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救得了中兴？下一个是华为吗？
自助者天助之
繼中興通訊后，美國的大招還在繼續。
據路透社報道，周二(4月18日)，美國電信監管機構提議，將禁止政府項目采購來自那些對美國電信網絡構成安全威脅的公司的設備，這一規定可能會進一步損害華為和中興的產品在美國市場的銷售。
據稱，美國商務部已向華為公司發出行政傳喚，要求華為提供過去五年向朝鮮、伊朗、敘利亞、古巴和蘇丹出口的全部信息，配合美國對通訊技術出口限制的調查，旨在查明華為是否違反了美國的技術禁運。
就在兩天前，美國商務部對中興通訊長達7年的禁購零部件引發軒然大波。7年之癢，偏偏是在這行業處于變革之時。中興將要錯過了的，可能是整個5G時代，還有“中國制造2025”。
那么，美國舞大棒的依據究竟是什么？受罰的中興受傷有多深？中美貿易戰下，公司應該如何選擇？
還原中興通訊被禁購零部件7年的始末，大多數人都會給個“作”的評價。
2017年3月，中興通訊違反美國對伊朗出口禁令，認罰8.9億美元，并附帶3億美元罰款視未來七年執行情況而定。雙方達成協議還規定，中興通訊承諾解雇4名高級員工，并以減少獎金或斥責的方式懲罰35名其它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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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是，2018年3月中興通訊承認并沒有懲罰35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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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務部長Wilbur Ross稱，“中興在當初被美國列入‘實體名單(Entity List)’時向我們撒了謊，在后來的暫緩過程中又向我們撒了謊，最后的調查過程中，還向我們撒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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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Wilbur Ross的“謊言言論”依據何在呢？目前，美國的制裁與進口管制法律，主要有三項：
IEEPA（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在國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美國經濟遭受異常的或特別的威脅時，可以阻止相關交易并凍結財產；
ITAR（國際軍火交易條例），禁止從美國或美國境外出口或轉出口在USML（美國軍火清單）中所列的主要適用于軍事應用的原產于美國的防范性物品和服務；
EAR（出口管理條例），規范大范圍的原產于美國的商品、軟件和技術的出口、轉出口和視同出口，包括那些雖然本意單是為了民用但卻同時具有民用和軍事或擴散應用特性的商品、軟件和技術。
此次中興通信是吃了EAR的苦頭。此前(4月6日)美國以“俄羅斯干涉自家2016年總統選舉”為由頭，制裁7名俄羅斯大亨及12家公司，適用IEEPA。
但中興的受罰，僅僅是因為犯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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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興，國內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言論。
有些觀點簡單明快：美國重規則沒錯，中興通訊不守規不誠信則當罰，而且罰的有理有據令人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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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觀點則異常沉重：中興貴為大國重器核心資產、第二大電信設備制造商、5G急先鋒。以中興的千億規模的體量，一旦倒下對中國通訊科技產業的影響，實在是不可估量。美國此時發難，不僅是要干掉中興，更是要壓制中國制造2025這一偉大戰略。
看似爭鋒對立，這倆觀點其實是統一的。
亞當斯密有兩本經典著作，《道德情操論》講同情心，《國富論》講自私。看似是矛盾，但含義其實是統一的——人要有同情心，但不自私會被自然淘汰。
回到中興通訊的例子，美國講規則沒錯，但規則更是國家意志和意識形態主導。最終還是自私控制著行為，帕累托條件尋求理想分配控制著行為。沒有中興通訊，也會有上興通訊、下興通訊觸這個霉頭，當然肯定是在正當規則下的打擊。
既能認定你違法違規又能符合意識形態，這種例子在美國并不鮮見。華僑孫啟誠的國寶銀行(Abacus?Federal Savings Bank)，是08年金融危機過后唯一被起訴的銀行，美國政府認為其是“造成金融危機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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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Abacus也存在違規發放貸款，但區區10億美元規模的“小店”，扣上次貸危機的大帽子也確實太過聳人聽聞。檢察院的歧視，“小而有罪”與“大而不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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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問題值得好好思量，不可一根筋過左過右。如查理芒格所言，如果你只有一種思維模型，研究人性的心理學表明，你會扭曲現實，直到現實符合你的思維模型。諺語云，手拿錘子的人眼里，每個問題都像釘子。
不過，過去的成本已經不是成本，“問題是怎么決定的”永遠沒有“問題決定什么重要”。那么，中興通訊被禁購7年決定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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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禁購7年這集悶棍，上游抽梯子，對中興通訊業績有多大影響？往嚴重里說，很多關鍵器材都沒有了原材料，無法組織生產，更無法對下游客戶供貨，弄不好分分鐘就“眼看它樓塌了”的節奏。
當然，你不供貨我不能坐以待斃，當然要去找替代。但這個過程，同樣十分艱難。
中興通訊運營商網絡收入638億元，占58.62%；政企業務收入98億元，占比9%；消費者業務收入352億元，占比32%。這其中最核心的落腳點在于：基站、光通訊和手機，缺供的重災區就是老大難“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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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的芯片與小飛機芯片不可同日而語，試用到量產最少得2年，這一塊國產沒有供應；光通訊領域國內的廈門優迅能實現量產，但只限于低端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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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高端芯片的供應，意味著什么你應該很清楚，通訊半導體的世界，可不存在拼多多憑消費降級逆襲的故事。
事到如今，究竟誰能救得了中興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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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三一重工起訴奧巴馬政府成功。當時奧巴馬簽署總統令叫停三一集團關聯公司在俄勒岡州投資的風電項目，三一集團一怒告上美國哥倫比亞地方法院，訴奧巴馬此舉違憲，當年7月三一集團勝訴。此外，上面提到過的國寶銀行，花掉1000萬美元律師費，最終洗去不公對待。
那么，中興通訊是不是也有機會？
但三個案例之間，其實區別挺大。前倆者停留在訴訟階段，中興則是判后再犯。一邊有改，一邊實錘，三一重工和國寶銀行的按例可能“救”不了中興通訊。
其實到了這個級別，只能看政府能出什么牌了。如果政府不出牌，可能中興通訊也就回天乏力了。不管中興是自己嘴里的5G先鋒，還是外界部分人認為的創業元老借關聯殼賺錢、海外行賄為常規手段的一家治理混亂的公司。
誰能救中興通訊？只有一個準則，“自助者天助之”！不管是對中興通訊，還是對于華為、小米來說，莫不如此。經營公司是一件如履薄冰的事，既要謹慎的遵守當時的運營法規，也要努力的超脫行業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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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點來講，同樣面臨危險的華為安全得多。2017年華為年報顯示，其研發費用高達897億元，占全年收入14.9%。華為研發費用折合美元138億元，僅次于僅次于亞馬遜(161億美元)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139億美元)，總額居全球第三。
不僅資金要投入，人才更要投入，兩者交合才能擦出科技進步的火花。還是那句話，“自助者天助之”。希望中國的芯片產業能持之以恒，早日崛起。
本文作者人大相食，文章原發于“阿爾法工場”。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谁能救得了中兴？下一个是华为吗？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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