幾年，一想到簽合同大家會很習慣地掏出手機來簽署，像移動支付一樣方便快捷。”e簽寶CEO金宏洲表示。
一旦成為了主流簽約形式，有來自平臺的背書和政府的信任，大多數人就不會再去擔心這里面的安全問題。
這自然是行業希望看到的愿景，也是行業一直堅信的未來。對此，黃翔也坦言，電子簽在疫情下體現出來的價值，是本身具備的核心價值，只是在疫情時期顯現得更加充分。
“趨勢是不可逆的。”
一直以來，電子簽的長期價值備受關注，而疫情帶來的集中矛盾正在迫使大量企業用戶“試用”一批新鮮事物。“試用期”結束后，有的剛需場景不復存在，有的“癢點”則會順勢過渡到數字化形態。唯一的衡量標準，是傳統線下和紙質化的價值，從業務的心理滲透、效率成果甚至就業需求上，在當下階段是否仍然具有合理性。
可以說，后疫情時代，電子簽行業依然可能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而這些正是當下，賽道玩家在努力去解決的。
開始之前，我們也先來整理下企業關于電子簽的顧慮。一般來說，往往來自以下幾點。
外因>內因
第一，傳統企業業務類型及合同場景繁雜，簽約電子服務商的部署和試錯成本都比較高。因此，對電子簽接受度比較高的往往是核心業務在線上的互聯網企業。
“比如說，如果HR大批量簽了一些勞動合同，或者業務部那邊收到了客戶問能不能用電子簽，他們就會去跟采購部提需求，采購部再去評估市場上的幾家服務商。一般比較貴的才會走招標流程，便宜的基本都是采購部自己篩選。”
北京某時尚企業法務部的小張表示，如果一家公司的采購部、或者掌握決定權的人對于數字化服務的購買決策流程過長，那么真正能夠感受到需求、使用到服務的一線部門提需求的動力肯定是會不足的。
據估計，法務小張所在的公司一年的合同量大概在十萬份左右，其間也收到過客戶詢問能不能用電子簽來簽約，但還遠遠沒有到達非用不可的地步。而在公司內部，這一矛盾的答案則更加具有針對性。
“特殊時期，誰也不愿意成為給老板花錢、觸公司霉頭的那個人。”
不用說企業成本預算和數字化轉型下可能會帶來一些部門優化問題，在職場環境中，對數字化技術認識不足、擔心數據安全、害怕過高的學習成本、不愿擔責任等真實的情緒，往往會導致革新不了了之。對于大多數職責部門來說，寄送和管理合同的成本被分散在不同的項目中，并不顯眼，但一旦有人提出了電子簽的需求，“采購服務的成本就會被集中在這個人的頭上”。因此，企業的數字化采購大多數時候并非來自于內部的效率自省，而是被主流交易環境和頻次越來越高的客戶需求所帶動的。
對此，就職于某國企法務部門的小潘亦有體會：“目前公司要求合同必須線下面簽，因為業務部門和法務部門之間缺乏信任。雖然大家也有想過電子簽的事，但也不知道為什么最后還是沒弄。”
目前不同電子簽廠商之間的數據仍然沒有被打通。
中大型企業自上而下的帶動效應引發了第二點問題。
對于一家企業來說，如果電子簽的需求來自客戶，他們往往也會指定一家具體的服務商，那么作為公司的采購部來說情況就比較被動了。在業務部得到了管理層的授權之后，采購部會直接去找這家電子簽服務商談價格，不再需要評估同類產品服務。
這種點對點的局面聽起來是在圈地養羊，實際上更多的是來自于目前不同電子簽廠商之間的數據仍然沒有被打通。
類比于第三方支付，不同的電子簽服務未來可能會以多種簽約選項和形態出現在B2B、B2C的交易落地頁面中。盡管跨平臺的合規公證、合同存儲管理聽上去不太可行，但回顧移動支付發展之初，我們也無法想象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不互通如何不損害電商行業，但很快我們發現商家多點接入、消費者同時開通兩個支付平臺并沒有想象的那么難。如今，在不少同質化的產品和服務類型中，開通多渠道支付已經成為了不少賣家的優勢。
因此，當市場滲透率進一步增長后，電子簽行業也必然會加速產業整合，頭部玩家聯合起來去將蛋糕做大，從而迫使企業將開通多元化的電子簽服務作為B2B競爭力的體現。
“我們目前提供的電子簽服務，很重要的一點是幫用戶采集和保障全過程的證據信息，如果一方在A平臺簽，另一方在B平臺簽，證據可能就會很零散，證明不了一份合同的生命周期是怎樣的。”
一位從業者認為，至少在目前的階段，打通數據對用戶來說是極不友好的，可能會衍生出更復雜的取證和安全問題。對此，另一位從業者也提到，電子簽行業首先要做的是構建能夠覆蓋整個中國的簽署網絡，下一步服務商們才會考慮“打通”的問題。
安全合規才是契約的底牌
以往，越是大型企業，就越不會重視管理合同帶來的那一點成本節約。尤其是對于國企來說，印章管理都極其嚴格，蓋任何章都要走層層審批，而“電子簽給人的感覺就是用賬號密碼登錄一個App，點一下確認，操作權限可能會弄錯，也怕電子章被冒用。”
相比小張和小潘，小李所在的一家北京國企則是從2016年就早早地用上了電子簽，由于高昂的遷移成本，至今仍然使用著同一家服務商。
“但也不是所有合同都走電子簽，理論上是都可以接受電子簽，前提是文件在OA上留痕了，一般情況是領導本人在駐外。不過這主要是基于我們公司駐外是常態，只能接受電子簽。”
