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今天當我們贊美宋朝的時候，我們贊美什么？

主題：何以造極？宋代的政治、文化與社會

時間：2023年10月22日下午

地點：廣西師范大學國學堂

嘉賓：鄧小南北京大學博雅榮休教授

虞云國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王瑞來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趙冬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主持：黃博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

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寫于1943年的這句話，近年來成為“言宋金句”。

10月22日，在桂林舉辦的“2023大學問年度學術(shù)出版論壇”上，鄧小南、王瑞來、虞云國、趙冬梅四位專家學者蒞臨相關(guān)主題研討，通過主題演講與對談，從自然到人文，從微觀到宏觀，多方面闡發(fā)了怎樣準確看待文化“造極說”、怎樣理性認識“宋代文化”魅力等多個命題。

宋世“造極”和“空前絕后”究竟體現(xiàn)何處？

“華夏民族之文化，造極于趙宋之世”

黃博：陳寅恪嘗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先生也曾評價：“兩宋期內(nèi)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nèi)，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

相對于漢唐明清，宋代文化“造極”和“空前絕后”，到底體現(xiàn)在哪些地方？“造極”又為什么會出現(xiàn)在宋，而不是唐或者明？

鄧小南：首先，“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謂而發(fā)”，都是有目的、有針對性。所以我們必須要對古人說某句話時的環(huán)境、背景盡量明了，否則很難對古人的學說有所把握。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這句話是陳寅恪先生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時，寫在審查報告里的。那個時候是1943年，抗日戰(zhàn)爭最緊張、最慘烈、還看不到最后勝利曙光的時候。各個王朝，特別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些主要的王朝，其實都各有“造極”之處。陳先生在1943年特別強調(diào)“華夏文明之文化造極于宋”是有特定原因的。

我們都知道，陳先生本人并非一個很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其實在自己的很多文章里都強調(diào)胡漢融合的作用，比如強調(diào)印度佛教的傳入，對于中國文化起到的甚至是改造的作用（至少也是一種調(diào)節(jié)和豐富）。但在1943年，他寄望“華夏文化”能呈現(xiàn)如樹木本根的頑強再生、近似陽春氣暖時的復蘇。

另外，陳先生提的是“華夏民族文化”、我父親（指鄧廣銘）提的是“兩宋時期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是對宋代的全面評價，至少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不包括在內(nèi)。

而所謂“高度”，也是一個相對的高度。他們兩位從來沒有說過，我想他們也從來沒有認為宋代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老先生們當時就是有很強的分寸感的，我們今天回過頭認識這個問題，我覺得也要有分寸感。并非宋代方方面面都是一個“黃金時代”，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歷史上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其成就基本上都不是偶然迸發(fā)的，而是長期積累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漢唐時期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它們當年都有空前的成就，都給宋代奠定了基礎(chǔ)。沒有漢唐就沒有宋代，我們應(yīng)該可以這樣說。

問題可能還在于“絕后”。我們知道每一個時代基本上都在往前走，我們都可以說這些時代是有它空前的那一面的。但是不是絕后？我覺得這個“絕后”也是有限定的，這個限定也是陳先生和鄧先生曾經(jīng)說到過的。

王瑞來先生講宋元之間的變革，我自己也是覺得，從蒙元時期到明清時期，在物質(zhì)文化、學術(shù)這個方面，是有進步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的精神文明是有提高的。但是經(jīng)濟上一度的周折和蕭條也是很明顯的。

另外政治制度上的專制和管控的方式，冬梅老師講宋代從神宗大變法以后的變化帶來的集權(quán)、專制、獨裁，和唐宋以來的趨勢相比，是嚴酷得多了。而且，我們也會看到，那種相對來說士人受到尊重的情形，在蒙元以后，在明清時期，和宋代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有一些做蒙元史的學者，像周良霄先生、張帆老師，在他們的著述、文章里都說，經(jīng)歷過元代，中國在政治——管控、集權(quán)、專制、獨裁這些方面，可以說某種意義上是走上了另外一條路。

何為陳寅恪心目中的中華文化之復振？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虞云國：剛才鄧老師提出，對于陳寅恪先生的著名論斷——“造極說”，要從歷史的角度去全面認識。陳寅恪先生在1943年提出這個話，肯定是有他自己的寄寓在里面，他是借宋朝的文化之酒杯來澆自己胸中之塊壘。