出于對安全的考慮，在疫情到來之前，電子簽一直被看作是特殊應急預案。比起郵寄紙質合同和實體章背后潛藏的更大風險，早期電子簽名被盜用、濫用的案例已經給公眾留下了刻板印象。而大多數業務人員能通過更細致的工作來降低紙質合同的風險、卻對數字化風控與鑒別一竅不通，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事實上，電子簽服務出現的原動力之一原本就是解決假章、合同混亂等問題造成的法律安全隱患。隨著數字合規技術的發展和電子簽平臺門檻的不斷降低，大眾的安全顧慮正在逐漸被消除。
其二是法律有效性，這也是身為法務的小張最擔心的部分。
“其實價格不是問題，就算電子簽比郵寄要貴一點也比郵寄更便捷。但比起成本和數據安全，我可能會更關心電子簽打通各地法院的情況。”
法大大創始人兼CEO黃翔也介紹道：由于電子簽業務具有較強的法律屬性，所以企業對于平臺的合規性和電子簽作為證據的效力、生成的證據報告等也極其看重。而這也是法大大創始團隊充滿著法律+科技基因、并選擇了電子簽這一賽道的原因。
電子簽服務商的服務對象是法務、財務等日常與政策法規打交道的專業人士，對于他們來說，政府關系比產品體驗重要得多。換言之，包裝精美的互聯網產品會讓人對其背后的法律效力邏輯望而生畏。但從電子簽服務商的角度來說，一直以來“苦大眾誤解久矣”。
首先，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電子簽是什么，甚至以為把公章摳圖貼到文件上彩打出來、用電腦畫一個簽名導入合同中也是電子簽的一種。
來源：受訪對象
更多人則認為電子簽名的規則不明確，對電子簽名人的行為缺乏規范，發生糾紛后的責任也難以認定。反觀大眾對第三方支付的態度和認知，雖然已經日趨成熟和信任，但一度也是在網絡詐騙案例、網絡轉賬風險頻繁上新聞聯播的年代中被教育出來的。
2017年，知乎用戶對于第三方支付仍存在安全顧慮
事實上，我國早已于2005年實施了《電子簽名法》，認定可靠的電子簽名和與書面文件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但判定是否“可靠”要具體分析，比如一般的電子簽名產品必須通過身份認證、時間戳、加密算法等技術手段實現。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得到審議通過，再次明確了電子簽名在司法判決中的法律效力。同年，最高法推出“移動微法院〞電子訴訟平臺，利用包括電子簽名、人臉識別等技術，實現了訴訟各環節的在線化。
此外，自從2016年“智慧法院”被納入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后，目前我國互聯網司法也取得了突破式發展。電子簽名作為互聯網司法應用的重要環節，承載電子證據關鍵信息，其價值也逐漸得到了法院認可，應用范圍不斷擴大。在司法互聯網化的浪潮中，電子簽利于為電子合同和法律文書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提高司法各環節的處理效率，其與區塊鏈技術的融合也正在實現電子證據鏈的不可篡改性。
04 下一個“支付寶”？
未來，電子簽走向第三方支付，存在著一定的可行性因素和不可行性因素，這也是由二者商業模式的異同和市場環境決定的。
不可行性主要有以下幾點：
1. 無論是支付寶還是微信支付、QQ錢包，共同特點是基于應用集成性很高、用戶體量龐大的支付環境，依托于社交或電商巨頭的自有生態與基數，這一點是目前任何一家電子簽服務商都不具備的；
2. 無論是在B端還是C端，消費支付都比合同簽約頻次更高、場景更多元化，同時相對于流程的嚴謹性，消費支付對于便捷的需求也更加突出；
3. 第三方支付系統在應用之初就打通了大多數銀行的授權，以數字銀行的成熟技術環境和銀行的公信力作為背書，而電子簽在基本完全隔斷了紙質合同的同時，目前也沒有接入相關機構的授權，對于普通用戶來說危險性更高。
可行性則主要來自于成長模式的類似：
1. 電子簽的便捷性來自于能夠打破時間空間的限制，第三方支付也是如此；
2. 電子簽和支付寶同屬于第三方集成角色，從單一的交易環節切入，通過數字化技術和合規性革新，解決了通用性較高的關鍵效率問題。在這一方面，電子發票的成功也可以為電子簽所復制；
3. 正如上文提到的效率問題，企業對于打印合同的成本管控基本可以忽略不計，但在日益重要的ESG需求下，電子簽無疑是更加符合國家對數字化和“雙碳”要求的。
當下，整個行業迎來的爆發式用戶增長，不難讓人想到五年前的微信vs支付寶大戰。2014年，移動支付崛起，為了拉新付出了百億成本，設計多種運營策略，才迎來了全民移動支付的時代。
而現在，非接觸經濟成為剛需，為電子簽行業大幅減少了獲客成本。也許，電子簽會比移動支付擁有更好的市場時機。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电子签是下一个支付宝电子签是下一个支付宝?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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