如果通觀陳寅恪先生關(guān)于宋代的一系列論述，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他對宋代文化的評價總體是相當高的。比如他在給蔣天樞《贈蔣秉南序》里面，也有類似的說法：“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

我想陳先生主要是從人文思想角度高度肯定宋朝的。相對說起來，宋代確實是比較自由開放。我認為他所肯定的，是他為王國維先生紀念碑所提的那句話——“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在這點上，宋代比起其他的帝制時代，確實是達到了他評價的高度。

所以，并不是說宋代一切文化都造極了、所有文化的層面都造極了。在以后的明清時代，還有各自發(fā)展的方面。

另外，陳先生這句“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之后還有一句話——“后漸衰微，終必復振”。

對于不是搞宋史研究的大眾來講，恐怕會引起另外一種誤解——所謂“終必復振”，是不是一定要回到宋代文化上面去？其實不是。他在另一個地方為中華文化提出了一個方向——一方面要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另外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

外來的好東西我們要把它吸收過來，無論是制度、文化還是其他科技方面的東西，要秉持開放的態(tài)度。另外一方面，本民族優(yōu)秀的東西，也就是陳先生所強調(diào)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們還要把它秉持下去，不要把它拋掉。這個才是陳先生心目中的中華文化之復振。

接下來，我把鄧廣銘先生關(guān)于宋代文化的論述做一個排序。

“兩宋期間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nèi)，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這是鄧廣銘先生在1986年的論述。他提出了“空前絕后”。

但是后來鄧先生對于宋代文化“空前絕后”的評價好像有所修正。他為陳植鍔先生《北宋文化史述論》寫的前言中有這樣的表述：“宋代文化的發(fā)展，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nèi)達于頂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這是他在1990年的一段論述。

這里面我認為，他是把明清之際“西學東漸”以后的文化劃出來進行了一個比較——在明清之際西學東漸以后，我們的文化又有一個新的發(fā)展。在這以前，是空前絕后的。

而后在1992年，中國宋史研究會有一次國際宋史討論會，鄧廣銘先生的開幕講話里有這么一段話：“宋代文化發(fā)展所達到的高度，從10世紀后半期到13世紀中葉這段歷史時期，是居于全世界的領(lǐng)先地位的。”

所以，對于陳先生的論述，我認為我們要從他的整個宋史觀、中國文化觀去理解。我們要把鄧廣銘先生所有關(guān)于宋代文化的論述串起來，才能得出一種比較準確全面而不走樣的理解。

“造極”之世何以不是強盛的漢唐，而是宋朝？

“為與士大夫治天下”

黃博：謝謝虞老師精彩的分享。聽了之后我感覺當年陳寅恪、鄧廣銘先生的“造極”以及“空前絕后”說，都是帶著強烈的文化自信提出的。我們剛才說漢唐明清在很多地方的強勢遠超宋代，但是有一個叫作史堯弼的人，在南宋初年大宋風雨飄搖的時候，他竟然還敢說“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我宋朝文物之盛，比漢唐還要厲害。我覺得這樣一種宋人的自信，是我們今天理解宋代文化的“造極”，或者說宋代文化魅力的切入點。

王瑞來：實際上，準確理解陳寅恪先生的“造極說”是很困難的。或者說，這個問題分很多層面。

何以造極？這實際包含了我們?nèi)绾握J識宋代歷史的問題。每個人，包括我們宋史研究者心目中的宋代都不一樣。剛才虞云國先生用陳寅恪先生紀念王國維那段話——“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來詮釋“何以造極”，我覺得是抓住了它的本質(zhì)。

我的學術(shù)研究主線是士大夫政治。士大夫政治是從宋代開始的。大家就會問了，任何時代都有士大夫，為什么士大夫政治是宋代開始的？這個就和北宋擴大科舉規(guī)模有關(guān)系。

大家知道，科舉從隋朝開始發(fā)端，一直到唐朝的時候都涓涓細流——每一科登第者都只有十幾個人、幾十個人，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了北宋太祖朝。太宗朝開始大規(guī)模擴大科舉考試，一次取士達到幾百人甚至上千人。十幾年持續(xù)下來，到了太宗朝后期，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已經(jīng)登上了政治舞臺的頂端。比如寇準，就是其中之一。

宋代的科舉和唐代的科舉有什么不一樣？實際我這個問題也是在回答“為什么造極于宋代，而不是強盛的漢唐”。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士大夫政治。

我們也可以用“唐宋變革說”的話語脈絡(luò)來講，士大夫政治是繼承了一種平民化的方式，人人都可以參加考試，憑成績來錄取。在唐代的時候，要想考科舉，還要行卷——把自己一些好的文章拿給一些有影響的高官看，然后才能獲得機會。但是宋代是“密封糊名”，做到了相對公平。平民通過努力，也可以走入仕途。比如說范仲淹就是這樣。

這種士大夫政治造就了我們所說的中國歷史上最好的40年，就是宋仁宗時期。

文彥博有所謂“為與士大夫治天下”，大家都拿這句話來講宋代的君臣共治，這是一個很大的特點。不光是君臣共治，士大夫幾乎是在實際上和具體的皇帝平起平坐。王安石講過這樣一句話：“雖天子，北面而問焉。”即使你面南背北為王，也要轉(zhuǎn)過身來（面北）恭恭敬敬向我來請教。

何為宋代士大夫昂揚的斗志和深刻的自信？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王瑞來：“為與士大夫治天下”講如何共治，但北宋張載的那句話更重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里面沒有君主的影子，充滿了士大夫的自豪。

我曾經(jīng)在我的一篇文章《將錯就錯——宋代士大夫的“原道”論》中說道，漢字里的君，一般是指君主、指皇帝。但是在先秦并不是這樣。在先秦，君是指諸侯國國君，天下共主比如周天子那才是天子，相當于后來的皇帝。

在戰(zhàn)國時期，競爭都比較激烈，人們都想把人才聚攏到自己麾下。你看戰(zhàn)國時比如孟嘗君招賢養(yǎng)士，《論語》也有講到，春秋時代就這樣，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都是在招攬人才。這個時候，哪個地方政治親民，人們就到哪里去，沒有太多的顧慮。連孔子都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這時候就產(chǎn)生了很多限制君權(quán)的言論。大家都知道孟子講“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還有講，如果你把我當草芥，我就把你當寇仇。后來朱元璋看了這些言論非常不爽，認為這些都不應(yīng)當是做臣下說的，后來做了《孟子節(jié)文》。

為什么有這些言論？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劇烈動蕩，君的意思，就是指諸侯國君。但是到了大一統(tǒng)——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以后，秦漢以后的君就是指皇帝。宋人有他們的儒學素養(yǎng)，完全清楚這就是用來限制諸侯國國君的言論，他們把這個思想資源作為一個武器來限制宋代的皇帝，所以才使得他們有昂揚的斗志和深刻的自信。

宋代士大夫的這種精神——我講的“士大夫”是一個集合的概念，并不是個人。士大夫中不乏無恥者，但是從整體上說，即使只是少數(shù)人能夠體現(xiàn)這種精神，它也是值得贊揚、值得繼承下來的——后來是為中國士人所繼承了。“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作為一種基因，已經(jīng)植入后來士人的精神血液當中。

所以像明代，具體皇權(quán)發(fā)揮得很厲害，動輒廷杖士大夫，但是前面打倒了后面接上去，這種士大夫精神就是來自宋代。所以，“造極”之世何以不是強盛的漢唐，而是宋朝？是因為它有士大夫政治。士大夫政治體現(xiàn)的精神就是一種自由的精神。我覺得這一點是陳寅恪先生內(nèi)心里面深深向往、羨慕和希望能夠發(fā)揚光大的東西。當我們了解陳寅恪的思想脈絡(luò)之后，我覺得這種詮釋應(yīng)當可以成為一說。

黃博：謝謝王老師。王老師給我們闡發(fā)了宋代的魅力來自于自信，而這種自信來自于宋代士大夫階層的崛起和士大夫政治的運作。

不過包括君臣共治在內(nèi)的士大夫政治，有多少是他們的理想，有多少是實操中的現(xiàn)實？這個其實是值得我們考慮的。

宋代何以國家治理水平高于明清？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趙冬梅：剛才鄧小南老師說，我們要回到歷史情境當中去理解古人，同時在歷史情境當中認識學者所寫下的那些文字。其實我印象中的鄧廣銘先生說的“空前絕后”，是說“在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nèi)，截至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為止”。我感覺鄧先生和陳先生相比，一方面在時間上是往回收了，在面向上，可能又是比陳先生大了。

還有一個跟接受史有關(guān)聯(lián)的問題是，為什么過去的大概20年間，宋朝在中國普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心目中的印象，變得完全不同了？傳統(tǒng)上講，中國人談我們自己的歷史，最自豪的部分是漢唐，宋代其實是不被重視的一個部分。可是在過去大約20年間，宋朝就變成一個受人待見的朝代，甚至坊間還有年輕一代的“宋粉”出現(xiàn)。

今天當我們贊美宋朝的時候，我們要贊美的是什么？

宋朝畢竟是傳統(tǒng)中國的帝制發(fā)展脈絡(luò)中的一個鏈環(huán)，它是前面朝代的延續(xù)，也是它之后朝代的前身。我們今天應(yīng)該有一個更加理性的態(tài)度，首先學術(shù)界對于宋代實際狀況的梳理，就該有更理性的態(tài)度。另外公眾的閱讀，我想至少來到這里和在網(wǎng)上陪伴我們的讀者，都是有能力來區(qū)分、認識更加復雜的事物，有能力以更接近事物本來面貌的形式去認識宋朝的。

其實陳寅恪先生還有一句話：“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為自由。”如果我們用它來解釋“造極”，這會是一個特別簡單的答案。但是我們要回到陳先生的原話，這話在說什么？他是在說駢體文的寫作。

駢體文是一種高度講究形式美的文字，很難寫。既要這么講究形式美，又要能夠表達思想，陳先生說這個太難了，所以只有在一些思想最為自由的時代，才能寫出真正好的，既有形式上的美觀又載道的文字。

我覺得陳先生說的六朝及天水一朝的“自由”，可以放在一個更長的歷史時段當中來看。六朝的自由是一種破壞性的自由，是舊有的經(jīng)學已經(jīng)禁錮思想，所以要打破傳統(tǒng)道家的東西，還要把佛教的東西引進來，打破舊的思想框架。

然后宋朝的自由，從打破舊思想框架開始，經(jīng)過了漫長的時間，在一千年之中，比如說佛教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讓中國人的思想變得更加深邃。可是，中國畢竟是中國，我們最終還要有“我的”建設(shè)。所以前面的自由是一種破壞的自由，到宋朝，思想的自由是一種“建設(shè)”的自由。

但是一個新的東西建設(shè)出來之后，比如到南宋，我們看到了集大成者朱熹。但是當朱熹的理學被立為官方正統(tǒng)的時候，也就意味著新的教條開始了。

另外還有一個我自己的感受，我之所以覺得宋朝“造極”，其實就是承認宋朝在某些方面是空前的、是絕后的。我和我們系一些搞元明清史研究的同事們聊天的時候，大家都比較一致、非常心悅誠服地認為，宋朝在國家治理的層面上，治理的水平就是很高的，就是比元明清高。

關(guān)于君臣關(guān)系，我推薦大家讀姚大力老師很早的一篇論文，談宋代還是承認“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就是以禮義換忠誠。但是到了朱元璋的時代，我們看他在說什么。如果和宋朝相比的話，思想的自由度大大降低了。比如說明朝人會覺得，“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本身就不對，誰敢說這樣的話？可這是夫子說的話呀，就連孔子說過的很講道理的話，明朝人也會“輕視”它。

所以在這個角度上說，我個人覺得，宋朝確實在政治、文化上有出現(xiàn)過“造極”的現(xiàn)象。

黃博：謝謝，趙老師把宋代文化的魅力以及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闡發(fā)得非常精彩。通過剛才趙老師講的宋代文化的“破”和“立”的兩方面，我們能夠感受到宋代的思想的深刻程度真的很厲害。在這個意義上來講，“何以造極”不是數(shù)量上的造極，而是深度上的造極。

（北京青年報）

責任編輯：

總結(jié)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今天当我们赞美宋朝的时候，我们赞美什么？的全部內(nèi)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如果覺得生活随笔網(wǎng)站內(nèi)容還不錯，歡迎將生活随笔推薦給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